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几点思考/让-克洛德·德罗奈
非货币体系 发表于 2010/07/21 05:10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现状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迫切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法国总统最近宣称要“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自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结束后，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与之相近的体系，但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文章著作却层出不穷。
2007—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需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尚未进行。而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真正颁布了相关改革纲领的只有中国的央行。
我们不能把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办法与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办法相混淆。但是它们是紧密相连的。
在我看来，解决目前金融危机的办法都显得很模糊，而且很多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例如美国对银行系统的约束和监管，英国或法国对银行业提出道德化监管，这些看起来都是一堆空话。
但是我们不能说什么都没有改变：濒临破产的银行最终还是被拯救，国家加强了银行倒闭时个人存款的安全保证，天文数字的美元或欧元被注入金融系统用来购买有毒资产。尽管这些措施很重要，但是它们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经济危机依然存在。
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力量孕育出的结果。但这些领导力量却不想对自己的特权有所限制。它们企图纠正某些存在的矛盾，从而找到方法去维护自身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我们怎么能期望这些只顾维护自身利益的领导力量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深刻的改革呢？
单单依靠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挥挥手臂宣布要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要求进行长期的、艰难的、大规模的政治改革，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重大失误。
解决问题的三个重要方法
（一）美国式的传统解决方法：力量对比关系。通过运用这种方法，美国实际上并不想真正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深刻改革。因为现存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尽管其中存在弊端，但其所包含的利益更多，无论是对于美国经济还是美国掌握的多国或跨国公司来说都是如此。因此美国政府当然认为没有必要对目前这种形式进行深刻变革。
现存体系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尤其是中国的汇率政策问题。美国人总是会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把汇率调节到一个良好的水平，如果中国放开金融市场，所有事情都会变好。
（二）中国式的儒学解决方法（一种全面的、平衡的、进步的方法）：通过谈判来建立公正合理和平衡的体系。
（三）法国式的解决方法：通过建立良好的价格体系和自由市场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全球化）。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
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个：（1）世界宏观经济的不平衡；（2）地区货币的统一；（3）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
第一个争论内容实际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谁应当对世界宏观经济秩序混乱负责？我们都知道，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这种不平衡的始作俑者。
米歇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中国模式孕育了危机”。他指的危机是双重的：外部危机和内部危机。这种模式由以下内容组成：（1）低估汇率；（2）低利率；（3）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不足。
中国的低利率刺激了投资，必然导致扩张性的出口政策，而这种政策则建立在低汇率和约束性社会政策基础上（减少出口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这种模式就是无视劳动而占有资本。
这种有利于企业主的连锁政策和行为产生的一个反常后果就是刺激了中国家庭的储蓄。
从世界经济角度看，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使得需求减少，从而使世界范围的需求也相应下降，而美国的信贷系统不得不扩大现金发行量来弥补这种高储蓄率产生的后果。
可以说，中国发展模式是这种世界性的过度现金流的源头。过度现金流一方面使金融机构背负超额债务，另一方面则提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
除了上述中国模式外，另一个引发危机的因素就是中国的汇率稳定问题。
中国的国家干预吸引了外国资本来华投资，从而使中国宏观经济下的储蓄率提高，而这些钱没有找到，或不去寻找即时投资的途径。
总之，世界经济的“不幸”不仅来自中国的“坏”（其经济模式使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同时也源于中国的“好”（经济的稳定）。
我个人认为佩蒂斯的亲美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方面是其观点的对比性特征。显然，如果存在赤字，那么必然存在超收。美国的低储蓄率恰恰对应了中国或亚洲的高储蓄率。但这就意味着中国或日本是这种高储蓄率的根源吗？除了比较的分析外，还应当考虑经济关系和宏观经济行为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其观点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当前的危机实际上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理论试验场所，使他们能够考虑运用相关理论来解释危机。
第二个争论内容是关于地区合作问题。
亚洲国家的政治领导者应当从欧洲的建设进程中吸取什么经验呢？我暂且先不谈这个问题。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都有自身特殊的发展水平以及自身特有的经济文化。因此，不能随便把一个地区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地区。
尽管亚洲国家在生产和就业的发展以及区域稳定方面存在共同的愿望，但是亚洲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它只是分散的地区组合。中国则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合作。而地区合作要求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第三个争论内容是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与未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引用特里芬困境来阐述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内部货币政策与世界货币需求的冲突）。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在于无力维持汇率的稳定和缺乏监控机制和号召力。
关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今天人们重新谈到了凯恩斯，那么我们有必要再分析一下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几个重大原则。
凯恩斯重大经济理论的提出要先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即使后来美国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当时的国际背景的主要特点是欧洲经济的崩溃，尤其是英国。而美国因为战争避免了经济的倒退。在凯恩斯当时生活的时代，欧洲国家成为纯粹的进口者，没有任何资源，而美国则是纯出口商，并掌控所有资源。
因此凯恩斯设想将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即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创立独立于国家范围的特殊货币，并使收入得到流通。对于凯恩斯来说，经济调整的主要变量是总收入而不是价格。
（1）第一个凯恩斯原则：促进需求（收入原则）。
凯恩斯曾试图努力避免经济衰退和总收入的下降。他认为财政赤字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造成的，财政盈余可转变成社会价值，但这要求一个超国家的银行干预。
凯恩斯的目的是要避免传统通货紧缩规则的严酷性（只有勒紧腰带才能恢复正常经济秩序）以及促进“收入产品”向社会价值的转变。他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刺激总体经济活动并支持赤字国家的需求。
（2）第二个凯恩斯原则：债权人应当承担再平衡的负担。
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原则不应当导致一种普遍混乱的后果。凯恩斯认为如果某些国家处于持续的财政赤字状况，它们应当“纠正”经济的不平衡现象。任何一种纠正不经过努力绝不会成功，但在纠正过程中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负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货币体系的总体监管和个体化监管（针对不同国家建立相应的“良好汇率”，同时要实施能够即时纠正的结构性措施）。中央银行作为集体的代表应当为任何一个国家提供足够的现金，并帮助它们纠正经济中的不平衡。
总之，经济再平衡的负担不能转给债务人，而应当由债权人承担。
“再平衡的负担”是指“外部支出与收入的均等”。如果债务人自己去再平衡债务，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勒紧腰带”，而这也会损害整体的经济活动。最好是鼓励债权人多支出，而不是鼓励债务人少支出。
儒家思想中的和谐原则很适合于当前的情况。但是要考虑具体用于什么方向。收入和支出的和谐是遵循“从低”原则（债务人多付出）还是“就高”原则（债权人多付出）？
（3）什么是货币？
货币就是一种经济工具，通过这种工具，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诚然，家庭关系可能比这种金钱关系更为亲密。我们可以说货币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联系。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普遍的联系，是一种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既体现在过去，又体现在未来。
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同时也意味着它是最终确立贸易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物品。绝不存在没有金钱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最终要体现在金钱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金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最终构成。
体现这种社会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社会中运转的货币最好应当由一个中央银行来掌管。
同时，我们可以为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中的货币下一个精确定义：货币是全社会﹑社会阶级和个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保证了集体与部分（阶级、企业、管理部门、个人）的辩证结合（矛盾与潜在的对立）。
凯恩斯当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社会关系在国际层面的集体性。
凯恩斯设想的超主权货币bancor并不是黄金，而是一种由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管理的社会关系。
凯恩斯并没有革命的野心，因此他只是强调社会应当为私人利益服务。但是私人利益却并不在乎这种关心。
战后根据凯恩斯模式建立的欧洲支付同盟在一开始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成员国经济和贸易）。但是由于当时美元短缺，而所有人都想通过美元来支付，同时欧洲又没人拥有美元，所以这种支付无法实现。这就出现了一种两难境地：（1）继续通过美元来解决贸易赤字，或者（2）设置一种清算体系使超收国家能够帮助赤字国家。
但后一种解决方法受到了限制：超收国家的私人利益被触动，它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法剥夺了它们自由存款的权力。欧洲支付同盟也因此寿终正寝。
凯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探索使我们明白了当前美国为什么保持犹豫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凯恩斯时代与我们所处时代的不同。2010年最大的负债国（美国）并不同于1945年的英国或法国。此外，我们现在的汇率具有灵活性，资本几乎可以在所有国家流通。
货币社会关系完全被资产市场私有化，而电子货币的出现很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建立货币的权力。货币社会关系重新成为一种商品（因为经济主体不断地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货币），但是却十分不稳定，货币与商品（黄金）的联系被完全断开。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具有监管者，导致美元贬值和金融危机。凯恩斯设想的超主权货币bancor并不能自动实现，而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经济关系与战后的经济关系有很大差别。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三十年”实际上只持续了20年，经济重建到1950年完成。
所有发达国家在整个70年代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资本的宏观收益危机。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对战后美国的绝对霸权产生质疑。美国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科技和文化上都是第一大国，但欧洲发展也非常迅猛，逐渐在工业和生产方面缩小了差距。
此外，欧洲国家不得不承认老殖民地的独立。第三世界国家总结经验，努力减少进口并进行工业化实践。另外，苏联也是当时美国的最强劲对手。而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经济体，但并不属于发达世界的一员。
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断加深。这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制度将大企业与国家联合在一起，以促进资本收益的最大化。
自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出现危机。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危机有如下最主要的特点。
（1）随着时代的发展，发达国家已不再想维持美元的金本位制。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美国政府被迫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
（2）作为当时资本持续性过度积累的存在形式，宏观经济效益的趋势性下降主要体现在现金流的日益积累，这些现金流不敢进行投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曾设想国家可以控制资本的流动。但是国家控制资本流动的能力却逐渐削弱。
（3）国家已不能够控制的可支配资本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号召力变得无足轻重。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在没有外部援助情况下无法支付赤字，就可以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以平衡收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帮助这个国家找到充足的美元，而该国要承诺调整汇率并制定重建平衡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通常是在出现严重内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制定的非常严格的政策。然而，由于持有大量可支配的现金流，银行能够逃避这样严格政策的约束。
（4）这种情形在联邦德国就曾发生过，当时的联邦德国还是一个结构性超收国家。当该国试图削减内部通货膨胀率时（如提高直接利率），大量外部资本涌入德国，从而与本国经济政策的约束性目标产生矛盾。
（5）大量可支配资本的存在使得投机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当一个国家出现赤字时，拥有大量资本的投机者更加容易预测汇率行情的变动情况。
50—70年代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货币发行国（美国）已无法维持该货币相对黄金的价值。货币社会关系的集体性丧失了其重要性以及处理不同国家问题的能力。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私人性越来越占据主要位置。然而，当私人利益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时，这种关系的集体性就变得无效了，从而使这种关系不能像正常社会关系一样运转。
因此，我们可以在理论上阐述全球化时代逐步建立一种新型货币体系的重要性（70年代后）。这种新体系（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货币体系）的悖论在于完全解放了货币社会关系中的私人性。当货币社会关系的私人性被完全释放时，是否可以假设这种社会关系可能会恢复其集体性呢？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方面。
美元体系与资本主义全球化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无论从理论上讲是真正的货币体系与否，只是一种货币关系的综合体，它体现了以下进程的融合。
（1）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发点是上次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这与发达国家在资本持续过度积累的状态下对经济的建设是紧密相连的。这种状态时至今日仍旧存在。资本主义体系在这种持续的过度积累情况下重新确立，与之相伴的是证券资本的迅猛发展和对雇佣劳动成本的普遍压缩。
（2）在70年代的时候，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新的劳动分工。亚洲和拉美国家进入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时期。而发达国家则进入了现代化的非物质生产时期，这是具有统治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3）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并接纳了传统的工业产品贸易赤字。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束后，美国一直背负贸易赤字。同时美国也成为了全球的物质产品购买者，美元也成为了世界货币。
（4）当然，美元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使用的货币，但是美元的发行和持有将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部分。美元也是发展中国家谨慎追求以发展本国经济的货币。以美国为主的多国公司利用美元在海外投资，无论是传统投资行为还是购买证券。
（5）世界经济的发展曾得利于美国提供的无限制的现金流。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导致了资本的过度积累。而旧的货币体系孕育的过度积累现象也部分地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它又重新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中。
（6）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给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带来了成本和工资下降的巨大压力，从而出现了未利用生产能力（需求短缺引发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证券市场（资本全球化的唯一调控机构）的发展导致了依附于实际资本的证券资本的出现，这又对资本的过度积累增加了持续的压力（过度投资引发的过度积累）。
（7）资本的过度积累表现为证券价格的高企，而不是资产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大量发行的现金涌入证券市场，导致了投机泡沫。
但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如果把资产和服务价格的通胀视为一种坏事，那么证券价格的通胀就不是坏事了。货币本位价值的下降（由大量发行引发）与金融危机就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调控手段了。但是这种调控的性质是灾难性的。
以上是我分析的“目前的非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代替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国家角色的消失来体现的，而是体现在国家角色的转变中。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成为了全球化资本的服务者以及政治代表。这种演变反映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表现为货币社会关系的私人性被突出，而集体性被忽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并不是“美洲”或“欧洲”，而是美国或欧洲的多国公司。美国或欧洲国家只是支持本国控制的多国公司的一种形式。
集体的概念和货币社会关系的集体性被这些被称为“市场”的抽象实体变得具体化。
我认为，集体的概念不应当被视为相互敌对的实体间矛盾的表现。这样的集体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