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范五福看推行王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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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是《书经》中的一篇大文章，涉及天文、地理、人事的各个层面，堪称中国上古文化的总纲。洪范五福可以说是王道理想的最终目标，若要以王道来化成世界，不能不以渐次实现洪范五福为依归。在当今这个千百年难遇一次的人类文明转折点上，人类文明演变的方向端赖有识之士的引导和推动。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此非常之际，正是有志之士奋发有为之时。

一、王道理想以洪范五福为指归

《洪范》阐述了古圣王据以治世的“洪范九畴”，包括五行、五事、八政、五祀、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说文》：“洪，洚水也。”《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洪”字的本义是大水泛滥，引申为大。《礼记·礼运》：“范金合土”。“范”字的本义是用模子浇铸，引申为纳入规范。《说文》： “畴，耕治之田也。”“畴”字的本义是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用于耕种的土地，引申为范围、种类。合而释之，“洪范九畴”指的是圣王治世的九种大的法则或者说轨范。洪范九畴的排列次序大有深意，位于九畴之首的五行是天道，相当于树根；五事、八政、五祀、皇极、三德、稽疑、庶征是人道，相当于树的干、枝、叶；第九畴五福是王道的指归，相当于树的花和果实。

五福指的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列为五福之首的是“寿”，寿是其余四福的根基，如果没有寿命则后面四福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影响人的寿命的因素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为天灾和人祸，大的天灾包括旱、涝、地震、海啸、飓风、瘟疫等等，大的天灾可以在瞬间夺走人的生命；大的人祸包括战争、社会动乱、暴君等等，如果天下不太平，人的生命就不会有保障。五福的第二福是“富”，人在生命有保障之后还需要各种资财货品来滋养生命，小人富足则可以安身养家，君子富足则可以博施济众。五福的第三福是“康宁”，人除了必须拥有一定的财富，足以保障吃饭穿衣用度之外，还需要身体健康、精神愉悦，如果身体不健康、精神不愉悦，纵使富可敌国也不能称为有福之人。没有耕耘就不会有收获，“寿”、“富”、“康宁”三福不会平白无故自天而降，需要用人的德业去感招。《左传》说：“祸福无门，唯人所招”。“德”者“得”也，只有德业深厚才能远祸得福。孔子在《周易》中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进德修业是君子立身之本，只要德业深厚，就算处于危境之中也可以做到无忧无惧。“德”之一字内涵丰富，统括仁、义、礼、智、信五常。现代人说一个人品德高尚，说得其实是仁德，是一种狭义的用法。五福中的第四福是“攸好德”。《说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段玉裁注：“水之安行为攸。”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所说的“好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通常所说的美女、美男这样的美色，只要是沉溺于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情中的 “爱”和“欲”都可以称之为“好色”，“爱”偏重于心理层面，“欲”偏重于生理层面。象舒缓流流动的河水一样，永不间断地好德才能叫“攸好德”。好德很难，“攸好德”更难，所以说做到“五福临门”谈何容易。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能够做到时不时地好德就已经很好了，有那么一点点总要强过一丁点都没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五福中的第五福是“考终命”，说的是人要在没有任何疾病和痛苦的情况下终结在这个世间生寿命，自己死了之后要能够流芳后世，让子孙后代缅怀景仰。“考终命”也很难，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部份人都是死在医院里的，临死之前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管子，在痛苦不堪中无可奈何地结束生命。在人们习惯的言谈中，“富”与“贵”通常都是相提并论，比如“富贵命”、“尊享荣华富贵”。洪范五福独言富而不言贵，此中大有深意，从中可以看出圣人的心如天无不覆，如地无不载。富相对于贫而言，贵相对于贱而言。一个社会可以共同富裕，只要每一个人都衣食丰足，没有匮乏之虞，就实现了共同富裕，虽然在财富的拥有上不一定均等，但财富少的人不必因恐惧饥寒而接受财富多的人的压迫。与此相反的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贵，有人贵就一定要有人贱，于是社会的阶级分化就产生了。从人类以往的历史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贵族之“贵”主要是来源于血统，而与个人的德行和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贵族因为有条件比平民受更好的教育，因而文化素养通常比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平民高，但这是以牺牲一部份人的利益换来的。

在第九畴中继五福之后又列出了与五福相对的是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五福与六极相互对立，相互发明，举五福则自然明六极，举六极则自然明五福。六极之首的“凶、短、折”指的是人的非正常死亡， “凶”就是因灾祸而死，比如地震、海啸、饥荒、瘟疫、战争；“短”就是俗话所说的短命而死，因疾病或其它因素未尽天年而死；“折”就是因遭到刀砍斧斫等外力使身体严重损伤而死。排在六极第二位的“疾”指的是人的身体得了疾病，内伤七情、外感六淫是疾病的两大根源。排在六极第三位的“忧”指的是人的内心处于痛苦之中，人内心的痛苦很麻烦，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很难摆脱内心的忧愁烦乱苦恼，因为贫富贵贱都是外物，光靠外物不能解决内心的痛苦。排在六极第四位的 “贫”指的是没有足够的资财来安身养家，在太平盛世只有懒惰的人才会贫，在一个不以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为耻的乱世之中，广大朴实勤劳的平民百姓都会因为豪强的过度掠夺而陷入贫困之中。排在六极第五位的“恶”指的是道德沦丧、纲常败坏。六极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都是由人们的作恶所感招而来。孔子在《周易》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六极的最后一极“弱”指的是人的能力小，不能堪任重负。《周易·大过》：“栋桡，本末弱也。”“弱” 列为六极的最后一极的确是意味深长，如果一个人心志懦弱，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就会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人只有自助才能得到天之助，所以君子要效法天道自强不息。远离六极就是趣向五福，趣向五福就是远离六极，此两者一而二，二而一，是王道的最终目标所在。

二、王道的源头是天道

只要把“王”、“圣”和“道”这三个字的意思搞清楚，就可以说是已经找到了解开中国固有文化的钥匙。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古人用画图的法来记录和表达特定的意思。可以通过造字的原理来解读“王”和“圣”这两个字的含义。“王”从字形上看是中间一竖贯通上、中、下三横，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中间一横代表人。从字形上看非常清楚，只有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才能被称为王。“圣”从字形上看，最上端的一横代表天；最下端的一横代表地；一横一竖交叉构成一个 “十”字代表地上的万物，当然人类也是万物之一，万物体同而用异，一本而万殊，所以相互影响，故用交叉的“十”字代表；“十”字上面相互交叉的一撇一捺代表滋养万物的阳光雨露，阳光雨露来源于上天。从字形上看，能够顺应天道，以德行福泽万物的人就是圣人。圣人的王道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参天道以正人事，象天地长养万物一样福泽天下。“王”与“圣”之间在差别在于，“王”字侧重于贯通天、地、人三才，“圣”字侧重于顺承天道以福泽万物。因此可以说，圣人必是王者，王者必是圣人，没有圣人的德行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只能算是自我标榜的王。《说文》：“道，所行道也。”“道”的本义是供人行走的路径，引申为法则、规律。人要前往另一个地方必然要顺着特定的道路走，否则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地。王道就是圣人为千秋万世开创的道路，人类只有以王道来安身立命才会天下太平，只要偏立了王道就会引发天灾人祸，从而陷入忧悲苦恼之中而不能自拨。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可以用“王道”这两个字来统摄。

王道来源于天道，对于“天道”这个词，千万不能目之为不可捉摸的神秘玄幻。人类生活在大地上，随时随地抬头仰望所看到的就是天。古人所看到的天与后世看到的天是同一个天，这是古今思想学说得以沟通的基础。就中国固有文化而言，后世的人如果不从观察体悟天道入手，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古人思想学说的理论依据所在。天道最基本的含义是天体运行的法则，广义的天道包括了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古人所说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无论天文、地理还是人事都包括在广义的天道的范围之内。天道观念的基础层面是科学，哲学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从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而来，这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基本特色。说中国上古文化的基础是科学是刻实而论，并非是有意拉大旗来作虎皮。所谓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已，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科学方法有一定的规范，首先需要有可观察的对象，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理论，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正确与否，可以进一步求证。

孔子在《系辞下传》中阐述了中华文明演变的历程，从中可以理出中华文化演变的一贯的脉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观察天象变化、地面上的物理变化和各种动植物的形态差异，在广泛观察的基础上发明了八卦。中国文化中的这个“神”字特别麻烦，只有从造字原理来解读才不会偏离原意。“神”是一个会意字，左边一个“示”，右边一个“申”， “申”字由“田”字上下出头而来，“田”字代表的是地面，“申”字的意思就是上下通达，往上则通于天，往下则通于地，“示”的意思是有一定的现象显示出来可以让人看到，整个合起来可以解读为能够上下通达而又能有一定的迹象显示给人看，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万事万物后面的那个力量。“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昼夜变化如环无端，能够形成昼夜变化的这个作用就是神，哲学家称之为“道”，宗教家称之为“上帝”，无论称之为“道”还是“上帝”，都是人类的思想观念上人为附上去的一个名称而已。“神明”这两个字合用就更加传神，代表的是神的作用无所不在，就象日月当空无所不照一样。包牺氏发明八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神明之德”，用来帮助人们通达神明的功能，“德”字当作用、功能讲；二是“类万物之情”，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非常复杂，通过八卦来把万事万物分成八个大类之后，人们在把握万事万物时就有头绪可循。“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开创了农业时代，取法《益》卦发明了农具教导天下人耕种，通过种植粮食来让天下人免于饥饿。有农业之后人们有条件积累财富，神农氏又取法《噬嗑》卦发明市场，让人们通过市场交易来互通有无。“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祜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从轩辕黄帝开始，到了唐尧、虞舜这个阶段，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变得复杂，黄帝、尧、舜从文化上积极引导，使百姓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变化。黄帝、尧、舜取法于《乾》、《坤》两卦，实现了“垂衣裳而天下治”。在黄帝之前的时代，人们短衣蔽体以御寒暑，还谈不上讲究威仪。到了黄帝时代才开始服冕垂衣，宽袍大袖彬彬下垂，到了尧、舜时代衣裳的文彩更加丰富。“垂衣裳而天下治”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非常精微细致，不再象远古时代那样朴实无华；二是衣冠文物后面有文化精神支撑，如果没有文化的内涵而徒有一身衣裳，只能是古人所说的“沐猴而冠”。

中国固有文化的源头是易经，包括《连山》、《归藏》和《周易》三易。《连山》、《归藏》亡于晋永嘉之乱，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一般的说法认为易经是用于卜筮的书，这种看法非常片面，卜筮只是易经的用途之一。易经的学术体系分为象、数、理三个部份，象、数是科学，理是植根于象、数科学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天地万物的变化有其确定的轨则，易象和易数来源于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所以易象和易数是有严格规范的科学，不可能人见人殊。讲易理不能脱离象、数基础，脱离了象、数就不能叫易理，只能叫其它方面的理论。《礼记·五经解》：“洁净精微，易之教也”。“精微”指的是科学和哲学思想，“洁净”指的是宗教观念。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这句话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子贡说的只是孔子在平时与弟子的言谈中很少谈天道与性命，并不能据此认为孔子关于天道与性命的思想没有留下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周易》的《十翼》是孔子晚年研易的心得报告，关于天道与性命的学问都写在《十翼》之中。子思在《中庸》中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包牺氏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孔子的做法与包牺氏的做法完全一致，都是通过推天道来明人道。之所以需要推天道来明人道，其原因在于：一是人来自于天地的化生和长养，不可能自外于天地；二是天地宏大而人心幽渺，宏大则易察，幽渺则难测；三是天地有恒而人事多变，有恒则可靠，多变则难凭。

三、王道与思想学术分流

对于先秦思想学术流派的化分，后世的人主要是受司马迁父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的影响。对于太史公的春秋笔法，后人未必都能洞烛其中的幽微，因而在学术的传承上自划畛域，以自我标高、推排异端为能事，实属文化史上的大不幸。欲讨论思想学术的分流，不能不先揭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的微旨。

「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闲，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蓺为法。六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 弗能改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髃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对“六家”的提法分别是阴阳之术、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为什么不直接说阴阳家、儒家、墨家？“家”代表一种学术体系，“者”与“家”显然不能等同，因此可以认定这里所说的“儒者”指的只是当时的学儒之人，并不是在说一种学术流派。《周礼·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礼记·儒行》： “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说文》：“儒，术士之称。” 据此可以认定，太史公所说的“儒者”指的是以学习六艺为主业的人，“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是列为六艺之首的“礼”的核心。孔子教授学生学习六艺，但六艺显然不能包含孔子的全部思想学说，说六艺是孔子的思想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司马迁为孔子作传的篇名是《孔子世家》，为老子作传的篇名是《老子韩非列传》，为孔子的学生作传的篇名是《仲尼弟子列传》，显然在太史公父子的心目中孔子的地位比老子高，太史公父子所推崇备至的道家不可能被后世划归老庄的道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五帝本紀》：“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由这两段旨趣相同的话可以推定，太史公父子所推崇备至的道家是上推到黄帝的儒、道、墨、名、法不分的道家，也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源头。

孔子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从这两句话可以推出两点：一是孔子的思想来源于尧、舜，尧、舜的思想来源于黄帝，所以孔子的思想来源于黄帝；二是黄帝、尧、舜治理天下取法于《乾》、《坤》两卦，所以孔子的思想学说的核心基础是《乾》、《坤》两卦。《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对《乾》、《坤》两卦所作的象辞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参天道以正人事的典范。《乾》、《坤》两卦的象辞可以说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纲要，是源自于上古的王道精神的实质所在。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老庄之道都是植根于《乾》、《坤》两卦，只不过是在运用上侧重点各有不同，孔孟之道偏重于《乾》卦，老庄之道偏重于《坤》卦。《五帝本紀》：“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由这句话可以推知黄帝侧重于取法《坤》卦，后世称道家为“黄老之道”，黄帝和老子并提并非毫无根据。中国的医学经典主要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等书，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对先秦医学经典的运用性发挥。《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现代人考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现代人的考证靠不靠得住是一个问题，就算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的思想理论体系未必就是由战国时代的人所创造。这三部医学经典让后世的无数的华夏子孙免于疾病和夭折。在今天这个所谓“科学昌明”的时代，自称是科学的西洋医学没有办法治愈的诸多疾病，只要病人的身体没有受到西医过度治疗的严重伤害，根据中医经典的理论和方法都查以做到手到病除。除了圣人之外，没有办法设想一般的人能够开创出如此完美的医学理论。可以合理推断，中医经典只要不失传或被人为扭曲，就可以在将来的时代一直利益普天之下的苍生。中医学的开创正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体现，归功于“有土德之瑞”的黄帝可以说是实至而名归。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是中国自秦汉之后的帝王权术的大原则，只有把这个大原则运用得好的皇帝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开创出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盛世，比如有名的汉文帝、汉宣帝。 所谓的“内用黄老”，就是运用太史公父子所推崇的儒、道不分的原始道家思想，当然称其为原始儒家思想也未必不妥，运用得好坏端看运用者的个人德行和修为。《说文》：“儒，术士之称。”在“外示儒术”这句话中，“儒”与“术”合用并非没有根据，指的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儒术只是孔孟之道的入道之门，如果认为“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就是孔孟之道的全部内容，就把圣人之道严重看扁了。汉初的“文景之治”是“内用黄老”的典型范例。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六国，征调全国百姓修筑长城，大动土木修建咸阳宫，搞得全中国民穷财尽，再加上秦末的战乱，百姓困苦不堪，人口大量减少，物资极度贫乏。汉文帝登基之后学习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减税赋，薄徭役，不违农时，杜绝奢侈浪费。汉景帝继位之后沿袭汉文帝的做法，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全国人口的数量迅速增加，藏富于民的政策使民间积累的大量的财物。如果没有文、景两朝积累下来的深厚国力作为后盾，汉武帝根本没有办法举全国之力征讨匈奴声扬大汉天威。文景之治效法的是《坤》卦，治国之道毫无稀奇之处，统治者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清静无为，不作怪，不扰民，放手让百姓去经营就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只有民富国才会富，只有民强国才会强，与民争利者无异于自毁长城。

《坤》卦比较难懂，其中的道理至关重要。无论外用治国还是内用修身都离不开《坤》卦，后世学道的人修神仙，乃至医家治病所依据的理论也不能出于其外。《坤·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孔子这句话可以说是子思著作《中庸》的思想来源，也是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理论依据，儒者讲究的“变化气质”的功夫非从这里入手不可。内用修身与外用治国的道理完全一致，孟子在关于养浩然之气的对谈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儒者如果不通过养浩然之气来变化气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用治国的道理来看修身的道理就会很清楚，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靠清静无为积累下来的国力，就不能有汉武帝的奋发有为。由此观之，后世的学者强分畛域等于是自塞门路。如果厚此薄彼之见不除，就必然会偏离以洪范五福为指归的王道。

四、从历史轨迹中寻找推行王道之路

子思在《中庸》中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思说孔子的思想学说来自于尧舜之道，独不提禹，可见孔子对禹的态度有所保留。《论语》：“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对禹治水的功绩赞叹到了极点，其它方面则绝口不提。尧、舜以圣人之身君临天下，凡事均为天下人谋而无一毫私心，因而能够公天下，把天子之位传给贤能之人。禹是家天下的“始作俑者”，天子之位传子不传贤，不管禹是有意还是无意，已为后世树立了榜样，永为后世化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的借口。《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所尊崇的尧、舜时代就是大同，不能说大同只是一种从未实现过的理想。《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一家”自然是指天子、诸侯或者说最高领导人之家，上梁不正则下梁必歪，天道的法则就是如此，这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大义所在。所以说，象尧舜这样的圣人治世天下必然大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孔子不赞成家天下，为什么又“宪章文武”？《管子·立政》：“布宪于国。”《尔雅》：“宪，法也。”《说文》：“章，乐竟为一章。”“宪章文武”指的是孔子尊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开创的典章制度，“宪章”与尧舜之“道”到底不是一个层次。但时移势易，时代演变的大势已成，非个人的能力所能扭转。以“道” 治天下的大同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以“礼”治天下不失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要能严格按照周礼去做同样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虽然是圣人，但身处平民之位，不能不尊重现存的周礼。只要从天子到诸侯都能遵循周礼，天下就可以达到太平。“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段话是子思为他的祖父作辩护，其中的原委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孔子在鲁国虽然能够入朝为官，但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不得已只能周游列国寻找机会。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孔子未尝不知时势已经无法挽回，他大半生颠沛流离，无非是要为后世树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榜样。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指的是要着眼于千秋万世，而不必斤斤计较于一时的是非得失。纵观孔子一生，因不能得其位于当世，走的是师道的路线。继孔子而出的孟子奔走于列国之间阐扬王道，绝不苟且，绝不同流合污，同样也是走师道的路线。《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段话可以说是孟子一生的写照，足为千秋万世景仰。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为了自保或扩张，想法设法在国际上延揽人才。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各国诸侯虽然不能实行他们的王道主张，但无不对孔子和孟子执以师礼。从秦始皇以武力一统天下开始，中国真正开始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世局之下，一个人纵使有圣贤的德慧智术，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要想有所作为只能以臣道自处，要象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那样以帝王师自居已经不可能。靠武力夺取天下的帝王们，无非是胸怀大志、气吞河山的豪杰之士而已，恐怕连贤人的边都还挨不到，更遑论圣人。比如开创贞观盛世的唐太宗虽然雄才大略、多才多艺，但“外好仁义而内多欲”，在“修身、齐家”方面的问题多多，所以李唐王朝最终难逃“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天道法则。至于众多“不幸生于帝王家”的职业皇帝，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寺宦之手，不知稼穑之艰，不识民生疾苦，与开国帝王们就更加无法相比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从国家大政的层面推行王道殊为不易。对于拥有四海的帝王们来说，吸纳读书人为臣子不过是找一些能干的人来为自己管理家业，与现代的大老板雇用经理人员没有什么不同。再深一层的道理就要扯到帝王权术了，必须把天下真正有能耐的人都用功名利禄笼络住，这些人就算白领奉禄不做事帝王们也愿意，目的是防止有才干的人在无路可走时挺而走险。对于志在圣贤的读书人来说，成为拥有权位的大臣就有条件为天下的百姓谋福利。对于国家政治，君子如果不得势就会让小人得势，如果小人得势则天下百姓就会遭殃，所以君子必须积极入仕辅佐皇帝，积极入仕就是力行王道。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王道并不是帝王或者国家领导人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力行王道，只要能够做到通过顺应天道来福泽百姓就是力行王道。以大明朝为例来说，朱明一朝可以说是皇帝与宦官共治天下，文官的地位并不高，在皇帝眼里文官比作为家奴的宦官还要低一等，大明朝的庭杖制度为历朝历代所无，惹皇帝不高兴的大臣有可能在朝堂之上被活活打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照样有忠臣抬着棺材上朝，准备以一死来向皇帝进谏。象这样的忠臣已经不能叫“愚忠”，如果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对于不仁不义，“望之不似人君”的皇帝们根本不值得赔上自己的性命。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固有文化的伟大，中华民族因自作自受而灾难一直不断，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一批由古圣先贤的遗教哺育出的仁人志士，正是由于仁人志士们奋不顾身地力挽狂澜，中华民族才会历经重重险境而一直不会灭亡。

辛亥革命成功，满清逊位，在中华大地上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政治就此结束。西方世界如德意志、法兰西等国，同样也是于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结束帝制。从帝国转变为民国，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在此之前的两三千年中，中国经历了封建制和帝王专制，欧洲经历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政治究竟为何物？《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凡事均可从正反两面来看，从正面看光冕堂皇，但未免显得云山雾罩；从反面看冰冷无情，但可以做到洞如观火。无论古今中外，国家政治就其实质而言，与街头的黑帮争抢地盘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分。国家政治的基础是财政，国家收取百姓的税赋，付出的对价是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百姓获得国家的保护，付出的对价是向国家纳税。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有能力不依赖任何财富来维持生命，人们有能力不受任何外力的伤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根本不需要国家政治。再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赖于维持生命的财富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用着相互争夺，人们的道德水平都是无比高尚，根本不会相互伤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也根本不需要国家政治。回到现实世界之中，国家和百姓之间的税赋水平如何确定是一个核心问题，在税赋水平由统治者说了算的情况下，统治者自觉自愿地取之于民极少，予之于民极多，并且能够恒常维持这种状况就是仁政，与此相反就是暴政；如果税赋水平的确定是通过双方通过谈判机制来确定，就是民主政治，能不能完全实现是一回事，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国家政治的实质问题是权力，行使权力表现为让人服从，有权者通过影响人们的身家性命来让无权者服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社会中的财富来源主要是土地。在远古时代，由于人炎稀少，土地并不紧缺，人们依附于一个德、才、勇皆备的领袖，目的是要寻求人身保护。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变得紧缺，能够拥有和长期控制一片土地人就可以称王称侯，人们依附于王、侯除了寻求人身保护之外，还有通过耕种王、侯的土地来解决生计的目的。家天下表现为世袭制，其实质就是由一家一姓来占有全国、全天下的土地，然后传子传孙不给外人，普天之下的人为了活命只能俯首称臣。欧洲各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财富的重心逐渐由土地移向资本、技术和人才，拥有土地的世袭贵族因权力不断丧失而使得社会地位日趋低落，这是封建帝制瓦解的根本原因。随着工业革命的冲击力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张，全世界绝大部份以世袭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相继土崩瓦解。现代工商业社会是一个以资本家为权力中心的时代，拥有市场的资本家与古代拥有土地的诸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现代的欧美国家以民主宪政竟相标榜，但在民主选举的背后同样是以大资本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操纵，虽然有强大的工会势力与资本家相抗横，但工会领袖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家，工会其实就是一个通过保护工人来收取会员费的行业。过犹不及，工会势力强大的欧洲正在品尝高福利政策所造成的苦果。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一种设计精巧的机器，通过各个组成部份的相互制约来实现整体的健康，但这台机器是否会出故障或者毁坏，并非由机器本身能够决定。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国时代，战争主要表现为没有刀光剑影和硝烟的商战，大大小小的各路诸侯比拼的是开创和控制市场，只要拥有市场就拥有财富，只要拥有财富就拥有权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以杀人盈野为特征的传统战争不再重要，传统的战争起源于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抢和控制社会财富，这是人类自身的悲剧所在，永远也不可能消除。《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无不是从饮食男女这两大欲望衍生而出，谈不上什么高尚与否。《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只有理财才能聚人，只有聚人才能有位，这是一条可以质诸于古今中外的定理，虽圣人亦不能例外。

子思在《中庸》中赞美孔子：“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子思这段赞美孔子的话，其实也是赞美作为中国固有文化内核的王道。在当前这个全新的时代，工商业已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把王道推广到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每一个角落的条件已经齐备。在现在这个时代推行王道，无论是以师道、君道、臣道还是以其它方式来进行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这样的条件在传统农耕社中根本无法想象，有志于圣贤事业的人不能不察。只要不偏离洪范五福这个大目标，就不会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和宗教相冲突，没有人会不愿意健康长寿，没有人会不愿意生活富足，没有人会不愿意心情愉悦，没有人会不愿安祥而终又能留芳后世。

后记

本人只是一个信而好古的学人而已，若说已窥知天道之幽微，已洞悉圣人之心源，则我岂敢。只是生于这个特殊的时代，因受时代的刺激而心生烦闷，心有烦闷而起疑，积疑而成思，积思而偶有所得。我始终抱定一个观念：无论古圣先贤传下来的经典如何难懂，终归不是虚无飘渺的海上三山，总有可以把握之处；对于经典的解读，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如何莫衷一是，必定可以找到一个足以衡量其中的是非曲直的标准。正是居于这种观念，才认定推天道以明人事，参天道以正人事是圣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不从圣人的思路入手就无法准确把握经典的正确含义，从而也就无法在知其然的同时也能够知其所以然。我向来认为，对于任何一种思想学术，如果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就不会真正有生命力。如果在读诵和学习经典时只是流于空谈，不能用经典来利己利人，就算不说对不起古圣先贤，恐怕也有暴殄天物之嫌，所以特意高举洪范五福作为王道的指归，并认定王道是中国固有文化之根本。全文涉及的东西头绪繁多，由于个人学识浅薄，只能作一些纲要性的疏理，以求能纲举目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唯求问心无愧而已，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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