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格的黄昏/辛若水

加跟贴 发新贴

（一）所谓权威人格

关于权威人格，我先不发挥自己的观点，还是看看西方学者怎么讲的：

理查德·所罗门试图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权威家庭结构来全面解释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在其长篇著作《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所罗门指出：中国的父子关系一直是权威的，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关系也是如此。他以为，对儿童最初几年的培养是不太严格的，但在5——6岁时，便受到了父亲的严格管教，禁止儿童的一切具有侵犯性的行为。这种矛盾造成了中国人在权威面前的双重性特征：对长辈的顺从依赖和怀有敌意。这种心理素质表现在政治权威上，也产生出一种传统的矛盾心理。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受文化束缚的人格类型依然保留着。毛泽东决定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方法便是鼓励群众造权威的反。青年一代响应了毛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中，造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尼达·陈对所罗门的这种解释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忽略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历史的复杂发展过程。在她的《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一书中有如下结论：中国的年轻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权威人格”的某些性格特征，他们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进一步的观察又使她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在这些年轻人中，谁对毛泽东主义的信条奉行得最起劲，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和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会发展更高程度的权威人格。当然，这并非说，是学校当局或共产党领导有意识的把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的狂热信仰这样的权威人格的极端形式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励那种与毛主席的教导相一致的高标准的道德的守纪律的行为。不难看到，正是通过这套体系，这些教导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需求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心中，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却受到了鼓励，在60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王景伦.（213-214）时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理查德·所罗门对中国人在权威面前所具有双重性特征的分析是极为精当的。其实，对长辈的顺从，也只是因为依赖；依赖别人，那自不免丧失主体性，同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这又成了怀有敌意的根源。这种双重性，和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权威人格”，确实如出一辙。所谓的顺从依赖，就是崇拜权威，并依赖权威；所谓怀有敌意，就是希望自己成为权威，取代旧的权威。用刘邦的话说，崇拜权威就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用项羽的话说，反对权威，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我以为，权威人格大抵来源于人们内心中的领袖欲。权威人格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领袖的成长历程。天生的领袖，大抵是没有的；领袖是在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在未为领袖之前，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威可言的，于是，也只有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然而，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领袖们总能够在群众中脱颖而出。领袖的权威也是一点一滴确立起来的；当他们羽翼丰满之后，便要取代原有的权威。可以这样说，领袖大抵都有权威人格，而有权威人格的人却未必做得成领袖。我觉得，权威人格是极其可怕的，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红卫兵那一代，大部分人是有这种权威人格的，而这也是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幸。为什么定要做权威呢？成为民众的一员不更好吗？作一个普通人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可惜，我们总是看轻了普通人，却在那里向往为人崇敬的虚名儿。

（二）失落的权威

在文革，几乎大大小小的权威都失落了，因为没有权威能够抗拒得了造反的浪潮。正因为这造反的浪潮，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变动中；而在激烈的变动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权威可言的。权威在成其为权威的时候，自然能够有效地制约别人，别人也对他惟命是从。所以权威便有自高自大的一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甚至把自己凌架在别人之上。而权威在造反的浪潮面前，一旦失落，也就被打倒在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想做普通人都不可得了。说实在的，对于权威的失落，是很让人快意的；凌架在别人之上的人，再也不能够颐指气使了，有比这更让人欣喜的么？做官、当老爷的，官也做不成了，老爷也没人叫了，确实很不舒服，但这不舒服还是轻的；在批判大会上认罪，被绑着游街，那简直是人间地狱了。试想想，那时候的权威，大抵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不在万人之上，就在万人之下。如此说来，还不如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呢。实际上，文革中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那就是为了摧毁官僚机构。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官僚机构，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到当官做老爷，从根本上背离人民的地步。毛泽东是最能够防微杜渐的，但是，他又不免把这“微”、这“渐”给扩大化了。很显然，毛泽东是想通过文革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

我说过，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权威都失落了，但只有一个人的权威没有失落，那就是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不仅没有失落，而且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权威虽然得到了空前加强，但却有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许多材料都在证明，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是非常悲凉的；虽然壮心不已，但毕竟是烈士暮年了。权威，大抵都会失落；毛泽东所担心的大权旁落，终究还是发生了。我觉得，失落的权威不应该得到非人的待遇，因为这背离了最为基本的人道主义。反权威，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把原有的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就不对了。权威做不成了，但做一个普通人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文革中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宽容。在斗争的年代，讲宽容，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即便斗争的年代，那也是人的世界，“除恶务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固然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宽容却是化解纷争的良药。宽恕朋友、亲人，这没有什么；谁不知道宽恕朋友、亲人呢？只有宽恕敌人，才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我们不免有一层疑问，我们宽恕敌人，敌人会宽恕我们吗？这意思很明显，我们不能吃亏；也正因为谁都不肯吃亏，所以大家吃了大亏。宽恕并不是弱者的行为，而是强者的行为。把仇恨延续到千秋万代的，只有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要广交天下朋友的。我所以讲宽容、宽恕，那自是针对着权威的失落和失落的权威。权威的失落，不可避免；失落的权威，凄凄惨惨。

有人说，既然明知道权威的失落是必然的，那为什么做权威的时候，要作威作福，压制别人呢？而晚境的凄凉，不正是作威作福，压制别人的报应么？对于这，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告诫人们要保持克制与宽容。失落的权威，并不就是落水狗；痛打落水狗的思维应该改变一下了。狗咬人，只要拴起来就是了，又何必痛打呢？我们讲宽容，其实并不是针对着狗，而是针对着人。不可否认，人中有走狗，更有狗腿子；但是，我们却要努力改变他们的狗性，恢复他们的人性。其实，文革十年，不只是权威失落的十年，更是中国失落的十年。那么中国的失落，是不是因为权威的失落呢？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中国所以失落，实在是因为文革走了一条向乌托邦跃进的道路。大同之路，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这实在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一个社会究意需要不需要权威呢？我想，还是需要的。把所有的权威打翻在地，其后果必然是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诚然，没有万古长存的权威，亚多里士多德的权威，也不过维持了一千多年。权威也是要新陈代谢的，因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我觉得，权威的新陈代谢，没有必要采用造反的方式，和平过渡，不是更好些么？这样，我们既认识了真理，也不会导致权威的失落。

（三）反权威的命运

文革中，反权威的精神是非常强烈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最大的权威，但是他并不号召人们维护权威，而是要人们起来反权威。而起来反权威的呢，又大都是些不怎么有学问，甚至也缺乏经验的小人物。毛泽东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小人物这边，支持他们，为他们开辟道路。而这些造反的小人物，对毛泽东更是感恩戴德，许多人兴奋地说：“造反才知主席亲”。有人说，毛泽东在文革中是非常孤立的，所有的权威都倒台了，只有他岿然不动，但是，正因为这种孤立，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文革的序幕是由小人物的造反拉开的，也是小人物的造反把文革推向了高潮。而毛泽东所以鼓励、支持小人物，是有他的缘由的，也可以说有他的用意。

文革的发动，在党内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如何克服这种阻力呢？如同我们看到的，毛泽东采用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法子。可以说，这个法子是非常极端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自己亲手创立的党，已经非常失望了。毛泽东也在反思他和党的关系，他觉得自己不过被利用罢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民主集中制，而把个人的权威凌架在一切之上。毛泽东未始不清楚这一点，但是，基于更高的目的，他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当革命不再依靠他所创建的党，那又依靠谁呢？他自然想到了青年学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青年学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们充当了革命与变革的急先锋。五四时代是青年学生最辉煌的时代。共产党所以诞生，就是由了五四运动的准备。在以后的历史上，青年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再那么重要，譬如一·二九运动，不过抗日的陪衬；就是有的时候重要，往往也没有多少正面的意义。毛泽东让青年学生充当造反的急先锋，终于拉开了文革的序幕。青年学生的造反把中国变成了青春的游乐场。实际上，毛泽东所期望的造反，和青年学生实际的造反并不一致。毛泽东所期望的造反，多有高尚的动机，并且还要讲人道，“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实际的造反，动机就多种多样，并且有的丧失了人性，发展成了武斗。这些反权威们的闯将们，又有怎样的命运呢？一种是成为权威与反权威斗争的牺牲，一种是取代旧的权威，成为新的权威。可以说，大多人都成了权威与反权威斗争的牺牲，这种牺牲不只包括青春、事业、前途、亲情，甚至包括生命。所谓的牺牲，即便赋予神圣的意义，也是最可以悲哀的，更何况文革中的牺牲，并没有神圣的意义。文革的牺牲所以悲哀，还在于这些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偏生没有避免。这也即是鲁迅所谓的“无主名”的牺牲；而所以有这“无主名”的牺牲，不正是由了“无意识”的杀人团么？

毛泽东虽然利用青年学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文革，但对他们，又似乎并不怎么信赖。热血青年，大抵还做不成什么事，所以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的一个念头，就是千百万人的命运。毛泽东虽然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在苍茫大地之间，又似乎可以主宰一个国家的沉浮。文革就好比一盘棋，而青年学生不过这盘棋的头一个棋子罢了。反权威所最期望的，就是取代旧的权威，成为新的权威。而所谓造反派的头头们，也似乎谈笑凯歌还了。其实，造反派们最擅长的还是阳光下的阴谋。他们打倒旧的权威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们成为不了新的权威。老虎死光了，并不意味着狐狸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们知道，狐狸的权威是从老虎那里来的，正所谓“狐假虎威”。所以，老虎死光了，狐狸也该呜呼哀哉了。有人说了，不是“狐假虎威”吗？为什么不依样画葫芦，来个“狐假狼威”或者“狐假狮威”呢？然而，狼或狮子，又岂会像老虎那样死脑筋。其实，反权威成为新的权威，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争的是权力，而不是真理。用霸道去贯彻真理，并不会促进真理的发展，相反，却会阻碍它。真正让人获得光荣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所以忙着反权威，通过挤掉别人的方式来树立自己，实在没什么意思，甚至还可能是卑劣的。我觉得，顶重要的是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反权威，就不免成为牺牲；就是取代了旧的权威，也是荒凉的。大抵权威与反权威都难免荒凉的命运；只有真理，才是生命的常青之树。

（四）远离权威与反权威

无论对于权威，还是反权威，我都不怎么感兴趣。权威最讨人厌的就是颐指气使，而反权威的张狂肆虐也不让人喜欢。实际上，权威和反权威都是把真理当做工具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决不是真理，而是真理所带来的权力。正因为真理能够带来权力，所以他们才想着霸占真理。若是真理什么都不能够带来，他们马上弃若敝屣。我觉得，真理本身应该成为目的，而不是沦为工具。坚持真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权力即便霸占不了真理，它也可以毁灭真理以及坚持真理的人。为坚持真理而死，当然是可以佩服的，但最好不要那样做。哥白尼、伽利略较之死在火刑架上的布鲁诺，要高明多了。为真理而死，当然可以成就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巧妙地坚持真理抑或与现实达成一种妥协，岂不是更好么？只要是真理，终究会为人们所承认，可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啊。文革中的遇罗克也是殉道者的典型。有人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而死，值得吗？他当然说值得，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依然以为是不值得的。他讲的许多东西，在当时虽然惊世骇俗，但在今天看，却不过是常识。人们生而平等，这还需要论证吗？为这么普通的常识而死，确实不值的。在那个颠倒的时代里，最需要的，也许不是奋起抗争，而是装聋作哑，熬过去。遇罗克死的实在可惜；如果他罪恶滔天，那么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可问题是，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给他的罪名全是抽象的；而且这抽象的罪名，并没有任何事实的支持。其实，罗克的《出身论》并不怎么好，倒是他的日记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他的《出身论》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这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关吧。出身不好的人，也要争取做人的权利，革命的权利；但是，很可惜，社会的大门把他们关在了外面。遇罗克大抵也是反权威的，但他的命运却不过殉道。而文革中的权威呢，大抵是被打倒的。权威与反权威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可是，我不喜欢这种斗争。我觉得，最好是从权威与反权威的斗争的游离出来。既不炮轰，也不捍卫，落得个逍遥自在，岂不更好。我知道，在文革中，是决不容许这种隐士的逍遥的；但是，不容许，却也绝不意味着这种隐士的逍遥不存在。其实，对文革这样的大革命，还是冷眼旁观的好，没有必要“热风吹雨”。对于隐士的逍遥，我是赞同的；而所以赞同，就是因为它从权威与反权威中游离了出来。许多人会说，隐士对于世事并不是全然不关心的；他们也在介入社会，而做隐士本身，就是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这自然也不错，但隐士之为隐士，还就在那点超脱与逍遥。其实，权威与反权威的斗争，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文革中异常激烈罢了。在权威的新陈代谢中，也并不只是权力的交替，真理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不喜欢这种以权力交替来发展真理的方式。我觉得，若要发展真理，完全可以采取非常自由的方式。权威爱是谁就是谁，谁爱反权威，那就去反；反正，我们是不介入了。所以不介入，一则真理本身才是我们的目的，至于权力或者金钱，那就见鬼去吧；二则，远离纷争，才可以全身，我们固然喜欢真理，但决不想因为真理而丧了命。我觉的，从权威与反权威中游离出来，大抵即是在天地间，做天地外的人；不过，这很容易成为多余人。文革把“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敌即我”的二元对立模式，给发展到了极端。而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是为了取消中间地带。他们以为中间地带的人们总是摇摆不定的，就像毛泽东所讲：“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国民党”。而实际上呢，中间地带的人们对这些纷争是不感兴趣的。我觉得，游离状态是最好的状态。

一个社会能不难容许游离状态，是这个社会是否自由的标志。在文革时代，人们是不会奢望什么自由的，因为自由已经被更高层次的东西给否定了。个人的那点自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能够红色江山万万年，那大家还不是掉倒了蜜罐子里。如此说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们，是最容易得糖尿病的了，因为喝的蜜太多了。俗话说：“若要甜，加点盐”。谁又给共产主义的蜜罐子加点盐呢？

（五）健全人格

我所以讲权威人格的黄昏，那意思也很明显，我根本就不认同权威人格。尼采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偶像的黄昏》。他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所以才写“偶像的黄昏”；我是反对权威人格的，所以写“权威人格的黄昏”。写“偶像的黄昏”，那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偶像崇拜气息奄奄了呢？我不知道，大约在尼采心里如此。写“权威人格的黄昏”，那是不是意味着权威人格就要销声匿迹了呢？我同样不知道，大约在我的想象里确实如此。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和文革那一代人不同的。文革那一代人特别的热衷政治，甚至政治成了他们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大多都具有权威人格。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离政治非常的遥远，我们比较喜欢过平民化的生活，只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什么而奋斗，那就让它躺一边去吧。在文革时代，虽然讲什么黑线专政，但是那时候的政治还有许多真诚，没有那么多的伪君子，而我们的时代，虽说自由多了，但是政治似乎有太多虚伪的东西。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是独立自由的人格，它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不在政治那里扎堆了。文革那一代所具有的权威人格，是要让每个人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的领袖。看着他们为政治着魔、发疯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好笑。让政治成为人类历史的唯一舞台，这是很可以悲哀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舞台，它可以上演各种各样的戏剧，没有必要只在那里山呼万岁。我以为，权威人格决不是健全的人格。细想想，权威人格不过在主与奴之间游走。奴才的想法，大抵即是权威人格的全部。奴才一方面顺从主子，依赖主子，崇拜主子；另一方面又对主子怀着敌意，想着取而代之。奴才成为主子，大抵还是奴才的德性；可若主子做了奴才，那比奴才还奴才呢！我觉得，还是从主与奴中走出来，从权威人格中走出来的好。

可以这样说，权威人格的黄昏，就意味着健全人格的黎明。那什么才是健全人格呢？我以为，健全人格就是独立自由的人格。独立自由的人格，也并不意味着远离政治；在政治上，同样可以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把搞政治的，全都想象成主与奴，那也是很幼稚的。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就没有被政治腐蚀掉，而表现出了傲岸不羁的人格。我的意思只是说，要表现独立自由的人格，没有必要全在政治上用劲。人类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虽然这个方面很重要。独立自由的健全人格，为什么是可贵的呢？因为它受到了两面夹击，一方面政治上的强权想收遍它，另一方面商业的金钱要腐蚀它。可以说，在我们的时代，第一个方面是次要的，真正呼风唤雨的是第二个方面。当然人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它很容易为金钱所收买或者卖掉。独立自由的人格，是在强权与金钱的对抗中显现出来的。许多时候，强权做不到的事情，金钱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更何况，强权与金钱可谓门当户对，结成佳偶，配为眷属，也是自然而然，又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在我们时代，要追求独立自由的健全人格，那还真是困难，因为稍微念过几本书的人，就拿这个自我标榜起来。即便是健全人格赢得了黎明，权威人格的阴影也还笼罩着。也可以说，权威人格与独立自由的健全人格，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因为权威，就弄得自己无所不在，笼罩一切，所有人都要听他的；而这种无所不在，笼罩一切，是很容易遇到对抗的；而敢于对抗的，那自然就是反权威。文革所以惊心动魄，就在于它激荡着反权威的精神。其实，对于反权威的精神，我还是有一些认同的，只不过我不喜欢他们的张狂与放肆罢了。反权威是可以变为权威的，而这又让我产生一种担心，我害怕独立自由的健全人格会演变成或者说沦落为权威人格。虽然权威人格很难成为健全人格，但健全人格却很容易变成权威人格。权威人格对人的吸引力是很大的，这远非健全人格可比。有人说，我们走出了文革，就告别了权威人格；而告别了权威的人格，那独立自由的健全人格就自然来临了。健全人格会从天而降么？我还真希望这样。也许，权威人格是从天而降的，但健全人格的养成，则全靠我们自己了。

加跟贴 发新贴 〖一品 各抒己见索引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