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毛泽东谁是真命天子/朱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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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的黄仁宇先生是历史学前辈大家,他的遗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虽然写作于蒋介石日记开放以前,只是看到其他著作转引的部分日记,但仍颇显卓见远识。他责问以往相关的历史作品说:“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的接班人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销,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今,而且从1920年间至1990年间尚有显著的差别?难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也就是说,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历史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都犯了很多“错误”(姑且叫错误,因为许多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他们仍然对历史的前进有所贡献。笔者非常赞成黄先生的观点,笔者一直认为,对立的双方往往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社会是在新陈代谢中前进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进步,也有一代人的问题,因而形成更新和淘汰。蒋介石是个失败的豪杰,但我们今天读史,不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理解他在中国历史前进运动中的地位。历史学家不必党同伐异,我们只是希望理解历史究竟是如何前进的。

　　既然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理解蒋介石,当然难免见仁见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只是从学术的角度,就黄先生书中的部分见解进行商榷、修正和补充,以尽后一辈学者的责任而已。

　　圣贤还是真命天子?

　　蒋介石在1936年11月10日日记中自述:“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期,不复以豪杰自居矣。”黄仁宇先生书中引文作“以圣贤自责”(第115页),并认为“蒋介石从未自承已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意做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但原日记系“自期”, 不是“自责”,含义自然不同。蒋写下这句话时,除红军江西失败后到达陕北的残余部队之外,当时中国各地都已在名义上归附中央,他自感已经为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基础。

　　本来从大历史的角度,不必纠缠这类细节,黄先生在本书中的细节也似嫌过多,而大历史的解读则有所不足。

　　从这段日记,我们看到蒋在思想上仍是一位很传统的政治领袖,跳不出豪杰和圣贤的范畴。根据蒋介石1931年日记后面记录的回忆:“余自觉民国三四年间进德不浅,悔悟昔非而今是,王阳明、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自此,蒋介石读书非常勤奋,涉猎古今中外名著以及《圣经》,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儒学经典和后世大儒著作。我们再举一则日记,说明蒋介石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微弱。1940年3月18日:“ 颜习斋先生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余则改:‘ 安天下之道为:重考核,整纪纲,裕民生,而富天下之道,乃改为开矿,均田,兴电力,至于强天下之道则无异议也。’”当时社会各界正在呼吁实现宪政民主,蒋介石本人也曾表示要“还政于民”,但终究还是维持了一个传统的威权统治。

　　蒋介石不仅以圣贤自期,黄仁宇先生在引用了蒋介石1930年4月11日的日记后也认为“有帝王口气”(第75页)。显然,黄先生读到的蒋介石日记摘录,回避了一些内容,根据现在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作为革命家的蒋介石虽然没有以帝王自居,但却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这与以真命天子自居并无根本区别。这类言论,在日记里常常出现。这里略举几例:

　　1931年7月1日:“安危无从捉摸,此时惟有信心,为国为民做去,实行三民主义以救中国之外,再无其他妙法,故自信,惟有余乃能救国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国,则不能离三民主义,亦不能使中正败亡也。”1931年8月24日:“天如不亡中国,惟有余一人,方能负此大任也。”1935年3月31 日日记中书写的格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句话我们现在可以在故宫乾隆皇帝的卧室里看到。

　　1948年2月8日日记记录他对张群说:“须知吾人始终立于革命地位,中华民国今日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有否实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只要余生存一日,则必能保障国家之生存。”我们在这里强调蒋介石的天命观念,并不是要据此否定蒋介石,或对蒋介石进行批判,那是政治理论家们的事。作为大历史的分析,是要读者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还十分严重,对于一位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者来说,也不能幸免。这是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时代的特征。黄先生读到的日记不是全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他的过错。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蒋介石还是个中世纪的领袖,而非现代性的领袖。

　　统一战争

　　蒋介石给自己的使命,就是国家的统一、独立和复兴(现代化)。但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的统一,也就是安内的问题。

　　如何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历史?黄先生的观察有些犹豫,判断不太明快。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然则此时人民已受军队劫掠,索饷之士兵则由将官一声叱咤而处死刑,此时此刻公私权利是否存在?若是蒋介石专制独裁,则冯玉祥、阎锡山与唐生智可以算作民主之发言人?所以,历史学家至此已别无他法,只有如蒋廷黻之相信中国无从避免独裁。蒋介石之作为可以在将来诱导出来一个民主体制,此刻却不能立即成为民主。”这段话有合理性,黄先生承认蒋介石作为独裁者是历史的产物,其实,蒋介石的反对派冯阎唐等人,也是独裁者,传统的政治生活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只是在野者反对当权者时运用的现代术语。这是近代中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关于蒋介石的独裁和发展现代民主的关系,他用了一句很是模棱两可的话,即“诱导”云云。我们很明白黄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说,蒋介石有一个以独裁训政走向民主的政治规划和实践,实在缺乏说服力。而如果说蒋介石的独裁训政和现代民主没有关系,那么蒋介石的继承者蒋经国毕竟在台湾采取了走向现代民主制的重大步骤。虽然在蒋介石的理论体系(继承孙中山的理论而来)中也存在过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观念,例如还政于民,但始终没有实践,甚至只是权术。蒋介石是务实的人,与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不同。所以,我们只能就事实说话,他就是一个威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传统的任务,即清王朝崩溃后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二是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恢复民族独立问题,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不构成一个独立过程。近代中国重建国家统一的事业,经过了38年,而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历史中去评估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1931年7月22日日记蒋介石给自己的目标:“手拟对朝鲜侨胞惨案宣言稿。消灭赤匪,保全民族之元气,削平叛乱,完成国家之统一。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即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攘外,近日之战争乃为救国与卖国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面临的是非常艰难的环境。1932年8月18日日记:“汪之虚伪,北之蛮横,南之叛乱,赤匪之狡侩(狯),子文之跋扈,皆使人愤慨,不能自制,此等事若非我负担, 其谁能负之?上天之托付于余者,岂轻易之事乎?”汪指汪精卫,北指北方的各路军事领袖,南指两广的军事派系,赤匪指共产党,子文指宋子文,他的姻亲和重要干部。他在日记中反复提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系与各派军阀的冲突,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复杂斗争,他的亲信部下的道德和能力不足以支持他的事业,等等。1940年7月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表述:“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奸狯,美之贪吝自私,国际之不可靠如此,今后世界惟以强权狡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吾惟以正义与公理为本,以上帝与人格是依,成败存亡,惟有听之。”国际环境和国际援助,也难以支持他完成预定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要统一中国,当然也要消灭蒋介石集团。究竟鹿死谁手?当然不是凭天命,而是各路英雄豪杰角逐的结果。作为历史的运动来说,不可能预设谁应该统一中国,最后的结果是奋斗的自然产物。在奋斗的过程中,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有失败的可能。而如果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取得成功,同蒋介石一样,历史也只能承认这样的结局。我们不能在胜负未明之前就断定某某某没有资格奢望统一中国。

　　在国家统一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是一个阶段的缔造者:1936年9月反省录:“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此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日记此处不清晰,未能辨认)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这是蒋介石的重要历史贡献,他将民初以来军阀割据的局面进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国家实现了松散的统一。没有这样的整合,中国怎能组织起有效的抗日战争,而且长达8年之久?国共双方的发展,是互相磨炼的结果。蒋介石的努力,奠定一个基础,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了一个国共对决的平台。因为蒋介石已经扫除群雄,并且在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上也提升了一个台阶。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大大减弱了国际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平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还要有更多的磨难和工作要做。1936年蒋介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是中国社会最终走向统一的一个台阶,而中国的统一是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一个台阶地在新陈代谢的复杂的运动中,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来逐步提升的。只有明白了历史的运动,我们才能明白我们今后的走向:仍然只能一步步地提升。

　　人身关系的军阀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还必须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不是一位军阀?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军阀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和困难,也在这里。我们阅读蒋介石日记,上面提到的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诸人,在蒋介石眼里都是军阀,就是张学良、宋哲元、刘湘、龙云以及李宗仁、白崇禧,我们也认为是军阀 (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主张过民主还是没有主张过民主),他们的军队都是私军,归私人所有。那么,蒋介石就因为据有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军阀?军阀的定义当然不应该这样下的。

　　我们说蒋介石是军阀,并不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而是作为事实来分析。黄先生书中也提到“(蒋)对旁系将领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养人所谓之‘黄埔嫡系’”(74页),他显然不愿意下军阀性的判断,但他后面还提到:“蒋去职,宋子文也不合作(指与孙科任行政院长的政府),而且失去蒋之保证,借款尚成问题,又况黄埔军人亦只有蒋能随意摆布调遣。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击者之口实。一切由于蒋之‘军阀体系’及‘家天下’之作风构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机构,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组织皆无从脱离人身关系,只能先私而后公。”其实,黄先生“但是”后面的辩护词是完全不必要的。军阀体系的存在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运动的产物。

　　我们必须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军阀制度。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兴起,横扫东南半壁,曾国藩号召士大夫训练军队之后,出现了兵归将有的私兵制度。清朝前期的八旗、绿营的经制兵,由皇帝命将统率出征的,但湘军是不可能由皇上另外选将统率的。就是湘军内部,一位战将战死了,他统率的军队只能解散, 而不能另派将领率领。这就是近代中国军阀制度的起源。蒋介石的黄埔系成了中央军,并不改变私兵制度,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改变私兵制度的制度性措施,直到 1949年在大陆战败,黄埔系仍然只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而不服从代总统李宗仁的指挥。其他派系也一样,傅作义的部队,并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傅作义自己的, 桂系的军队也不是蒋介石的,而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这些军队的使用,蒋介石是不能直接指挥的,而必须通过这些将领的同意,由这些将领指挥。

　　黄仁宇先生多次提到国民党军队指挥关系中的“人本主义之性格”、人身关系(第12、26、232页)。他指出:“新军之全部设计,下至技术中之细节,始终未脱离他之掌握。虽孙总理亦无从改变他之决策,可以从他们彼此缄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长身份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之人身关系,凡此都与他所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的事业有若干相似之处。”(第26页)。蒋介石没有能够改变曾国藩开始的私兵制度,也只能成为最大的“一派系之头脑”(史迪威语,第 38页)。蒋介石在指挥军队作战时,不能用制式命令,而必须协商,必须尊重他们生存的要求,照顾他们的利益,否则的话,也许这支军队又要叛变了。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其实指挥的只是一支松散的联合部队,他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是黄埔系以及直接依附于黄埔系的少数军队。黄先生书第232页中提到孙连仲要求“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就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而不是国家的军队,不能打光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指挥本来就是不统一的,各派军事势力各有各的生存要求和方式。

　　因此,中国如果要重新统一,解决私兵制度是重要一环。国共对决,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解决不了私兵制度,无法真正统一指挥,不能不让位于解决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气的中国共产党。统一、高效率的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时代基础并无不同,因此,不能仅仅以中国还是个中世纪国家和农业社会来解释军阀体系,而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认识到清王朝解体后,国家从分解到重新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真命未归

　　我们在读蒋介石日记以前已经明白,蒋介石未能通过现代化转型尤其是土地改革来使自己获得统一中国的力量。我们也已知道,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开始, 对社会基层的动员严重不足,无法集结起整合中国的足够力量。由于没有足够的社会动员,没有解决私兵制度,蒋介石解决不了建设一个有效的高层机构的问题。我们没有读明白,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认为创造高层机构和翻转低层机构是“分属两种群众运动”。(第42页)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强大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低层社会的大翻转为前提的。人才是在这个过程中涌现的。我们读了蒋介石日记之后发现,没有低层社会翻转的依托,蒋介石确实不是一位“真命天子”。

　　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高,读书非常勤奋,事必躬亲,十分辛苦。决断果敢,临危不惧,多次身临前敌,屡遭危险,大难不死。他成为一时的领袖,自有他的特殊过人之处。但其短处也非常突出的。

　　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胜利以后,自以为可以凭借武力统一中国。1931年5月21日日记:“世之心理以为胡孙去职,政治无法,此种心理殊为大谬,其实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本来,以文治而言,胡汉民、汪精卫才有继承孙中山成为党魁的资格,他们把蒋单纯看成一个军人,并不愿意拥戴他为领袖,但是,蒋介石就是凭借武力而飙升为领袖,文治显有欠缺。1931年底,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重新复出后开始反省失败的教训。

　　1932年8月4日日记:“学然后知不足,余不学无术,而求其治平难矣!”所以,他一直很勤奋地读书,但他同毛泽东一样,主要仍然在传统的思维中吸取营养。这就是大时代的问题。同时,蒋介石求贤若渴。1932年9月1日日记:“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 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1934年8月10日:“本党本军与本团之败亡,其惨痛历史,未有甚于如吾身者也。天如有灵,盍不助吾以贤明之一二,以救危亡于万一也。”但是,蒋介石竟然一无所获,一直没有满意的辅弼之人,缺乏谋士良将,改变不了国民党的腐败风气。1946年7月10日日记:“昨下午批阅人事,铨叙厅无智无能,徒增余苦痛和忧虑,此乃不只铨叙工作,几乎无一部门主官与负责人而非如此也。思之悲伤。若自我稍一疏忽,即致错误,乃至不能补救,并无一人能为余设想预谋,稍分忧劳。此实不忍言者,而今则随笔记录,以增加余不德之罪。余果寡人独夫乎?天下果无贤能至此乎?”他当然不可能“一根军棍等身齐,打得三百座军州都姓蒋!”蒋介石志大才疏,自以为鹤立鸡群,而实际上,他的部下也认为委员长老了,过了时代,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头子。上下互不信任。

　　蒋介石暴躁的个性,而且城府不深,缺乏谋略,也很难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例如:1940年12月6日日记:“心燥性急,态度傲慢,殊非领袖群伦之道,应切戒之。”但是,他一直无法控制他的暴躁的脾气,因而经常误事。1941年3月5日后上星期反省录:“对溥泉斥责事, 悔愧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除胡汉民被他粗暴地扣押一事外,我们不知道其他两件事的严重性。其实,平时的暴躁脾气,则经常发生。西安事变的发生,就和他的粗暴脾气有关。

　　仅仅用现代化理论去解读中国近代史,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我们必须同时用传统思维,去理解中国近代史,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思维本来就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豪杰—圣贤—真命天子的思维逻辑,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国民党的运动方式为什么没有涌现一位能够统一中国的“真命天子”。一个在选拔、驾驭人才方面的能力有严重缺陷的领袖,即使在传统的意义上怎么可能真正走向成功?在这方面,蒋介石缺乏自我反省。黄仁宇先生把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作为三个段落(我们补充为新陈代谢)的分析,我们在原则上赞成,蒋介石的成败和个性缺陷,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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