“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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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7.2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提　要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 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 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表1 1957　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6,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 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　03‰下降到1961年的18　02‰，死亡率由57年的10　80‰上升到1960年的25　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①，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两落”（较高　　骤低　　更高　　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１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１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略)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力上述新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与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的公布

　　我国在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全围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面次普查规模更大，普查项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项目；同时首次采用电子汁算机处理，可以把大量的详细资料准确地整理出来。这次普查用手工汇总的简要数据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详细数据，先后于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报或出版物的形式发表。

　　人口普查是一种横断面的调查。但是，正如树木横断面的年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长历史一样，人口的横断面资料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纵向发展历史。请看根据1982年普查所得的当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绘成的金字塔困（见图２）。

　　从图2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并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现出明足的短线，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率降低初婴幼儿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况。 图中 10岁到19岁人口突出的长线，则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补偿性超常增长和婴幼儿死亡率降 低的情况。 图中 9岁以下的短线则反映了从70年代初开始加强计划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况。

　　图２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略)

　　1983年因家统计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从而有了三个金字塔图。这就使得三次普查之同相对应的年龄人口数字　可以相互验证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因素），从而便于判断各次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并为估算三次普查年同隔期各年度各年龄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1964年普查取得的0至 5岁男女人口数， 对于弄清“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各年度的婴幼儿出生和存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紧接着组织了1‰生育率抽样凋查，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 30万名 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详细调查　包括1940年以来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于 1983年公布。此外，卫生部还公布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国8.5亿人口的范围内进行的以恶性肝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惆查结果。

　　上列各项详细资料的公布，为研究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变化的全面情况，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情况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这些详细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横断面教字转化为纵剖面的分年数字？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

　　各国的人口学家和统汁学家在上述资料公布后，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户口本？1‰生育率调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普查数字质量究竟如何？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别年龄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否人力修正的结果等等。他们花费了将近 1年的时间，依据人口学和统汁学的理论及方法，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我国新公布的各项资料的内部和外部一致性及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了仔细的，反复的验证，才最后对其中主要教据的可靠性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久蒂（J　Banister） 于 1985 年在《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l954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徉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令人惊奇的是：不顾方上低报出上人口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普查和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这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那种局面。”美国人口学家罗纳尔德　弗里得曼在《 l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质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胆进行了全面培训、试点凋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遍的检查和抽样，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设》一文中写道： “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演变真实和大量的人口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到了一个相当可贵的飞””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科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的。”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 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 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了重新估算。

　　除科尔的上述研究结果外，法国的卡洛、美国的班久蒂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我国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现将三位外国学者估算的数字列表如下（见表２、表３）。

　　科尔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个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同时对阴历13个月的闰年与非闰年的数字作了一些调整。科永估计的死亡率是以他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为基数，减去实际存活的人口数估算出来的。班久蒂和卡洛的估计方法与科尔有所不同。

　表２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表３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死亡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　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10.80　　19.0　　18.12　　13.24

　1958　　11.98　　20.4　　20.65　　15.98

　1959　　14.59　　23.3　　22.06　　19.20

　1960　　25.43　　38.8　　44.60　　40.76

　1961　　14.24　　20.5　　23.01　　27.03

　1962　　10.02　　13.7　　14.02　　18.28

　1963　　10.04　　13.0　　13.81　　21.22

　1964　　11.50　　13.5　　12.45　　20.82

　1965　　9.50　　 11.1　　11.61　　10.26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20。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②。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 590万， 1964年为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 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线性）　死亡总数为

4180 万。 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五。 ”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 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一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万。”③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部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

　　笔者和我国一些人口学家在1985年曾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于 6月 5日至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合。会上笔者宣读了题为《中国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可靠性》的论文　并听取了各国学者对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的意见。参加会议回来，写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该文在《人口研究》双月刊1985年第6期摘要发表），并于1985年8月间在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发言中提出了四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笔者要求此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性，不掺入任何主现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汁学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较高的国际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务。

　　蒋正华主持的研究工作，首先着力于选取质量最好的调查数据作依据。经过对各种数据的深入评审和比较，确认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年龄、性别数据是可靠性很高的。三次普查相应年龄组数据的高度吻合也证明了它的高质量。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则以 1982年人口普查取得的普查前一年（1981年下半年和 1982年上半年） 的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的高质量已从普查后的现场复查中得到证实。

　　蒋正华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④，然后结合 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井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请看表 4。

　表4　蒋正华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

　　　　　　户口登记数　　　　蒋正华估计数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11、12。

　　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 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　　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

　　蒋正华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后，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评审。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见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审。与会者对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蒋正华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一些修订。上述数字是修订后的数字⑤。

　　蒋正华把这一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 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并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获得与会者的好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又在《中国人口--总论》一书中摘要发表。由于这个问题在此后没有形成热点，未见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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