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知的与未知的/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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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中讨论什么是全球化似乎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但汗牛充栋的文献、各种冠有全球化名称的会议以及不时激烈的争论都生动地印证着这个事实的存在。全球化作为流行符号已经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我们依然徘徊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对于全球化，我们已知的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并已身陷其中的历史进程，未知的是它的结构、维度、影响和趋向。而正是这种未知性使得我们在把全球化作为基本认知背景的同时，虽然不断创造着新的词汇和概念，但依旧茫然于多种参照系和认同归属的交错，困惑于各种话语的争夺。

与任何一种历史现象一样，全球化也是实践与理念的结合。作为实践，全球化是人类交往行为在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基础上的扩展与深入，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是这个实践过程的核心。作为理念，全球化则是交往主体自我意识在参照系增加和拉近过程中的重构。在全球化进程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加入其中的轨迹，都在寻找着自身的位置，并诠释着自己的选择。随着交往主体的增加和交往行为的增强，主体之间以及主体自身的实践和理念在逐渐协调一致的同时，也不断生产着矛盾和紧张，并在某些时期和领域中激化为冲突，因此全球化在现象学上并不是一个统一、同质和线性的进程，而是在某种一致性趋势下的多元、异质和非线性的状态。尤其重要的是，相互依存的加深和主体意识的增强构成了放大问题消极影响的合力，使得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诸多新问题以及已有的老问题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现代制度体系的管理权限、管理能力以及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在跨越着国家管辖权的地理和制度边界的同时，也因为共同体生活的变化而寻找、重建着认同，抵抗着流动与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全球化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解读和诠释。这构成了全球化理论谱系的基础，也决定了全球化理论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正说明了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各类主体观察和思考问题的经验前提或知识背景。正如意大利学者康帕涅拉所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2]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对其进行三个层次的分析。

第一个层次，作为历史进程的全球化。19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尝试着对全球化这个历史现象进行准确的描述。近年来在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英国学者赫尔德等人在总结了一些代表性看法（比如大前研一的“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吉登斯的“距离遥远的行动”、哈维的“时空压缩”）后提出，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 ——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3]全球化包含着四种变化：跨越了政治边界、区域和大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不断发展的网络和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的流动；运输和通信体系支持的全球交往和联系；事件的全球效应。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在2000年出版的《全球社会学》教材中归纳了六种对“全球化”的理解：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动的增长、世界所有居民都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增加；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强；跨国行为体的发展和跨国组织网络的扩展；全方位的一体化。[4]

这些归纳式或列举式定义给我们展现的是全球化的“横切面”特征，对于一个历史进程，我们还需要了解全球化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主体）。在全球化的起源时间上，尽管有学者明确指出，“任何确认像全球化这样的主要社会变迁的确切开端的企图都可能证明是误入歧途的，”（曼耐尔）但是依然有几种代表性观点。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标志是人类几乎在全球范围的分布，这显然过于宽泛，并没有突出全球化的独特性。其他的一些观点基本上都把全球化开始的时间确定为近代，只是在具体的时段或标志上存在分歧。比如，在马克思那里，全球化是以15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为标志的。而沃勒斯坦虽然接受了这个时间界定，却把标志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开始于18世纪出现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制度在本质上都是全球化扩张的。罗伯逊的界定更具体，认为全球化开始于1870-1920年间，特征是多方面的。当然，也有学者把全球化视为当代现象，比如波尔穆特认为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才是全球化的开始。而在起源地点上，尽管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但必须承认，西欧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是全球化明确的起点。当然，如果从价值取向上来理解全球化，我们可以在每一种文明中发现对世界的关怀和自我的扩展。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主体是多元的，并且不断增加，涉及到各种共同体、组织以及个体。但是它们在这个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所承受的冲击和获得的利益也有差别。正是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才使得全球化的异质性产生了实质性的后果。

把全球化视为近代产物，必然涉及到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者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还是同步的？显然，从时间上来谈论二者的关系走入了误区。一方面，二者作为历史现象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主观构建的范式，双方的差别不是历史进程中的时间先后关系，而只是描绘和解释的视角不同。现代化是时间维度上的，按照时序划分了传统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设想了垂直的发展路径，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全球化主要是空间意义上，同时由于交往手段的发展，实现了即时性沟通，因此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全球化描绘的不是替代性的发展，而是交往范围的水平扩展，不是明确的历史阶段，而是模糊的历史状态。另外，现代化带有强烈的制度建构图式和民族国家中心论色彩。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图式还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图式，都没有摆脱对民族国家的依靠。这些制度既可以在一个国家建立起来，也可以从一个国家复制到另一个国家的。而全球化的是依靠现代制度的推动而发展起来，其需要制度支撑，但不是已经存在的现代制度结构，而应该是新的、适应全球交往扩大和活动主体增多的制度。遗憾的是，新的制度还处于萌芽。因此，全球化依然要依靠现代制度来维持其发展和稳定。但是全球化的推进是对现代制度存在合理性的削弱。尤其是民族国家这个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是推动和维持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尴尬地面对着流动带来的诸多问题，合法性被一点点地侵蚀，有人宣称“民族国家终结了”。主导权威的流失、挑战者的增加以及制度结构的单薄偏狭使得全球化成了 “双面怪兽”，既产生了活力与希望，也诱发了混乱与动荡。

身陷在这样一个动态、多面、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每一个全球化参与者都要思考自己的位置和未来。这就是分析的第二个层次：作为话语体系的全球化。已经存在的各种话语体系自然而言地被不同主体利用了起来，成为它们构建新的认同的和为自我利益辩护的依据。虽然前苏东集团的瓦解一度使各种话语沉默于新自由主义的叫嚣之中，呈现出“历史终结”的短暂幻象，但是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立的结束并不是天下言语“归一”的开始。社会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现代意识形态在强大的自由主义的步步紧逼下，也在调整着自己，并进行着相互的融合，以发出自己更大的声音。

对于全球化的本质和影响，各种话语都有自己的解释逻辑和判断。大致来说，它们可以分为冲突论、变革论和新的统治压迫论。冲突论分析了种族冲突、国家冲突、文明冲突、宗教的冲突。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无疑是冲突论的两极代表。前者强调的西方的、非基督教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担心全球化将扼杀民主主义；后者担忧的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的污染，忧虑的是自己的文化的不纯洁或消失。此外还有一种生态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态压力的增加将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变革论主要来自掌握着全球化管理权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它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们不能采取过于意识形态的诠释范式，必须认真冷静地对待全球化。变革论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并努力开列出一个综合的、包容性强的解决良方。新的统治压迫论旗下集结了工会、环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等众多力量。它们关注的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流动和生产扩张带来的消极方面，包括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的脆弱等诸多问题。新的统治压迫论内部也不是统一的，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尽管话语林立，但依然无法遮挡住新自由主义投下的巨大背影。依靠经济全球化、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国家三大支柱，新自由主义在话语权争夺中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批判了关于全球化的五个神话，其中四个就是新自由主义制造的：全球化等于自由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全球化将在经济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全球化是双赢或多赢的。尽管这些神话性判断提供的是无限美好的前景，但确掩盖了对某些特权和既得利益的巧妙维护。考林·海和马修·华生针对全球化的重要辩护者之一吉登斯的讲话指出：“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化话语已经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它似乎‘无所不在’。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上因为它给一个上升的社会阶级的政治利益以特殊地位，排除了其他阶级的发言权，这样一种话语使某些世界观具有了‘正确性’，把它们简化为 ‘常识’。但是它显然是西方常识，只在这里被认为正常；只有有限的（主要）是西方个人拥有这种话语，它把一个‘萎缩世界’的经验提升为全球经验……虽然是也许确实全球化了，但是某些人的经验显然比其他人的更加全球化”。[5]另一位学者斯莫茨更为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披着的理想主义、举世归心的外衣下，掩藏的是让资本统治一切的狡诈用心。[6]

面对这因为流动、多样、矛盾甚至冲突而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进行理性的思考显得更加重要。这正是各学科的责任。因此，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时，必须提到作为知识谱系的全球化。目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把全球化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或者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或者作为背景。前者是作为问题存在的，是变量；后者是作为环境存在的，是常量。由于全球化的多维度和多侧面，因此，围绕全球化展开的讨论也成了各个学科对话、合作和融合的契机。这从知识领域证明了全球化作为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然，各个学科依然有各自的侧重。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侧重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把全球化看作是市场的扩展、经济的一体化，关注的问题包括贸易、投资、就业、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经济区域化等；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民族社会和世界社会），强调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性、文化间关系、非西方社会的回应、人口流动等；政治学的分析对象是民族国家，关注的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全球性问题、主权、多层次治理、跨国公民社会、民族国家的前途等；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研究的问题包括全球价值、人类存在、生态价值、后现代性等；作为近些年壮大起来的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是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而历史学则早就开始了全球史的研究，这打破了传统的世界历史范式，不仅关注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也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才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出现。

通过对作为历史进程、作为话语体系以及作为知识谱系的全球化的分析，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全球化并不是某些人设想的是一个单向、均质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多维度、多主体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历史状态。它不仅是宏观历史意义上，也是微观和中观历史层次上的。随着参与主体的日益多样化，个体的、群体的历史将为全球历史增添无限的活力。而重构的认同也将对已经模式化的历史产生强有力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福山所预言的“历史的终结”可能只是转瞬间的事件，等待我们的将是绵延无际的“历史的开始”。

[2] 康帕涅拉：“全球化：过程和解释”，《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3] 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 R. Cohen, P. Kennedy, 2000, Global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5] Colin Hay, Mathew Watson, Globalization: “Skeptical” notes on the 1999 Reith Lecture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0, No.4 Oct-Dec, 1999.

[6]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载于《国际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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