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骐：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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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因为它解决不了信息问题。什么是信息问题？任何现代经济要运行，都必须能够收集和处理数量庞大的信息。在市场经济中，这些数量庞大的信息是由几百万个私人生产者同时处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要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市场经济，中央计划当局就必须有能力收集和处理原来是由几百万个私人生产者收集和处理的巨大数量的信息。问题不仅在于中央计划当局的计算能力。更主要的是，很大一部分经济信息是以零碎的和分散的形式存在的。这些信息只有由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处理才能够加以收集和利用。由于中央计划当局不能够收集和利用这样很大一部分经济信息，它也就无法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计划经济也就无法合理运行了。〔1〕

　　在我们分析信息问题以前，让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并不等于说每一件事情都纳入计划或者每一件事情都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决定。在计划经济中，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都由社会所有，全部（或大部分）社会产品都直接为了社会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私人占有或谋取交换价值而生产。由于实行了社会所有制和为直接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在计划经济中，生产者就有可能相互积极合作，并利用一切的现有技术，通过不同层次的经济计划，来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经济活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计划经济为什么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呢？如果中央计划当局，或者说，最高的生产者联合体，不能够处理所有有用的经济信息，它只须处理它能够收集和处理的信息就可以了，然后把其余信息交给下级生产者联合体去处理。不过在这样做时，要与降低协调层次所造成的不利的方面相权衡。至于下级生产者联合体，他们可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出相应层次上的经济决策，而把他们处理不了的问题交给更下级的生产者联合体或基层生产者－劳动者集体。数以百万计的下级生产者联合体和劳动者集体，就象市场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一样，可以处理数量庞大的零碎的和分散的信息。这样，计划经济至少可以收集和处理与市场经济同样多的经济信息。

　　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可能以更优越的方式利用经济信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生产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协调。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各个私人生产者各自独立地、分散地作出经济决策，不能够事先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经济均衡只能在事后以经济危机的形式，通过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来实现。

　　〔2〕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中，只要能够掌握相应的经济信息，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经济计划来协调许多生产者的经济活动，因而避免或减少由于没有事先协调而造成的对经济资源的浪费。这当然不是说，在计划经济中，中央计划当局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纳入计划，而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尽可能地协调各种经济活动，只要这种协调的收益大于收集和处理相应信息所需要的成本。这就为极大地提高整个经济的合理化水平提供了可能。而这个可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没有的。所以，计划经济不仅能够收集和处理与市场经济同样多的经济信息，而且还可以以比市场经济更合理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信息。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问道：那些下级生产者联合体和劳动者集体为什么要积极地收集经济信息并且按照经济上合理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信息呢？这就是所谓“激励问题”。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激励问题，信息问题是不能够真正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有生产者都直接为社会生产，社会总产品则按照民主决定的原则分配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利益－社会总产品－是一切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源泉，为什么不能用社会利益本身来有效地激励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追求经济合理性呢，也就是说，积极地收集和合理地利用经济信息呢？

　　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建立在为社会利益而生产的基础上呢？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生产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协调。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们有足够的激励在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倾轧，却没有什么东西激励他们相互合作。市场所给予的激励因而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相违背的。这个矛盾只有通过生产者直接为社会利益而不是为私人占有而生产来解决。所以，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就帮助人们追求和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言，为社会利益而生产（与为私人占有和交换价值而生产相比）是在经济上合理得多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Marx,1978a,160)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地决定了的利益。这个利益，只有根据社会所确立的条件、通过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Marx,1971,65)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利益本身就是实际的物质利益，并且是实现一切个人利益的前提，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了追求社会利益而生产和劳动呢？为什么不可以用社会利益来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呢？

　　当然，这并不能说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为社会利益而生产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解决不了搭便车问题。就是说，在任何建立在社会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制度中，劳动者的个人收益不直接取决于他本人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整个集体或全社会所有工人共同的努力，因而，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励每一个劳动者有效地工作和合理地工作。但是，搭便车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正是由于劳动者的收益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整个集体或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要增进其个人利益，合理的策略就不应当建立在个人抉择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集体抉择的基础上。问题不在于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什么是他增进其个人利益的最好策略，而在于对于整个集体或全社会的所有劳动者来说，什么是他们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最好策略。显然，如果每一个劳动者都采用搭便车的策略，据认为是最优的个人策略，每一个人都会蒙受损失。因此，搭便车的策略实际上是与增进个人利益的目的相违背的。既然是这样，并且人据说是有理性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那么为什么人们要采用搭便车的策略而不去采用对于集体来说或对于社会来说是最优的策略呢？

　　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下据说是不存在搭便车问题的。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在激励资本家追求私人利润方面是很有效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够给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人什么激励呢？实际从事生产过程的是工人，不是资本家，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用什么激励来使工人积极地收集经济信息并加以合理的利用呢？没有有效的激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工人都是潜在的搭便车者。资本主义经济要运转，就必须花费一大笔交易费用来对付搭便车问题。比如，很大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必须处于失业状态，以对在业工人施加竞争压力，否则后者就会变得非常“懒惰”。而在在业工人当中，又必须要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充当监督工人，帮助资本家执行劳动纪律而不能参加生产。

　　这说明，搭便车问题，与其说是产生于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压迫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状况下，劳动者对于追求经济合理性没有任何兴趣，而搭便车却是他们争取改善自身状况的一种合理的策略。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消灭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当然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地解决搭便车的问题。

　　同样的，人们是否愿意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呢？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在压迫性社会中，所谓社会利益无非就是压迫者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去为所谓社会利益而劳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掌握了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社会的利益也就无非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那么，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社会利益，也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呢？

　　所有的争辩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是不是符合劳动人民自己的利益？如果是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什么劳动人民不可以为了社会利益而劳动呢，为什么不可以用社会利益来有效地激励劳动者追求经济合理性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这一问题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们要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最合理的办法就是直接为社会而生产，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吗？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社会的利益不再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背离，这不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吗？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出发的：即人们的一定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和促使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合理性的最终的原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当然没有废除这个根本的原动力。正相反，由于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社会主义社会使绝大多数人民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利益而生产和劳动。从这个观点看，就调动绝大多数人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积极性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提供的激励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或其它任何压迫制度所能提供的强大得多，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的问题就完全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从下面的假设出发：人们只有在为私人利益而生产和劳动的时候才追求经济合理性。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才产生了下面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是建立在社会而生产，而不是为私人占有而生产的基础上，怎么能够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呢？但是，如果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那么至于这些利益是采取社会利益的形式还是采取私人利益的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这些利益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样一件产品，它所能给予人们的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当然不会因为它现在是直接为了社会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为了私人占有而生产出来的而有所减低。所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这个假设不经过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这个基本假设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明，而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似乎它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并且自以为是地从这个假设推导出他们的所有论点，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够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因而不可行的论点。

　　有必要指出，有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挑战。因此，他们捍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努力（主要是设计一些五花八门的技术模型）总是难免归于徒劳。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并且同意只有用私人利益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那么，解决“激励问题”的唯一办法就只有设计一些“监督机制”。但是，计划当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而问题恰恰在于计划当局没有能力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激励问题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狭隘眼界，我们就会立刻发现，激励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无非是由于下面这个事实：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和市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废除了建立在私人占有制度基础上的经济激励机制。但是，正是由于废除了这些东西，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废除了对绝大多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而绝大多数人也就有了比在压迫制度下大得多的积极性来追求经济合理性。不仅如此，由于把生产交给社会来管理，并且由于直接为社会利益而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就能够积极地相互合作，把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最充分地利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生产潜力。所以，一方面，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激励问题就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或者任何其它一种压迫制度的方式来解决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就使问题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按照与绝大多数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相一致的方式来解决。激励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激励问题解决以后，信息问题就没有理由不能解决了。在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就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行不通了。

　　于是，在逻辑上，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个逻辑要成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必须首先建立起来，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不能建立起来，要取决于实际的社会斗争。正是在实际的社会斗争中，而不是在经院式的争辩中，才能找到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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