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姜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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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因此，有学者称之为“38命题”[1]。但是，作为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最初阶段是学说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逐渐发展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的考察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进一步深刻把握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然而，近年来，有的人提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岔道，因为它改变了新文化运动追求个性解放的努力和方向，它带来了“主义”，而“主义”又带来了“专制 ”。所以，有的人提出当代中国要补思想启蒙这一课。这一观点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市场，其目标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其方法是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失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合理性。由此可见，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90年来中国的道路、旗帜和方向等重大问题。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认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等基本特征，因为正是这些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在同其他思潮的竞争中彰显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如何实现群众或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始终都有群众性特征，在其初期阶段主要表现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觉悟工农和工农觉悟的重要性并能够深入到工农群众队伍中。觉悟工农和工农觉悟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所谓觉悟工农，就是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农解放问题的重要性；所谓工农觉悟，指的是工农阶级自身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问题。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认识到中国社会改造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苦难民众的命运。鲁迅被毛泽东称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并着重提出“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p.698)毛泽东之所以这样高度评价鲁迅，一种重要的原因是鲁迅能够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民众的社会地位与出路问题，他深刻指出，“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什么关系，什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什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糊涂死了。”[3](p.12-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精英主义的厌恶和对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注。陈独秀于1919年4月27日在《每周评论》的《贫民的哭声》中指出，“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的弄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子孙万代享用。他们那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那里知道什么贫民的哭声！就是听了那可怜的哭声，也只笑着说道：这是他们命该如此！单是北京一处，就有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4](p.385—386)陈独秀在1920年11月撰文指出，“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有良心的学者。这班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门及富豪底肮脏东西，他们不以为耻辱，还要把那些肮脏东西列入学理之内，他们那曲学阿世底罪恶助成了权门富豪底罪恶，都一件一件写在历史上，我们不曾忘记呵！”[5](p.41)这些思想表明，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已经能够运动阶级分析方法解剖社会，并致力于探寻实现人民解放的道路。

群众性或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为群众利益辩护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离开了这一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基础、源泉和方向。这是因为，“‘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特有的词汇，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力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话语，因而是我们必须鲜明地加以坚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6]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或人民性问题主要就是工农解放问题。在1920年6月，周炳林在《社会主义在中应该怎么样运动》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等社会运动一定要收效于工农觉悟，工人觉悟和农民觉悟同样重要，“工人要他觉悟，农夫也要他觉悟，俄国革命成功快，不单是工人底力，农人底力更大，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人要就不起来，起来力量一定比工人大。依中国现在的经济组织，农人底觉悟对社会主义运动非常切要。”[7] (p.97)这一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不谋而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四运动时代，一股潮流是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他们的立场是光明的；另外一股潮流则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但只打三天，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毛泽东认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群众运动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没有这种参与，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在群众和实践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五四运动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青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2](p.566)

二、“改造中国与世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特征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革命对于实现群众或人民解放的决定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表现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而且不是渐进的社会改良。

实践精神是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尤其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我们的又一精神财富。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概言之就是实践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新文化运动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正道，决不是什么岔道。离开五四运动的实践取向，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就极其有限。1920年4月，陈独秀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和取向时指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4](p.516-517)没有这种强烈的实践指向，便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同陈独秀、李大钊一样，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认识到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有彻底的改造方案，而社会改良是没有出路的。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有一重要的发言，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举行，热烈讨论了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8](p.1)毛泽东认为，世界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这样几种：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这其中，社会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改造，一方面他力主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另一方面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必须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毛泽东组织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引导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同时还引导会员到工厂、农村开展社会调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在长沙铁路工人、泥木工人及其他工人中创办夜校、建立工会，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实践形态，这种实践形态同以往社会运动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实践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所以，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2](p.697)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人民解放，换句话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近年来，有些人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有的人提出儒教治国论：要“儒统”，不要“马统”；有些人则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靠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认为“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9]这种观念几乎是五四时期那些主张资本主义救中国论调的翻版，其方法论错误就在于忽视社会实践本身的历史辩证法和思想观念的具体历史实践基础，将观念视为超历史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往往忽视了历史的实践基础，把实践基础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10](p.93－94)

三、反对“老教条”和“洋教条”：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批判性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说，批判性亦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国传统封建伦理已陷入全面的危机，它在整体上对社会进步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传统儒家宗法伦理受到全面的检讨与批判。陈独秀把传统伦理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痼疾，指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文艺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11](p.95)他进而指出：“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辟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11](p.89-90)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启迪人的觉悟，更新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陈独秀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源，……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源，……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11](p.41)李大钊早年也重视揭示封建伦理的本质，他指出：“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12](p.296)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都强调反封建的重要性，是因为封建思想和封建政体是实现民众解放的最大障碍，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在谈到五四反封建的意义时指出，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13](p.831)毛泽东指出，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么，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对于五四运动的反封建性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个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五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造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断裂，“‘文革’以后，海外学者林毓生等重提所谓五四的‘破坏传统说’。他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认为，正是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由此而发展为更为激进的‘文化人革命’。这也代表了海外学者对于‘五四’的一贯立场。”[14]其实，说五四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它看不到文化与社会制度、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只是在文化自身的逻辑范围内讨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样，文化就成了超越时空的纯粹精神存在。

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是思想界的一大热点，批判资本主义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当时是股很大的势力，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信仰与崇拜成为一种洋教条，蓝公彦是其代表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它有三大致命伤，“他们的彻底主张是说无论如何私有制度是要不得的，应该用革命的方法把他收归公有。这一点我们就算承认，但是又引起大疑问。收归公有是不是收归政府？政府的资本家是不是比了私有资本家靠得住？据我的意见还是不确实的。私有资本家无论怎样罪恶，他有一定的限制，如企业竞争，工厂建设，工资，工人待遇等等皆是。如果一个公司或工厂不注意上述的限制而能存在一定不可能。社会主义者单看见资本主义初发达时候工厂的黑暗，而不晓得现在工厂的情形不同了，社会道德更变了，从前的情形现在做不到了，工人也能团结起来和厂主交涉或怠业，这些都是私有资本家的自然的限制。现在到说要把有限制的私有资本家手里的资本夺出来送到无限制的政府手里，那么，政府就可以凭着他的武力和权势任所欲为的随便处置；要是执政者良心好还好，要是良心不好人民一定增加痛苦。这种凭良心的制度是最不确实的而最危险。就是让一步说，这些执政者都是有良心的，然而照他们的主张去实行，我想依然还是个不确实的。他们的主张是把旧存的制度完全推翻，重新再建设一新的制度。但是旧存的制度都设立在资本主义上，要把他推翻，一定把经济状态社会秩序零乱。从零乱到回复秩序，其间的时期一定很长；而在这长期间内他们的敌党是否扫除干净，国际间的关系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人民是否一定倾向他们，这些都是疑问。假定我们都有承认他，然而这长期间内危机四伏，一有反动满盘皆翻，他的成就还是遥遥无期。所以与其实行他们的彻底的不确实方法，还是实行我的不彻底的确实方法。因为他们的方法一则太危险，二则太不确实，三则牺牲太大，这三端就是社会主义的致命伤。”[7](p.193-194)蓝公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错误的，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硬分的，“社会上果然有许多的大资本家，而那些有几分股票的小资本家，工程师以及种种非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人不知多少，要细细分起来，就可以分出无数的阶级。现在我们且不提，且假定承认马克思的两种阶级，然而无产阶级的人决不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的满意一定帮着同级的人；或者也有向着资本家的。因为工人是依着资本家的，要是逼得资本家无法支持倒掉，资本家不过损失些财富，而工人的生活就受影响了，所以阶级战争也不是真理。至于中国只有军阀、政客、官僚，以及守产的那些寄生虫的阶级，各种社会事业都是这些人在那里干，从没见过一个市民的影子。所以更宜赶快发达资本主义，创造第三阶级，把市民权收回来，光明的日子才能发现。”[7](p.195)总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提倡资本主义，别的方法都是空想。蓝公彦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很有代表性，其核心有两点，一是力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主张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反驳，一方面认为蓝公彦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只看到资本主义与现代产业的关系，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认为改良主义无法使中国摆脱被殖民、落后挨打的境地，社会改良无法使受苦受难的民众获得彻底的解放。

当时，主张资本主义的人还认为，中国多数人都过不上人的生活，要使中国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只有振兴实业一途，此外一切主义，现在的中国都不配讲，张东荪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对此，陈独秀反驳说，“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致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句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句话更是不错。但是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某报记者从前主张现在却自己说不配主张的社会主义。所谓人的的生活，就狭义的说，总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够充分享用，不至于缺乏；就广义的说，如个性的伸张，美感的满足，艺术的享乐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范围内。现时中国多数人欲求狭义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说不到广义的生活上去，所以最紧要的在使多数人得着狭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决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旷，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采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佚，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真如再听他门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远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7](p.139-140)陈独秀认为，过不上人的生活，就免不了社会革命，若说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底下去讨生活，正如有人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有些人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到资本主义上面去。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这样的争论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不是理论家们凭空生造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来到世间必然带来的矛盾和冲突的理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这种论争，它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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