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现代化”中老城只剩下“文明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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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雨果的怒吼

　　“我们美丽的老巴黎已经所剩不多了，可他每天仍在拆下去。我知道破坏文物者把巴黎圣母院粉刷得不像样子，知道他擅动了法院的塔楼，知道他拆掉了圣玛哥鲁尔教堂和雅各宾隐修院，知道他截去了圣诺曼德佩教堂上的大部份尖顶……破坏文物者有他自己的报纸和帮伙、自己的学校和讲座、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的一大套道理。破坏文物者有站在他一边的布尔乔亚。”

　　这是1832年，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向拆房者宣战》中写下的话。不久之前，《巴黎圣母院》刚刚搁笔，此后几十年间，他目睹了巴黎不断拆除文物建筑。在他和梅里美等文化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法国终于在1887年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律。

　　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雨果的这段话是在170年后。2001年，在北京出生成长的法籍作家华新民，在巴黎历史图书馆将其译成中文，今年又收入她的新著《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和雨果保卫巴黎一样，她不断援引欧洲古城作为最鲜活的例证，用笔为北京，为“孕育了中华古老文明的漫漫热土”竭力大呼。

　　不难想象，如果不是19世纪人们的奔走呼告，今天在欧洲还会留下那些韵味无穷的古老市镇吗？如果没了这些具体的历史空间，欧洲的文化又从何触摸和体验呢？陈乐民先生曾说：“我们经常形容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欧洲也是博大精深的。我感到你不了解欧洲，很难说了解了世界。它不仅仅是地理的欧洲，还是文化的欧洲。”文化的欧洲，并不只是存在于雨果的小说、黑格尔的哲学、莫扎特的音乐之中，它也活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塞纳河、吕贝克、萨尔斯堡等地的风景和街道里，活在内部不断现代化而外观亘古不变的民宅、咖啡馆、画廊、博物馆所构成的城市生活里。

　　国人一度曾将现代化理解为了高楼大厦和大马路。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将眼光移向了西方，移向了欧洲，才发现现代化还有更全面、更平衡的路径。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而先知先觉的中国人随即在1982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立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并公布了第一批保护名录。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让中国的城市保护立法早早地跟上了世界潮流。

　　人们还发现，不仅在西欧的威尼斯、罗马、里昂……甚至在苏联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东欧的华沙、克拉科夫、布拉格、布达佩斯……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完好地保护了古城。人们这才领悟到：几十年前梁思成、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提出的新城和旧城分开、另建新城、两者并行不悖的方案，其实是后工业国家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可是，有了立法和规划的觉醒，但老城仍在不断地少下去。在热爱古都文化的人们看来，每一个胡同门牌的消失，都是一场悲剧。美术馆后街 22号、孟端胡同45号、察院胡同23号……每一座四合院的倒下，都会有人质问：这么美的建筑，为什么要被拆除？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向欧洲古城学习？在质疑声中，人们仿佛听到了雨果的怒吼在中国的古城回响。

“安居乐业”之基

　　深感困惑的人们，翻开我们的法律，又找来国外的法律章约，从《马尔罗法》到《华盛顿宪章》，想找出拯救中国古城的办法。然后，他们会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上写着：禁止老城的大拆大建。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没有权利侵入并拆除私人的房地产。在这样的财产权体系下，文物法规只需要对房主人保护、修缮历史建筑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是法国《马尔罗法》或英国《城市宜人法》背后的“常识”。当推土机可以随时以“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 ”的名义碾过旧城的时候，对这些法律章约的借鉴完全失去了意义。

　　摊开20世纪的中国法治史，其实也是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作为一种普遍的“常识”，保障公民的居住和财产权，也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始终：先有1908年《大清国钦定宪法大纲》“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再有民国时期的各《约法》、《宪草》、《宪法》，皆明文保障人民之住宅、财产的所有权，而人民共和国的多部宪法，也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古今中外，稳定的财产权+良好的公共服务，是一个城市得以源远流长的生命“常态”。当“常态”得以自然延续，老城则兴盛；当“常态”被人为打乱，老城则衰败。1958年以来，中国受苏联模式影响进行住房国有化，先是对部分私房进行“国家经营租赁”，后在“文革”期间对全部私房强行接管；而近二十多年来，老宅的腾退不力，加之公共服务的长期滞后，其结果，是昔日令人赞叹不已的中国古城出现了大面积的衰败。

　　同中国一样，一些东欧古城虽在城市规划中保留下来，但是混乱的产权也造成了街区的衰败。例如斯洛伐克的古镇班斯卡（Banská　tiavnica）曾以矿业著称，一度相当繁荣，但自1970年代起趋于衰落。1990年代起，当地居民展开了“城镇再生”的工作，通过明晰房屋产权，改善基础设施，成功维持了当地居民的居住信心。通过文化遗产的修复，既提升了旅游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更让这座古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改使得千万中国人再次获得了不动产——这一最大的家庭财产，公民财产权意识正在空前觉醒。一方面，保护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角色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物权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该以怎样的运行逻辑走向未来呢？

　　20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的“旧城改建”概念，其源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50年后的今天，“旧城改建”或“旧城改造”依然有着巨大的惯性。由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加上巨大的商业利益，旧城改造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可是，我们有权利追问：对旧城为什么一定要是冷冰冰的改建、改造？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循序渐进地改良、改进，或是改善？或者，对人居环境的改善，主体为什么只能是政府？不能像欧洲那样，是居民、社区和社会？

　　华新民女士将《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献给所有希望安居乐业的人”。我们已经痛感立法和规划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但归根到底，保护还应靠正确的机制。其实，通过财产权的保护，让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就能使城市回归她的生命常态。中国的旧城就能和欧洲一样，获得由内而外的复兴。

重建“国粹”的自信

　　1998年5月，法国里昂成为世界遗产城市时，居民们也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生活、工作、购物、看展出的市中心，竟是同威尼斯或布拉格一样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人类遗产！从最质朴地对家乡的热爱，到对法兰西文化的自信，法国人精心呵护的里昂、波尔多、斯特拉斯堡等古城，现今都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而我们的古城呢？“敝帚不能自珍”，首先应是价值观，特别是决策者及其周围的“专家”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正如梁思成所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茫然无所知”。

　　梁思成出生于日本，求学于美国，这些“国际化”的背景，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痛感“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上世纪30年代，日寇的炮火已打到长城脚下，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奔走于华北各地调查测绘古建筑，不想让我们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逊色于常盘大定、关野贞等日本学者。

　　1950年的《梁陈方案》，的确让梁思成的人生，更让北京城的命运蒙上了悲剧色彩。几十年后，在老城上建新城的“聚焦”效应日益严重，成片的胡同在“ 危改”中消失的悲剧在继续发生。梁思成的学生吴良镛院士直斥：“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南京的老城南是吴良镛的故乡。去年3月，他在南京疾呼“城南地区应重点保护”，因为那里承载了南京最密集的文化，具有“千层饼”似的文化积淀。话音未落，空前的“危改”今年再次抬头，“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明清传统民居群，幸免于侵华日军炮火，却在“镶牙式保护”中被夷为平地。

　　形成对比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旧官僚、新权贵”在“颐和”、“珞珈”、“灵隐”、“普陀”诸路兴建的西洋式公馆别墅，却得到了一些人士的礼赞：“一个比一个有情调，形状各异，找不到一座式样重复，有仿美的，有仿法的，还有西班牙式的，日本式的，几乎成了各国住宅的展览馆。”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对此评价：“厚今薄古、嫌贫爱富！”若从文化价值观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的一种当代表现呢？

　　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曾讲过一则故事，楚国有连城璧而不识，弃之为顽石；卞和以刖两足的巨大代价，终使其大放光彩于天下。而今，把古民居以“破房”、“危旧房”、“没有保留价值”的名义一扫而光，该让多少当代“卞和”有“抱玉痛哭于荆山”之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州流传过这样的说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留下一句话“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结果杭州就以此为“动力”，开展大规模拆建。实际上，据考证尼克松当初的说法是“古老的城市”，对杭州毫无贬义。多年后，杭州人才认识到当年“走了一条弯路”，决心对全市剩下的1万多间老房子都“应保尽保”，认为这是“文明的碎片”。

　　在三十年的中国城市化中，多少古城在所谓“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伪现代化’”中已逐渐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如今，北京的胡同，南京的老城南，广州的骑楼，老城只剩下“文明的碎片”。古城虽已不能完璧，但我们更应向欧洲的老城市学习，用文化的自信心和抢救濒危遗产的态度，让它们如“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后汉书·班固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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