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族主义”之辩析/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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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期我撰写的几篇与中国民族问题有关的文章。有赞同也有批评。批评的着力点大都把我的“错误”观点归结为“大汉族主义”。这是我多年来的一大困惑。因为我察觉到这样一个社会奇观：中共政权和某些反对中共专政的民运人士以及一些既反对中共专政又否定民运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都在齐声伐挞“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到底可恶到了何种程度，竟使立场观点分歧如此之大的三部份人士竟能不谋而合地取得如此之大的共识都来对它严辞抨击？

然而，在这“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四处飞舞的眼花缭乱之中，我一直没有办法看清它的确实质地。因为在大力挥舞“大汉族主义”帽子的三部份人士中从来没有谁出来明确系统地阐述一下这“大汉族主义”的具体内容。评论事物的逻辑应是，首先刻划出“大汉族主义”的形貌，再指出某些观点符合这些形貌的特徵，进而作出结论：这些观点就是大汉族主义，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就是大汉族主义者。如果不经过这样严肃认真的论证，就把某个观点宣布为“大汉族主义”，把某人宣布为“大汉族主义者”那就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共产党文化的作法。是思想领域内的专制主义。我想，我们推崇民主自由的人们千万不要有意无意之间落入了共产党文化的巢臼。

由于“大汉族主义”这顶帽子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由于这顶帽子的飞舞使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难以正常健康开展，我拟直接接触这个问题。所言如有谬误，当聆听各界人士再度批评之。

一、古今中外“大某民族主义”的三个典型

“大某民族主义”是指在民族关系中，尤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中，强调某个民族的素质或地位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谋求这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特权乃至统治权。显然，它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以实现某民族踞其他民族之上的法律法令。二是支撑这些法律法令的观点理论。前者可视为“大某民族主义”的硬件，后者可视为软件。回朔历史，可知古代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十三世纪的元蒙帝国。它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人)第四等。元蒙帝国法律规定“国家官制，率以国人居班首部”。“国人”即为蒙古族人，从而确定了蒙古族的民族统治地位。在司法制度上，规定“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付“烧埋银”(埋葬费)了事。对汉人、南人实行严厉的全面管制。不准汉人南人制造、收藏、持有武器。不准打猎，不准集会，不准练武，甚至不准夜行点灯等等。政府“括马”(即征用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其三分之二，汉人南人全取。通观中外历史，元蒙帝国所创大蒙古族主义居古往今来之首。

现代史上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纳粹德国。它宣称日耳曼民族最优秀，应统治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劣等民族，如犹太人更应从肉体上消灭。根据这种理论，希特勒德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幸亏由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心协力，经过艰难的奋战终于挫败了它的狂想，使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没能全部再现。

当代的“大某民族主义”的典型出现在马来西亚。只不过由于“大某民族主义”的观点已为国际进步社会所唾弃，马来西亚并不敢正面声称马来族优越，而只是埋头在实际上施行“大马来族主义”。马来西亚的法律给予马来族许多特权。在担任政府公务员，经营某些高利润的行业、企业，培训专业人才等方面，马来族都享有优先、优惠的地位。马来西亚“大马来族主义”的推行者马哈迪前不久泪洒国会，宣称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因为他愤感自己顶着国际社会的批评强行在马来西亚实行大马来族主义，却未能实现马来族崛起的愿望。前不久他近乎羞愤交加地在巫统年会上说“我自觉羞耻的是，马来人太懒散，急功近利，性喜挥霍。政府发给的特权、优惠和商业机会，马来人都忙着脱手以套现，然后什么都不作”。尽管马哈迪发此牢骚，但马来西亚对有实无名的“大马来族主义”还是照施无误。

二、“大汉族主义”大在哪里？

1、中国古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在中国什么时候汉族有过特权？首先考察一下古代。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期的汉民族处境不言自明。除上面所讲到的元蒙帝国的情况和众所周知的满清屠杀镇压外，再略举一例以说明问题。五胡十六国时入塞的游牧民族对汉族任意虐杀。北齐奠基者高欢(鲜卑化汉人)能得天下除凭藉北方六镇鲜卑流民外，还靠山东大姓高氏的武装力量。但即便这样，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欺压仍非常厉害。有一次，高欢的一些部将们在议事，其中高氏大族中最勇猛的将领高敖曹也在座。这时有校尉进来报告说，河水突涨，治河役夫溺死甚多，怎么办？在场的鲜卑人将领刘贵竟说：“一钱汉，随他死！”意思是汉人的命只值一文钱。高敖曹听了大怒，拔刀要砍刘贵。众人力劝方止。当着高敖曹的面鲜卑将领都敢如此放肆地贬辱汉人，可想而知平时汉族民众被草菅人命到了何种地步。 中国历史有确凿文字记载的有两千八百多年。自秦汉统一中国，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则为两千两百多年。在这此历史期间，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岁月是非汉族对中国全境或部份实行民族统治。汉民族，尤其是汉族普通民众遭受着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自不待言，那么另外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岁月又如何呢？

汉族人当皇帝固然不会明令把汉族人列为下等--因为无论怎么说，皇族本身亦属汉族--但却也引伸不出“大汉族主义”。

汉族的中原王朝对境内外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去考察。一是中原王朝弱势期，二是局势相对稳定期，三是中原王朝强势期。

中原王朝弱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比重，汉初、晚唐、两宋、明末均属此类。弱势期的中原王朝对咄咄逼人的塞外游牧民族大都采取割地、赔款、和亲等方法以取苟安。两宋最为典型，而晚明却较另类。由于明季有宋亡之鉴，士大夫阶级中主战派成为主流，再加上毅宗刚强的个性，使弱势的晚明仍对强敌采取抵抗态度。但无论如何，弱势的中原王朝，亦即弱势的汉民族与“大汉族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中原王朝为支付巨额的赔款、岁币必然向汉族民众征收更繁重的税赋。正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从而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

局势相对稳定时期，两汉的大部、中唐、中明均可属之。这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不至割地赔款但大多也以柔性方式取得安宁。主要作法有和亲及进贡回赏、开边马市。把公主或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番王，构建姻亲关系以消弥或减轻、延缓游牧民族的入寇。进贡回赏亦以此为目的。让少数民族的酋长带少量土特产进京纳贡，然后回以重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也可使强悍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中获取物质利益，使并无入主中原大志，只以攫取财富为欲的酋长们乐乎其中。为了让更多的游牧民族中的一般民众获得所缺的生活用品，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办一些榷场马市。此举也使汉地得到所需的马匹、井盐之类。进贡回赏的花费终究还是会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尽管它不及赔款岁币那样沉重。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唐局势相对稳定。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获大掠京都作酬劳的回纥，在肆意欺侮、压榨唐王朝几十年后终究因内乱和黠戛斯十万精骑的攻击而崩溃。当回纥部众解体衰微之时，唐王朝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反而以德报怨伸以援手。回纥散众分几支逃亡迁徙。奔西域的一支便成为当今维吾尔族之先民。南下唐境的两支得到唐王朝的善待。一支唐安置他们在振武、天德一带。给米二万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支迁居河西甘州一带。唐送其绢一万匹。由此可见唐汉民族的宽厚淳良，哪有“大汉族主义”的行事迹象。

中原王朝的强势期情况又如何呢？检视史册可知，这个强势期相当短暂。散布在两汉、盛唐、明初的强势期相加也只占中国信史的十分之一左右。其所谓强势，是中原王朝对寇边的游牧民族出击并能取胜。有人认为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对此颇须探讨之。

首先应弄清的是中原王朝的出击是什么性质？中外历史上民族、部族、国家的出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部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东征直至纳粹德国的东征，从大流士的西征到成吉思汉的西征直至大和武士的西征，都是以侵略征服的形态出现。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王朝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出击则截然不同，它不是以侵略征服为动力，而是自卫反击。是在以岁币和亲等方式都不能获得安宁后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所谓“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两汉击破匈奴、盛唐打败突厥的由来与经过都为稍懂中国古代史的人们所熟知。明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恢复华夏后对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穷追。朱棣经“靖难之役”即位后亦无伐北之心。他致书元主说“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元主竟将明使斩杀，朱棣大怒之余，忆及两宋惨祸。深知塞外游牧者终为华夏大患。委曲不能求，长痛不如短痛。遂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时毅然举兵北击。十四年之中，朱棣五次率兵亲征漠北。最终病逝征途。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有明之初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由此可知，无论两汉袭匈奴、盛唐破突厥、明初击残元都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大汉族主义”无缘。

其次，还可以检视一下中原王朝反击战取胜后的后续动作。这后续动作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反击完成后势力基本退回汉境。如两汉之对匈奴，明初之对蒙古。二是留有屯田军和建立象征性政权机构。如西汉所设西域都护，唐所设安西、北庭都护府。西域各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而仍自理政事。三是建立较正规的行政治理。如明季之于满州。有明一代，汉人大量移居辽东。至明万历年间，辽境汉民已数倍于女真，并建立了数十个直接受明庭治理的城镇。明庭还在东北全境建立了两百多个女真卫所，任命女真酋长治理之。这三种形态都说明中原王朝没有在反击战取胜的区域里建立民族压迫统治。故也不存在“大汉族主义”。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又如何对待呢？无论是两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还是盛唐内附的东突厥，中原王朝都善待之。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汉和帝时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

初唐灭东突厥后，得降众十多万。如何安置这些昔日习惯于烧杀掳掠的人群，唐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一种主张是使回漠北。因“留之中国，有损无益”，“他日将成心腹之患”。另一种看法是，驱回原处，于情理有悖。而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如善待归降之众，晓以教化经年，则可变唐民，何患之有？故亦宜徙于中国边境各州。游牧农耕任其所愿。唐太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

如此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入寇得势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疯狂掳掠真有天渊之别！这哪有丝毫“大汉族主义”的影子？

此外，中原王朝又是怎样对待西南方各农耕少数民族的呢？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固然未必全部确实，但也反映出汉族对西南少数民族以文化融合为主而不以武力征服的方针。云贵和广西一部系在两宋和明代逐渐正式并入中国。中原王朝在那里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对这些州的少数民族不征或只征象征性的税赋。而沉重的税赋历来都是落到汉族民众的身上。“羁縻州”的知州、知县由当地酋长担任。谓之“土官”。而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则从两宋到明季以至清代才完成，其过程长达八、九百年之久。可见中原王朝奉行的是以怀柔驭蛮荒的国策，并无以大汉族去强行压服少数民族。更与满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企图以血腥手段同化汉族的政策有天壤之别。

中原王朝和汉族人民有没有作过侵害境内少数民族和侵犯别国的事情呢？检视历史长河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记录。 公元二世纪初，东汉王朝的官吏豪强压迫西北凉州地区的羌族，激起事变。东汉王朝派兵镇压被击败。战争持续进行半个多世纪。羌汉两民族都遭到极大伤害。最后由东汉名将段颖率重兵，以欺诈突袭的方法彻底击破羌兵。杀羌人四万。这次汉羌之战区别于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契丹直至女真、蒙古的民族战争，因为它不是由羌族主动入侵引起。但战争的性质却在不停的摆动之中。羌人反抗东汉官吏豪强压迫的起义是正义的。在起义取得胜利后，攻陷东汉城镇对汉族民众大肆烧杀掳掠是非正义的。东汉将领皇甫规惩办欺压羌人的贪官污吏。在安抚羌人的同时又坚决打击其进攻是正义的。段颖宣称“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才能解决问题。甚至主张杀光羌人，即所谓“绝其本根，不使能殖”而发动的血腥征伐是非正义的。在这里，羌人的非正义是来自原始的报复心理。段颖的非正义是建立东汉王朝对羌人的统治。这个统治是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对羌人的统治，而不是整个汉族对羌人的统治。因为这个统治更严酷地压在汉族人民的身上。汉族正式形成后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中，汉族民众从来没有拥有过象金国猛安、谋克户的女真全民统治权、元蒙四等人制的蒙古全民统治权，和满清八旗的满洲全民统治权。故此，从东汉王朝对羌人的征伐中也引证不出大汉族主义。

东汉羌战之祸的大约一百年后，黄河流域又爆发了一次更可怕的民族暴乱。性如野兽的后赵帝石虎死后，石虎养子(一说养孙)冉闵(汉人)趁石虎诸子争夺帝位混战之机起事，他杀石氏一家并号召大杀羯人。这一下引爆了汉族人民对近半个世纪来一直深受入塞各游牧民族长期欺侮虐杀的积忿。他们群起四处击杀羯人。羯族在入塞五胡之中是小族，大约只有二十几万人。整个羯族，无论男女老幼都在这场暴乱中被杀光。石勒、石虎在后赵国建立国人(羯人)的民族高压统治，最终为本民族招致灭族惨祸。羯族人民，尤其是老弱妇孺是完全无辜的，但他们却与石勒、石虎等后赵暴君酷吏们一同承受了后赵帝国民族压迫政策的后果。我强烈谴责冉闵滥杀无辜的作法。但同时也想提醒某些人士不要强拉硬扯地从这里归结出什么大汉族主义。我倒是想以此劝喻当今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民族的极端暴力恐怖分子，请勿肆意妄行，请勿拉你本民族的善良民众为你们垫背。

隋唐时期发生了中原王朝征服高丽的战争。杨广征高丽的失败导致了隋的灭亡。唐太宗征高丽败而复胜则成为他那近乎完美的政治品格和人性品格中的瑕疵，实在令人为之惋惜。唐太宗征伐高丽来自他获得种种巨大成功后的骄矜之心。他对这个征伐行动负有主要责任。商议征伐高丽之时许多大臣都表示异议，遑论民众。

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大汉族主义。然而有人还是坚持认为有。他们举出的根据是这样一些：汉人士大夫阶级宣扬“华夷之辨”、“华夷之大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人民众也歧视性地把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这不是大汉族主义还是什么？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还拖出现代、当代的一些情况。他们说东北汉人把朝鲜人蔑称为“高丽棒子”，海外华人把黑人蔑称为“黑鬼”等等，这还不是大汉族主义？

首先，这是把“大某民族主义”作了任意拓宽的解释。把民族歧见、乃至把日常生活中某些不够友善、不够文明的现象都上纲上线为大某民族主义。

民族之间带有歧视性的或不够文明的称呼大多是双向的。华人称黑人为“黑鬼”当然不文明不友善，而黑人同样也以“chink"蔑称华人。那是否又可由此推论出有个大黑人主义呢？而且这类称呼较经常的是带有戏谑的成份，类似学生之间起浑名而已。华人觉得自己的样子平和顺眼。黑人的外貌身材个个胜李逵，怪吓人的，故以“鬼”称之。“鬼”在汉语词义中有多重意思，其中之一是怪模怪样。基于这一思维，华人把白人也称为“白鬼”，因为白人深目高鼻、多须多毛、眼蓝发红，也属怪模怪样之类。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因为，如果说华人对黑人既害怕也有点瞧不起的话，那么华人绝对不敢瞧不起白人。但华人却也普遍都把白人称为白鬼。华人称黑人为“黑鬼”的原因因时、因地、因人都不同。可以是瞧不起，可以是愤恨(尤其是被黑人抢劫、欺负过的华人)，可以是戏谑。但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故美国法律将“黑鬼”、“chink”这类称呼都列入种族歧视的字眼，予以禁止。

古代汉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有其缘由。“胡”字在汉语中有不讲道理的意思，组合出“胡来”、“胡干”、“胡搅蛮缠”等词汇。从匈奴开始北方各游牧民族就凭藉其悍战性不断无端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说它是“胡来”已是很轻描淡写的了。故称之胡人有何不妥？游牧民族入寇烧杀掳掠对汉族民众造成那么惨痛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汉人称之为胡人竟然就罪莫大焉？要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批判之？真是岂有此理！每思至此，不禁愤慨莫名！

更何况，汉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是恐惧多于愤恨。后赵王石勒公然明定国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同时又禁止汉人称游牧民族作胡人，违者重罚。一次，一个醉酒骑马者突闯入宫门，再飞驰而去。石勒见了大怒。责问门卫为何不阻止他。门卫惊惧，忘了石勒禁令，如实说，那是个喝醉了酒的胡人。俗话说，胡人难缠，我哪里阻止得了他。言毕，突记起石勒禁令，吓得跪地求饶。石勒反而笑道：胡人是难说话，免罪。名士樊坦被石勒任某地方官。有次他回京瑾见石勒。半路上被国人抢个精光。石勒见他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惊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樊坦答：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我这身衣服是临急找人借来的。石勒笑道：羯贼确实乱抢乱干。这样吧，我替他们赔给你。樊坦这才想起石勒禁令，惶恐不已叩首祈恕。石勒免之。石勒死后，比石勒凶恶百倍的石虎杀石勒子夺位。后赵汉人更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之中。

强调大汉族主义主义存在的人们还会拿汉族士大夫阶级的“华夷之大防”之类来作为他们的论据。无庸讳言。汉族士大夫的这些论调当然不是民族和睦的言论，但它是否就等同大汉族主义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是对民族关系的一种分析、推论，并没有强调汉族优越于其他民族，因而也套不上大汉族主义的框子。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推导出“华夷之大防”系来源于惨痛的实际经验。开明汉族统治者和为之效力的士大夫阶级洞悉，对汉族百姓只要施以仁政，它是断断不会造反的。北方游牧民族则不然。你没撩拨它，甚至对它笑脸相迎，也没准什么时候它一样要突然入寇，烧杀掳掠。善待并无善报。而更为严重的是，当它的势力大到一定的程度，还会入主中原夺取皇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盖源于此，这难道不是对事实情况的总结吗？

汉族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对民族关系的见解与典型论调大相径庭。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两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

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末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然而再隔四百多年到了中唐的番将作乱时，就再也没有匈奴族的动静。这就是说匈奴族已彻底融合于汉族之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鲜卑族身上。据此，可以这样推论，北方游牧民族除非已彻底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否则，总较易对中原王朝产生离心行动。故此汉族士大夫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和警惕，但却不是诉求汉族凌驾少数民族之上的大汉族主义。

2、中国当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

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当代毫无疑问是存在有大汉族主义，因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经常在呼吁警惕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过令人极为困惑的是，某些民运朋友和独立知识分子却又在严厉地指责中共在推行大汉族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简直令人稀里糊涂。看来要弄清楚还真颇费周折思量。

首先举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小现象来品味一下。在因某些事务需填写履历表时，许多人只要沾了一点少数民族血统，都填为少数民族。甚至有人根本没有任何少数民族血统也要挖空心思扯点关系以填为少数民族。如八十年代以前填满族的中国公民有四百多万人。这符合人口增长速度。明末汉族一亿左右，满族四、五十万。三百多年过去。汉族增长十倍，满族也大致相应增长了十倍。可是，约二十年后，中国填报满族的人突增为一千多万。翻了近两番，而同期全国人口大约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如果当今中国真的存在有大汉族主义，存在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对汉族的优惠，那就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人愿意从填汉族改填为满、蒙、回、壮、苗、瑶等少数民族了。

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对其所反的大汉族主义作系统表述。我们只能从它的零碎指陈中以窥其貌。中共政权说当今历史研究中有“汉本位”倾向，忽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大汉族主义。说把岳飞、文天祥等尊为民族英雄是把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有损于民族团结，因而也是大汉族主义。甚至说大学里“中文专业”这个名称也弥漫着大汉族主义的气息，要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此，不打算细致评论中共政权的这些观点，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共所指的大汉族主义表现种种，根本是强拉硬扯。中共除了对大汉族主义作那些指陈外，还在具体操作中致力于消除“大汉族主义”。它给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它给少数民族各种优惠(高考加分、特殊医疗补助、招工固定指标等)，它减少民族自治机关里汉族干部的比重，增加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它甚至暗示其公检法机关对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从轻量刑，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发生纠纷冲突时从重处理汉族，以“维护”民族团结，等等。中共政权所实行的这些措施则明明白白是在优待少数民族。对此我们暂不作深入评析，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些措施里怎么也归纳不出大汉族主义。

然而，还是有人指责中共政权推行大汉族主义主义，所指何为呢？

这些人们指责中共推行大汉族主义的理由是中共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民族压迫。而支持这一理由的根据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共压制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和粗暴地干涉其生活形态。二是拒不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在各自治行政机关中仍是汉人官员说了算。三是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乃至屠杀，如内蒙人民党案、西藏“平叛”、王震血洗维族村庄等等。

中共政权确实曾对少数民族进行压制乃至镇压。但这里要弄清的是，这种镇压是为了确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民族统治，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更对汉族的政治统治。元蒙严厉地压制汉人是为了确立它的四等人制度，蒙古人居头等。金国镇压汉人是为了确立女真人以猛安、谋克户的组织形式对汉人实行民族统治。满清屠杀汉人是为了让满洲八旗永远骑在汉人头上。而共产党压迫少数民族却是旨在确立共产党对全社会统治的一环。这一统治最大的承受者则是汉族人民。

不错，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进行过干涉，可是，难道它就没有干涉汉族吗？汉族的土产宗教--道教遭到严厉取缔便是鲜明的例子。道教的一个分支--一贯道在“解放”初期就被彻底镇压，许多骨干被枪决。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由于有国际背景，故中共对其稍微网开一面，没有彻底取缔，但也在严格监控之中，并纳入有效的控制体系。一旦有人想挣脱这个控制体系，(如层出不穷的所谓地下教会案)，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此外，还应看到，中共控制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共还不遗余力进行笼络。例如八十年代以后中共政权为了修复西藏许多破损的寺院不知花了多少物力、财力。这当然主要是汉族劳动人民的血汗。而中共政权对汉人基督教地下教会的打击则一直没有放松，甚至对法轮功等气功团体都要严加镇压。

中共政权确实对少数民族进行过压制乃至屠杀。但同时它对汉族民众的压制屠杀更大规模、更凶残血腥。中共政权镇压少数民族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你是少数民族就要镇压你，而是因为你反对了它而要镇压你。谁反对了它，它都要进行镇压。不管你的反对是从政治改革层面着眼还是从民族独立的层面着眼。说来中共政权对汉族的镇压要比对少数民族残酷得多。从“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到六、七十年代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上千万的汉族人民被戕害屠杀。这个特别的残酷可以从两方面去认定，一是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是少数民族的确作出了某些反对它的行动，而中共政权镇压汉族人则往往是他们过去曾反对过它(现在已服从了它) ，或中共政权估计、猜测他们会反对它(并没有现实行动)-- 即所谓“深挖细找” 、“消除隐患” 。还有个方面是中共政权镇压少数民族是在他们使用刀枪的前提下，而中共政权所屠杀的汉族人民则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

屠夫王震的所为很能说明问题。未经证实的资料说，王震在主政新疆时曾严酷对待维族。如某维族村庄窝藏了击杀中共军人的武装分子并以武力抗拒搜捕的话，王震竟命令中共军队用炮把整个村庄轰平。这种血腥手段真是令人发指。可是难道这就可以作为中共实行民族压迫的证据吗？别忘了王震在“六四”期间力主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叫嚣。他狂吠：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是用了几百万条人命换来的，你们要夺取共产党的政权，也拿出几百万条人命出来吧！这些情节众所周知。还有一件较少为人知的事情。1960年，王震巡视海南岛。(一说仅仅南游经过)恰遇海南岛农场里的复退军人闹事。由于待遇太差，饥寒难耐，复退军人抢了国家仓库。当地守军穷于应付。本来对强抢国家仓库的行动有规定要予以坚决制止，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可是军队看到强抢者中有许多自己往日的战友，又同情他们穷困的处境，还想到自己复员退伍后亦有可能落到同样的境地，故都下不了狠手。不料被王震发觉了这些情况，大怒，要当地驻军严加镇压。驻军犹豫。因王震并非他们的直接上司，亦非海南地区军政领导。王震拍桌威胁：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农恳部长，你们不执行我的命令我要惩罚你们。无奈，驻军只得执行。在此后的抢仓库行动中，

许多复退军人就躺倒在血泊中了。可见，以王震为例，中共的镇压，不是因为你是某个民族而镇压你，而是因为你危及他的政权，或冒犯了它的权威、违反了它的政令而镇压你，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甚至就算你曾经为之效命出力也严惩不贷。

八十年代以来，中共政权大幅度调整了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民族自治机关中汉族干部已大为减少。但由于手头上没有详细具体的资料数字，不敢妄言。不过可以洞悉某些批评者的核心思想是，只要自治机关中还有一名汉人官员，只要他们的民族独立的目标没有实现，或名曰自治，实则自成体系的目的未达之前，都会指控中共实行大汉族主义，对他们实行了民族压迫。

说中共推行大汉族主义，除了不符合事实外，还有对汉族民众的极大不公。在当今的民族关系上，汉族普通民众实际上已是二等公民，这在民族杂居地区体现得尤其明显。硬把共产党的政治压迫说成是民族压迫，实际上也是把无辜的汉族民众推到少数民族的对立面，要他们做共产党政治压迫的替罪羊，卸轻了王震之流的罪责。某些民族极端分子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袭击伤害和平汉族人民，不但极悖公理，而且也人为地加深民族矛盾。本来大家都受着共产党的政治压迫，理应同心协力去为终结中共专制政权共同奋斗，结果却搞成民族冲突。其结果只会使部份汉族民众为求自身安全而倒向中共营垒，壮大了中共力量，效果是多么糟糕。

综上所述，笔者对古代和当代均作了中国并不存在大汉族主义的论证。笔者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亦诚愿聆听各方朋友们的批评意见。但笔者衷心希望，若有哪些朋友坚认中国存在有大汉族主义，请务必讲清，大汉族主义，大在哪里，始足以理服人。

三、我对被指控为“大汉族主义”的回应

一向来我陆续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文章。我深信自己内心深处从来没有丝毫追求汉族优越地位、特权地位的思想，故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的文字也运载不了大汉族主义。可是，我仍然要受那样的指控，何故？

再三细读那些指控我的文章，我不能不感到困惑和无奈。就象一些人断言中国有大汉族主义而从来没有系统指出其存在那样，指控我的文章亦没有进行应有的指陈和论证。因此，我无法就他们的具体观点逐一给予答辩，只能对其进行综合归纳后予以商榷。

我思量，我之所以受到这种指控而又缺乏具体“案情”的指陈，从总的来说是因为我的文章“气味”不对。在一些人士看来，我的文字是太落伍了，没有时代的气息。现时应该是讲人权、讲民主、讲人民自决，你老在那里讲历史、讲民族、讲统一，实在是陈腐不堪，十足一个食古不化的出土文物。

人权、民主当然应讲。二、三十年来，我亦对此尽着自己一份微力。我的行文造句并不只锁定民族问题。有关民主人权的文字也有好几十万。其中拙作“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乃是中文书籍中第一部从正面肯定的角度，既简单扼要又全面系统地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著述。此外，有关当代文化革命的史论也有几十万字。然而，当今世界确实还存在有民族和国家，民族主义民族观念我们必须面对。有关民主、人权的政治理论并不能解释、解决所有问题。故此讲民族、讲历史并不陈腐，而且有着现实上的需要。

有人士认为，讲民族就必然隐涵着对本民族的维护和对他民族的歧视和排斥，从而为民族冲突开启了通路。只有人权--这一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理念才有助于化解民族的藩篱。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化解民族的藩篱须从承认民族的存在始，而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西欧现今民族观念已趋淡化。国界模糊，货币一体，民众随意迁徙。但这幅美好图景是经历了多少痛苦的冲突碰撞才逐步磨合而成。而亚洲的现实离这一境界还十分遥远。如果我们在亚洲现在就作这种诉求，那可以说是拔苗助长，也可以说是痴人说梦。其结果非但藩篱未化，反而搅起一片混乱。参照西欧进程可知化解民族藩篱的基础是民族平等、民族和睦。而平等和睦的得来又以承认民族的现实存在为前提。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些汉族人士对汉人讲民族有着习惯成自然的反感和神经质的反弹。少数民族讲民族可以，汉人则不能讲。少数民族讲是争取其民族权利，汉人讲就是大汉族主义。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来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共政权多年反大汉族主义喧嚣的潜移默化。二是出于对中共用民族主义对抗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念的憎恶。三是把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偏颇地评判为民族压迫。

民族自省、民族反省是需要的，但不能过头，要实事求是。不能一涉及到民族纠纷民族斗争就认定汉族错，少数民族对。现在有人甚至说扬州明明不可守为什么还要守？此问一开，有人更在民运会议上公开说南京大屠杀中国人自己有责任。明知南京守不住为什么还要守？这种民族反省究竟要反到哪步田地才够味？是否要反省到我们的民族尊严、民族权利都丧失殆尽的地步才罢休？

除了那总的“气味”令人不适外，我还有两个具体的“疮疖”令人嫌恶。

有些人士指责我陈述了那么多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族的烧杀掳掠是从故纸堆里去刨刮民族仇恨，是破坏当今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把少数民族描述得那么野蛮，完全是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突出表现。

这里首先应该考察我所陈述的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那我的错误乃至罪责系属捏造历史、蛊惑民众。如果是事实，那又怎么能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呢？总不能定出讲历史事实=大汉族主义这样一个公式吧？

不错，我文章是作了一些那样的陈述。但我丝毫没有提出当今少数民族须为他们祖上的暴行负责，也没有要他们做出赔偿，更没有以此号召对少数民族进行报复“圣战”。(但向现代侵略中国的日本要求赔偿是应该的)我作这些陈述的目的是要从那里引出对我们华夏民族英雄的褒扬和崇敬。从他们那为抵抗侵害、挽救民族危亡、伸张人间正义而抛头颅、洒热血，乃至全家赴难的英勇行动中发掘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献身精神。而在当今终结中共专制主义的民主斗争中，这种正气和精神是太宝贵、太需要了，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太缺乏、乃至太罕见的珍稀之物了。我实在不明白有人怎么会从我的这些行文段落字里行间读出了大汉族主义。

或许，我的这些陈述会使某些少数民族人士感到不快。那我只能说声抱歉。我总不能为了迁就他们的情绪而放弃正确的应做的工作。而且我还要冒昧地向他们说，您们的这种情绪是不对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应该自省、反省，不只是汉族需要这样。您们的先民对他民族、对人类文明所犯下的血腥暴行，没有人会要您们负责、要您们赔偿。但亦希望您们对此作应有的认识。如果您们竟对别人作这些陈述都感到不满乃至憎恶，那只能说明您们缺乏最起码的反省精神。没有反省精神的民族是难以进步的。而如果您们之中竟还有人沉醉于昔日的辉煌武功，甚至企图恢复之，那更不应该、更是危险。谨敦请您们慎思之。

我的另一个“疮疖”是大一统思想。因为我明确表示不赞同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不赞成少数民族独立=大汉族主义，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公式、费解的逻辑。如果诉求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里由汉族去统治少数民族那当然无疑是大汉族主义。可是，我明明是主张在统一的民主中国里各民族平等，这怎么会是大汉族主义呢？如果连这都被判定为大汉族主义，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推论，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应予以解体，分解重组为若干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种诉求合理吗？现实吗？

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起码会遇到三个问题，就是法理性、可行性、利弊性。

有的少数民族人士以原住民自决诉求独立。可是这原住民如何界定？比如维族在新疆算不算原住民？粗看之下似乎无问题，可是细查历史就发现不然。因为当今的维族是在公元九世纪中叶从漠北迁往天山南北的。而在此之前那里早有其他民族建立了许多国家。公元前的的西汉王朝也已在那里戌卒屯田设立西域都护。而且，如果原住民独立是铁律的话，美国的印弟安民族、台湾的高山族等都应独立，但情况并不如此。

又有少数民族人士援引联合国宪章关于民族独立的条款来诉求独立。可是这些条款明确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而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属此类。

还有人以人民意志高于一切--其形式可以是该地区民众公决--来支持中国的少数民族独立。他们援引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为依据。但魁北克省的情况不具普遍意义。不能从个别事例推出普遍规律。如果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都可以搞类似魁北克式的独立运动的话，世界大乱了。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一再被多数民众的意见所否决，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认同那种类型的独立诉求。

由此可见，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独立诉求是缺乏法理依据的。此外，可行性也很成问题。以新疆为例，维族要独立，可是维族只占新疆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主要分布在于天山南路。其他区域聚居或散居着汉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蒙古族、锡伯族等。如果新疆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那这些民族也可从维族主控的新疆独立出去，或许这些民族中有些则选择留在中国之内。这种可能形成的局面其实也提示着独立的可行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还应有利弊性的考量。地处内陆，经济文化、技术水平都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独立后对其民族的发展是否有正面作用，这也是应予理智看待的。一个民主的中国必然对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作起承担。为达此目的，它一定会以汉族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物力财力来支援、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定比少数民族独自开拓或受控于其他国家要见效得多。有的维族人士说，新疆若独立，只靠上帝的恩赐--地下的石油他们就可富比沙特阿拉伯。就算不去理会这种想法是多么缺乏志气而只从实际上去作长远一点的考量，也应知其前景亦是暗淡的。因为地下的宝藏终有用完之日。别看某些中东国家现在风光。他们不思进取，不务农工，终有坐吃山空之日。到那时，且看其会落到何等狼狈窘迫的地步吧。

我对法理性、可行性、利弊性所作的这些扼要阐述想来未必会被醉心于民族独立的少数民族人士和执意予以支持的汉族人士所接受。他们会辩称法理性的无疑，会坚认可行性的存在，还会论证利大于弊。作为一种观点言论，在民主框架下是允许任意发挥的。将来的民主政府决不会象现在中共政权那样以刑罚来对待观点言论上的独立诉求。不过我又要劝喻各界朋友，观点的阐述乃至辩论应力求理性。你们向往民族独立不应被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我向往中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不会分裂肢解也不是“大汉族主义”。我们尽可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而不要互相扣帽子。

另外，我还想诚恳地提醒民族独立的追求者们，切勿以恐怖暴力为手段。因为那不但严重违反当今人类文明，其实际效果也一定会事与愿违，甚至会给他民族和本民族都带来极大灾难。

四、享乐主义给汉民族所带来的内耗分裂与灾祸危机

辩析“大汉族主义”，其容量之大当非这篇短文可以涵盖，也非我有限的能力足以完成。勉为其难作此力不从心之举实怀抛砖引玉之盼，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应于厘清，也只有在众人思想的碰撞交汇中才能厘清。拙文行将缀笔之际，笔者还想讲几句稍微走题之言。

汉民族的稻作文明从仰韶文化算起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汉民族培植了种类繁多的谷物、油料、蔬菜、水果、块茎等农作物，还驯养了猪牛羊鸡鸭鹅。每一种农作物的培植成功真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的选种、播放、除草、施肥、收成，和多少年的观察、琢磨、尝试。这细致的稻作文明既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培训了汉民族无以伦比的勤劳、忍耐与精细。

农耕生态使汉民族的物质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稻作文明的不断成熟使物质生活的水平随之提高。人们的欲求从填饱肠胃到逐渐发展成对食品质量和味道的考究。于是汉民族在其稻作文明之上又进化出了饮食文化或曰菜肴文化。与此同时城镇出现了，阶级分野产生了。统治阶级运用手中的权力把稻作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对美食的热衷推动着菜肴文化的迅速发展，并进而把菜肴文化提升到享乐文化。

农耕生态无论发展到多么高的程度都不可能让全民族都充份享受菜肴文化和享乐文化。在社会总的生产力只能保障全体人们得以温饱的条件下，少数人过上富豪奢华的生活就必然要以大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从稻作文明发展起来的菜肴文化不再为全民族所拥有，而只在少数贵族士绅阶级的餐桌上精益求精。所谓“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便是写照。这种事态的积累和加剧，终究会发展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贵族士绅的享乐主义使之对物欲有着无止境的追求，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着极其严重的漠视。稻作文明的制作者--农民大众由此产生了对贵族士绅的满腔愤恨。汉民族遂处于分裂和内部对立之中。早在几千年前，汉民族的先民已喊出了心中的愤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时日曷丧，予及遇皆亡”！

贵族士绅阶级的享乐与黎民百姓的贫苦使汉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十分苍白。所谓“华夷之辨”只是士大夫们的调调，为横征暴敛所苦，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汉族民众则漠然视之。尽管少数忧国忧民之士呕心沥血地劝喻道“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但收效阙如。享乐主义嵌入了民族的骨髓。不但盛世时要享乐，乱世时同样要享乐。

无论是西晋东迁还是北宋南渡抑或明亡弘光继立，尽管刚从逃亡中喘过气来，尽管侵犯者大军压境，贵族士绅们仍然要寻欢作乐。黄河失地兵燹遍地，人民生灵涂炭，苏杭江宁却照样娱乐升平、夜夜笙歌。正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一个家庭里，若父母克待子女，子女长成后大多对家庭缺乏向心力，在一个国家里若统治者只顾自己穷奢极欲而置民众于饥寒哀号而不顾，民众亦会不爱这个国。因为这个国只是君王的国，与己何干？汉民族内部份裂成利益极端冲突的两大社会群体，不但使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相当淡薄，更使汉民族内部产生极为惨烈的内耗乃至自相残杀。农民起义军与朝廷军之间的互相拼死砍杀，往往也就为外族的入侵廓清了道路。

农耕生态对汉民族性格的形成除有积极的一面外亦有消极的一面。活动半径狭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汉民族沉淀下了散漫、自私、懦弱的民族性格。这种个体秉性再加上整体性的民族凝聚力薄弱和内耗，就使拥有庞大人口的汉族成了一个虚弱的巨人。它徒有庞大的体形，却实则肌肉松软无力，心肺机能低下。一个精干的小个子--人口比它少得多的北方游牧民族--向它用力一击，往往就可把它击倒。

与农耕生态相对的游牧生态催生不出菜肴文化。更难产生享乐文化。阶级分化不明显亦使之内耗相对较小。以其悍战性成功地掳掠汉地财产并在其全体成员中瓜分，使之民族意识强烈。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王既有魏孝文帝那样彻底汉化的主导者，也有金世宗那样坚决抵制汉化者。这两者都是正确的。前者是仰慕汉文化的文明水平。后者是清醒洞悉汉民族的享乐主义会毁掉女真人赖以立国的的质朴悍战。

汉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几次短暂地做过名副其实的体大壮汉。其重要原因是统治者对民众的体恤善待导致民族凝聚力增强。最典型事例是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对侵扰华夏千年的匈奴的决定性反击。然而，这些在汉民族史上毕竟只是短暂的彩虹。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汉民族都是喘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重压之下。从中唐以降的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岁月里，亡国、半亡国的时间占了百分之六十多。百分之二十多则在惶恐飘摇之中。能安居落业的日子大约只有十分之一。如此如斯的一个民族还有什么大汉族主义可言？那些坚认有大汉族主义存在的人们是不是太“抬举”汉族了？

当我们从史籍卷宗回到现实画面，可以感觉到那历史的悲剧有可能在今后重演。

现代科技较稻作文明产生了多得多的社会财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大概可以使全体国人都得到温饱或迈向小康。然而现实情况是一小部份人相当富裕乃至极端富裕。于是大多数的人们就被打到贫穷的水平。人均产值只有八、九百美元的中国泛滥着令人均产值一、两万元的欧美国家都瞠乎其后的享乐主义。富人永不散的宴席上推陈出新着令满汉全席都自叹弗如的菜肴文化。东南沿海大中城市里的酒绿灯红使欧美城市都显得黯然失色。上万元涂有金箔的月饼和数十万元人奶宴、婴儿汤之类标致着享乐主义已达走火入魔乃至丧心病狂的地步。可是，大量贫穷的人们却以粗劣的食物裹腹，以破旧的衣裳蔽体，甚至更差。一旦遭到疾病或意外事件的袭击只能是傍惶无助听天由命。汉民族分裂了。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富人专注怎样获得更多的进账和为自己营造怎样更超级的享乐。根本无视贫穷群体的呻吟。中等阶层的人们羡慕富人的奢华，在设计着怎样让自己也提升到那样的水平。同时庆幸自己不至落到贫穷的境地。贫穷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已确知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贫穷的人们则对富人怀有深深的嫉恨。他们所恨的对象中不但有那些富得滴油的贪官污吏，也有平民出身的新富。这些仇恨在积累着，在迈向那爆发的一天。中国社会处于深深的危机之中，而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或有意别过脸去。

中共垄断社会公权力以来，中国为两种内容的危机所困。1976年十月事变以前是以政治为触发点的危机，在此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以后是以经济为触发点的危机。

自五七年反右之后中国社会就处于愈来愈严酷的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乃至政治虐杀之中。其受害对象从经典“阶级敌人”扩展至新生阶级敌人，直至共产党内部。许多人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或在这次政治迫害狂潮中是施虐者，在下次狂潮中则成受虐者。夫妻反目、亲子背离、友人相害。整个社会几处疯狂之中。这场危机积累至在毛去世后眼看会来一场总爆发，(这未必一定全是坏事)但一场宫廷政变--十月事变将危机化解。

当今中国，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并无变动，但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从大面积式转变为有选择式。少数富于献身精神的民主志士所受到的迫害照样严酷，但由于受害者人数很少，信息又被封锁，更兼汉民族的自私散漫，社会大众不会因这些当代的“普罗米修斯”而激动，故因政治为触发点的危机大为减轻。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新政”的治理下从普遍贫穷的伪社会主义转向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吏治高度腐败，贫富两极分化，致使以经济为触发点的危机则迅速攀升。其骤然爆发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尤为可虑的是这个爆发区别于七十年代的那次。十月事变前的政治危机一旦引爆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有质量的政治革命。历次受政治迫害的人们会把爆发引向对政治迫害的清算和对专制政治的终结，或许并不会马上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但却会向那个方向靠拢。由于普遍贫穷的伪社会主义的歪打正着，使七十年代的中国没有多少菜肴文化，更少享乐主义，却富于政治热情。或许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清晰正确，但对社会正义的向往则有可能把政治热情引向正确的方向。关于这些，可以从1978年底全国骤然勃兴的民刊、民主墙运动得到验证。

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态与那时大相径庭。人们的政治热情已消蚀殆尽，有的只是对物质利益无止境的追求。社会责任感泯灭，道德水平大幅度滑坡。富人漠视穷人的疾苦，穷人嫉恨富人的奢华。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危机一旦引爆，受到冲击的将不仅是贪官污吏，暴富的平民亦恐遭池鱼。一些共产党官们虽对此已有预见。但却至今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有化解这个危机的意愿和方法。亦更有些官儿在未雨绸谋，把孩子、票子转往国外，并在国外购置了房子。一旦洪水滔天，他们就溜之大吉，去到国外继续领略他们的享乐主义。周边的某些少数民族也正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精湛火器的出现使游牧民族的狂飙彻底式微。当代再也没有哪个少数民族能威胁汉民族的生存。代之而起的则是独立诉求。汉族地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这些独立诉求难以如愿。一旦汉地内乱、自相残杀、无力他顾之时，正是少数民族脱幅而去的最佳时机。

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希望社会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公正分配。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希望所有人民友好相处，共建家园，希望国家不会因危机的引爆而至分裂肢解。然而希望能否变成现实乃是一大疑问。要使希望能变成现实，其努力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享乐文化予以适当的节制。对妄顾社会公正，穷奢极欲漠视底层民众疾苦的享乐主义予以摒弃。否则，一旦危机引爆，就不是有没有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否会瘫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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