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地球村”的西行与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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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而真实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环境灾难。失道缺德妄为，正是环境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单向依赖物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使人类心灵硬化、身体退化、环境恶化、文脉枯化。

三十二年前, 24岁的我第一次走上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台, 给78级哲学本科生讲“哲学原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从当年的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访问学者，到独立的环境影视制片人和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乃至今天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灾后重建项目“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负责人，我离课本越来越远，离田野越来越近。我感觉自己始终像一个孩子，在找寻着精神的家园，又像一粒草籽，找寻着生命的大地。

我的专业是哲学，曾经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在四川大学学哲学教哲学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期间，最大的兴趣就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和中国的现代化赶超。那时候十分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理论：工业文明的市场和科技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后来因为和朋友的一场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而去查找很多资料，才真正开始接触环境问题，而且很快被环境状况的真实数据所震撼。我明白了，关于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而真实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环境灾难。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正是这种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

当我发现西方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的时候，又开始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成了西式环保的热情的传播者。西方国家在环境技术、环境投资、环境执法、特别是民间组织方面的经验吸引了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选的专业是国际环境政治；参加他们的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拍摄介绍这些NGO人物的电视片 “地球的女儿”；而下决心不读博士、放弃绿卡而回到国内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4年以来改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大概是我这个“好学生”最重要的一个举动。

之后我一面在工作中吸收西方NGO的一些管理方法和宣传方式，也经常走出国门，拍摄“全球环保之旅”。我拍了十几个国家的环保的片子，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等等，介绍他们的环保经验，这些片子在中央台和其他一些省市的电视台陆续播出。同时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身份参加多种国际活动，接触了不少西方人士，从知名的草根领袖，到驰名的企业老总，从社区的家庭主妇，到政界的部长乃至总统首相，我从西式环保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执法体系以及第三部门NGO的参与，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宝贵的两个经验，中国必须要吸收的。

但是，我在学习他们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带给我许多的困惑。特别是西方文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在想，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还有多少地球支撑得了。在美国，人们习惯过着 “冬天像夏天，夏天像冬天”的生活，冬天商场把空调开得很高，进去的时候要脱棉袍、着夏装；夏天进商场，则要带上毛衣。既浪费了能源，又违背了自然之道，使得皮肤慢慢丧失了天然的调节功能。他们喜欢用大的电吹风来清除院子里的树叶，怎么就不会动动扫帚，体会一下秋日落叶的情致呢？电吹风呼呼一响，既浪费了电能，制造了噪音，又失去了大自然所营造的天然意境。加利福尼亚的阳光特别好，但是他们有一条法律，不能在自家院子里晾衣服，否则要被罚款50美元，于是想让衣服上留有阳光的味道都不行，只有使用烘干机才合法。

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到欧洲一个分类垃圾回收中心拍片。一个穿着很新潮的姑娘，自己开车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等待处理自己带来的垃圾。她称自己是环保主义者。但当她把垃圾袋打开时，我们发现，里边全是很新的时尚衣裙和几乎全新的物品，完全可以开个精品屋。她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拼命消费，再尽力回收，几乎所有的生活内容都是物质性的。我在想，她还有多少时间来修心养性，以及关照自己的身体？为生产乃至回收这些物品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又构成了这位 “环保主义者”多大的生态脚印呢？如果生态脚印不能成为环保人的硬指标，那么，环保到底意味着什么？1998年，参加一个可持续消费论坛，不少人振振有词地谈消费者的消费的权利，要确保人们的消费自由，我提出消费者的环境义务在哪里？别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懂消费者的“人权”才发出这样的怪音。我就不明白：不谈消费者的环境义务，消费又如何能够持续？“维权”怎么能和“尽责”分开？

还有，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某些以环保为职业的人对于自然的那种冷漠而又傲慢的态度，好像自然就是一堆玩具，人类可以破坏它，也可以治理它。顶多是个仆人，仆人病了、脏了，人类可以给予治病和清洗，让仆人接着为自己服务。人心的贪欲、私心这些精神污染和精神荒漠，是不属于环保的领域的。至于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不过是一个更长远一点的经济视角和人类中心的表达。这些跟我骨子里的自然情感很不相应。

也许是作为中国人接续了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文脉，也许是因为流淌着东方的血脉，从小又住在江边，学校就在山上，经常要爬山渡船，课余还喜欢种菜。我看到在西方世界到处可见的这样一个环保标志，即一双大手握着一个小小的地球也会不舒服。在中国文化里，就像在国画里，人只是一丁点儿，人对自然没有居高临下的保护能力，而是顺应自然来得到自然的保护。在中国文化里，人和自然是息息相通、血脉相关的整体。人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自然成为人的经济系统里被称为“自然资源”的部分。对自然的感情加上生态脚印的视角使得我转过头来，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生命和生态的答案。

还有一件事情深深刺激了我。2000年我被通知作为该年度国际环境文化大奖“苏菲奖”的唯一得主前往挪威领奖。当我穿着咬牙“破财”买来的一套西式裙服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我被告知，由于这是一个“相当于诺贝尔环境奖”的盛大仪式，希望我在讲演中尽可能表达中国元素，为此他们还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专业京剧演员在仪式上表演。帮我“排练”的挪威朋友用热诚的语调和生涩的拼音说着“YIN”（阴）、“YANG”（阳）、“TAO”（道），我感到无地自容：除了黄皮肤和黑头发，我这个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到底了解多少？

那以后，为了寻找中国式环保的精神资粮，也是为了补课，我用“苏菲奖”的奖金做经费，和我的女儿一起，拍摄一部名为“天知道”的关于传统生存智慧的纪录片，为此走了大半个中国，小半个世界，采访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也采访了许多西方的智者，还走访了云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乡村，特别是在那些很少受到现代污染的乡村，这里村民与生俱来的生态智慧所带给我的震撼，坚定了我回归本土的决心。

如果我借用西式的分科来描述，那么儒家是东方伦理学，讲人事；佛家是东方心理学，讲人心；道家是东方宇宙学，讲人本；医家是东方医学，讲人身；琴棋书画是东方美学，讲人居，诗意的栖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树的果实。中国文明为什么能存活五千年，为什么能持续发展和延续下来，一脉相承？就是因为我们文化中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态度。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生活当中，天地良心、遵道贵德，一直是中国人的宇宙大法和人间心法。中华三宝——生态智慧、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就是中国式环保的天然模板。

——生态智慧是先哲对世间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思考理解，从中得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循环共生、天人和谐的理念。它作为知识体系、信仰体系、技术系统和管理体系的整体智慧，是支撑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乡土文脉是建立在孝亲敬长的道德伦理之上，结合了儒、道、释、中医和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养料的修养文化，并通过修齐治平的多层系统维系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

——自然养生则囊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藏医、苗医等理论和实践，是在充分认识人体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顺应自然的养生健体方法，以及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平衡。

如何把古老的智慧变成今天的时尚？古老的汉字给了我启迪，这就是：乐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和曰常，知和曰明”。和就是道，惟道是从就是德。你乐这个和、尚这个和、维这个和，就是乐和。乐于和, 和则乐, 所以说乐是和的表情，和是乐的心情。我把身心境和的中国式环保称为乐和：身和则康乐、心和则安乐、境和则天乐。身心境和，乐在和中。“乐和”试图用一种整体思维的视角，将心灵环保和身体环保内在地纳入到生态环保之中，并体现在文化理念、评估标准、操作技术、行为指南和公民活动之中。

西方环保有很多好的经验，特别在环境执法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吸收和学习的。我们不是排斥西式环保，就像不排斥西医一样，但是只有西医是不够的。要看到他们的环保有很多问题，就是往往撇开心灵环保和身体环保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也就很难把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脚印的缩小和治理贪欲当成环保的内在目标，这也是气候变化这些大问题很难得到遏制和缓解的重要原因。此外，西式环保的某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全球化过程中的污染转移和生态侵略为背景的，当他们“天蓝水清”之后，环保该怎么搞？不从生活方式下手、不去治理心灵污染、精神荒漠的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国内外因素造成的所有的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只能自己消化。加之人口和发展的压力，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掘自己的文化资源中生态智慧、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等等对于环保的意义和潜力，以此调动公众最广泛的参与。

失道缺德妄为，正是环境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单向依赖物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使人类心灵硬化、身体退化、环境恶化、文脉枯化。“物欲” 变成“物狱”，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我们只有打破这个物狱来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生命树的果实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和幸福，这也是我们环保的最高追求。

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各种环境政治的博弈中，有着五千年生存智慧的中国人，除了不得不跟着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周旋，还应针对这些规则和解决方案中过分技术化物质化的倾向，为解决当今的危机提供新的整体思维的视角。仅仅关注物能的效率和替代，其成效是有限的、成本是高昂的。人类应该重新估量心能和体能对于快乐和健康，乃至对于产业转机环保的意义和潜力，在发掘人类的深层”内需”即快乐与健康的需求之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以敬天惜物、顺应自然为本质的可持续消费模式，探索生态社区、生态乡村、绿色公司等实践模式，由此带动静悄悄的文明转型，为人类新的生存模式竖起标杆。

“心与身和、个与群和、人与天和”，这古老的智慧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出路，这就是，减少对物质能源过度的消费和依赖，而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能和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节物能、蓄心能、增体能的三能平衡有助于实现生态的平衡。另一种生活 LOHO——Life Of HarmOny,——是可能的！” 2008年9月, 当我作为四位克林顿全球公民奖获得者之一，发表这短短的感言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强烈的回应，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克林顿本人都向我表达他们从这些实践性的古老中国视角之中受到的心灵震撼与启迪。我在感慨和感动之余，更深深地相信，我们古老的中国智慧，不止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更是这个世界的生命诉求! 顺便说一句，这次我是穿着旗袍走上领奖台的。自从2000年苏菲奖以后，我在庄重的公开场合特别外交场合，就没有再穿过西装。民族着装并非刻意，潜意识使然。

见证和亲历了三十多年的风云，面对着严峻的环境挑战，我和每一个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一样，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也和许多同伴一样，我认准“朝向生态文明”“走生态文明之道”是唯一的选择。而生态文明很可能是从自然气脉尚存的乡村开始。如何让生态文明在乡村落地并带动城市社区文明转型？四川512 地震后的灾后重建，提供了一种契机。于是我和同伴们深入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和村民、政府以及专家们一同创建“红十字乐和家园”。

在这里，多年的乐和理想正在变成集乐和民居、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乐和生境、乐和伦理、乐和治理为一体的落地模式。套用今天颇为时髦的低碳概念，乐和家园就是一个低碳乡村，即以生态人居为主题的低碳环境管理、以生态产业为主体的低碳经济发展、以治未病为主导的低碳保健养生、以敬天惜物为内涵的低碳伦理教育、以互惠共生为特质的低碳生态社会机制。愿这个乐和家园模式不仅造福广大的乡村，也能为城里的乐和族们提供返璞归真的自然家园与心灵家园。

我从十六岁向往西方文明，二十六岁讲授和研究西方哲学，三十六岁切身接触西方世界，四十六岁转身东归，到今年五十六岁，我感到自己想一个历经艰辛回家的孩子，已经摸到了久违的家门。家里那株福荫了世代中国人的生命之树，百年来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泪迹斑斑，但她仍然以衣养万物的母爱接纳着我们，等候着曾经的不肖子孙、曾经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归来。她仍然以她的仁爱与慈悲，智慧与勇敢，给每一个愿意从精神废墟中爬出来孩子，援以救命的果实与甘泉。儿女们的心光凝聚，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让她再次焕发那昔日的风采。

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开放让我们远行，恰恰又是改革开放，让远行者回归。我和所有心存良知、根系乡土的游子一样，真正走出国门了解西方的时候，就会重新来看待咱家和咱家那颗生命之树的价值。

和我们一起回家的，还有一些不同肤色的孩子。这本书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首首不同的音调和语言组成的回家的童谣。回到生命的本原，回到安身立命的居所，是大家心灵深处的诉求。东方智慧、中国文化并不只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她超越了文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种族，因为她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和心灵。

如果我们把中国式环保称为中国绿，那么中国绿就是深绿，跨越了精神与物质的鸿沟，深到心灵、深到生命；中国绿又是全绿，跨越了主客体的对立，而把万物众生作为人类不可分割的一体；中国绿也是原绿，中国式环保何其简单，敬天惜物，顺应自然而已！和谐共生，就是中国绿的底色与核心，也是这本书的主旨和主题。

童年时候最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小喇叭”。这本书是我和所有的被采访人和编辑出版的参与者共同制作的一支小喇叭，愿它微小然而清亮的声音，呼唤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母体，回归精神家园。愿更多的人能和我们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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