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纳模式，空间站模式和高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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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纳模式，空间站模式，和高铁模式折射的是一个民族兴衰和发展观的哲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汽车工业走了一条以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为代表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汽车现代化道路。 1984年到2000年，中国给予了桑塔纳汽车中国轿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并且仅上海桑塔纳国家就给了几十亿元的国产化配套，换回的却是和解放牌汽车一样，20年一贯制的欧洲共同体在1978年就淘汰的技术。

中国汽车工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对外资开放，而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包括在法律层面，很多法律只适用于外国公司，在公司注册，公司管理，合同和税收等问题上也中外有别，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引入“三大三小”（“三大”指一汽大众、二汽雪铁龙、上汽桑塔纳；“三小”即北汽切诺基、天汽夏利和广汽标致）时没有实施创新战略，结果是引狼入室，外国品牌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市场，同时行政上封杀了本土汽车企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中国汽车市场成为万国车竞技的舞台。这是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产业政策。

90年代中国汽车业在高利润高度保护的市场环境下，是千载难逢的自主品牌开发的大好时机，然而六大合资企业的巨额利润不知用到哪里去了，这么多国企的老总们脑子里每天不知都在想什么，坐失了在市场保护阶段发展民族品牌的大好时机。以市场换技术，丢了市场，技术一点也没得到，中国国企轿车业已经沦为了跨国公司的附庸。负责轿车生产和管理的高官高管们思想被彻底殖民化才是汽车行业最大的悲哀。

“以市场换技术”的主导思想实质上是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缺乏自信。曾经的“共和国长子”：第一汽车制造厂，以及二汽和上汽是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汽车制造企业，加上三小几乎拥有建国30年汽车工业的全部家当。经过30年的长期积累，中国汽车工业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在世界上也是举足轻重的，然而错误的指导思想使得汽车业彻底失去竞争的意志和意识，心甘情愿地给外资打工，自创品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被西方先发优势理论给吓死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队伍一定是屡战屡败，甚至不战而败，思想意识的自我贬低把中国汽车工业领入产业依附型殖民地产业模式。

韩国汽车工业起步比中国晚了10年。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韩国政府颁布了一个《汽车工业振兴法》，命令大宇，现代，起亚等企业必须自主开发，必须做出车来，这样才能得到政府支持。现代就是73年开始开发它第一款车，派了工程师到5个国家26个公司去学习。1975年它的第一款车开发出来了，当年的汽车产量是7000多辆，当时韩国全国的产量是3万6千辆。韩国没有相信发达国家“高起点，大批量”的吓唬理论，坚持自主开发滚动发展。强烈的自主意识，韩国的汽车产业成功走上了一条产业主导型发展道路。

如果中国没有被发达国家的理论给忽悠住，一汽没有放弃红旗牌轿车，上汽没有放弃上海牌，中国航空工业没有彻底放弃“运十”大飞机项目去和美国麦道合资“市场换技术”，而是把合资学到的经验技术用于自己主导研发的产品上，中国大飞机肯定不会尴尬到20年后还得从零做起，中国汽车自主研发之路肯定比吉利、奇瑞这些90年代后期“不择手段”挤进汽车制造的门槛，不得已自主创新的民企起点高多了。

当年李书福提出搞奇瑞汽车的时候，政府部门领导对他说，你民营企业想干汽车，你那是自杀。李书福说，那你给我一次跳楼的机会吧。正是有了这种不怕死不认输的精神，才有幸为中国国产汽车保留了一小片自留地。

“自主创新”意识不仅是科技问题，经济问题，关系国家发展战略安全的全局性问题，更是事关一个民族兴衰思维方式的哲学问题。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认为：“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事实上中国顶多就是一个车间”。龙永图提出，要“先在国际分工中找准我们自己的位置，再说平等竞争的问题”。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位置呢？就是 “要有再为外国人打十年工，甚至二十年的准备，要有这个气度”。这种理论上很现代，受西方影响至深的思想主导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工业至少20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林毅夫认为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可能成为陷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比较优势发展，改变我们过去有赶超思想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显然比来比去中国只剩下劳动密集的产业优势，言外之意我们应该放弃“赶超思想”老老实实地给发达国家打工，代工。中国的这些高官们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理论自己把自己永远定位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站，心甘情愿接受发达国家先发优势剥削的悲惨境地。林毅夫，龙永图等代表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们的想法，那就是任何希望超越这一现实国情的选择都应被视为是非理性的、不切实际的。

台湾虔诚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满足于永远给发达国家代工，打工，并且可以雇佣大陆一起来打工，当二老板。韩国不认这个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激励着赶超思想，坚持自主开发，反倒成就了创新型大国的地位。

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凡是能轻而易举和国际接轨，可以“市场换技术”的行业，如汽车，民用航空器，中国的国产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反倒是被西方封锁的领域或行业，中国都做得风生水起，纷纷挤入世界领先行列。国际空间站是美国主导的空间俱乐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参加，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用了二十年时间搞出自己的载人空间站，挤入美，俄，中太空超级俱乐部。事实证明中国人缺的不是能力，缺的是信心和时间，以前还缺钱。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公平环境下的竞争，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产业政策不被龙永图这样的人所把持，产学研都能放开手脚发挥才智，不需要太久的时间，中国汽车，大飞机也会迎头赶上。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高性能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军工产品在西方对中国严加封锁下，中国人发挥举国体制集成能力的优势，反而在这些领域都走在世界前边。从海外清楚地看到，世界走一步，中国走三步，这就是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精神，我们的文人知识精英们应该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不要老是念着洋经，总是认为西方的月亮比我们的亮，妄自菲薄。

中国铁路如果是在中国汽车工业市场换技术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的高铁市场很容易成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殖民地。正是由于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国企，铁道部统一对外谈判，坚持产业主导型发展道路，经过铁路人长期的技术积累，厚积薄发，短期内实现了“非理性”的超越，令世界惊叹不已。铁道部对西方所谓经济发展理论“无知”和无畏的精神，才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承，充满自信大国应有的表现。铁道部不仅创造高铁技术的跳跃发展，更是中国实践，中国理论，成就中国模式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理论体系建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案例。当然，铁道部也自然成了“普世”理论的眼中钉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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