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与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曼特·比奇
三维法 发表于 2010/04/26 00:52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在当今英国政治中，人们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卡梅隆究竟是哪种保守党人？”对很多选民来说，这是一个要一直思考到下一次大选的问题。保守党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在英国政府中无处不在的政党，直到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出现为止。但是现在，在一个新领袖的领导下，保守党正在复兴，至少在英格兰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卡梅隆的超凡魅力和品格，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把握住了政治上的温和立场。英国选民很有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时选择“女王陛下的反对党”，那就意味着一个由卡梅隆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卡梅隆与一族保守党人
作为一种思想流派的一族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正式出现于战后的时代，指的是保守党左翼的一种保守主义政治观。代表一族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拉伯·巴特勒（Rab Butler）、伊安·吉尔摩（Ian Gilmour）、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和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大致而言，一族政治观体现了在治理问题上的一种积极的国家路径，把国家看作是消除社会问题的关键角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族保守主义者便接受了战后的共识，即福利国家、混合经济以及处理劳资关系的三维法。这种存在于工党与保守党温和派之间的战后共识或战后政策和解被保守党右翼看作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共识。
今天，尽管托利党改革派不断地从事各种活动，但是一族保守主义已经不再是议会保守党中的一股力量了。然而，它的确代表了那些通常不属于正式党员的温和派保守党选民的意见。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一族保守主义赞同超国家机构的观念，这种机构可以在许多问题上通过合作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而且，共同市场或单一欧洲市场也是希斯所渴望的，他希望英国成为欧洲国家俱乐部的一员。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保守党内部便出现了一种紧张局势；在撒切尔夫人任期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后在梅杰任期内达到了顶峰，导致了严重的分裂，以至于差点使得梅杰政府倒台。就在这一时期，一族保守主义作为英国一种强大的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政治终结了。
卡梅隆似乎故意要让保守党的政策和观念向左转，以便寻求一种中间立场。显然，卡梅隆已经感觉到新工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影响，他最初就赞成他们的投资策略，并号召进一步的改革。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通过卡梅隆2008年12月在伦敦英国工业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再认可工党的高额公共消费了。卡梅隆指出，他的保守党从2010年开始将不再主张与工党相当的公共支出水平。尽管在作为保守党领袖的前三年中，他没有主张削减公共支出，但是现在他的言辞已经变得强硬了。
社会正义观念得到了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伊安·杜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的社会正义研究中心，也要归功于卡梅隆及其支持者。他们主张，保守主义必须恢复保守党的社会改革传统。卡梅隆似乎并不反对保守党的最低工资计划、税收抵免计划和养老金补助计划。福利国家以及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累进所得税制度也被卡梅隆的保守党视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他确实想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把更多的福利服务纳入志愿部门和私人部门，提倡个人不要依赖国家，提倡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想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根本性地改变福利国家，并从规模和目标上缩小它，当然，撒切尔夫人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卡梅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想、欧洲怀疑主义和“还决定权于民”的主张使得他的政治主张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一族保守主义范围。他的主要政治主张当然和麦克米伦、巴特勒、希斯、吉尔摩或麦克劳德有相似之处，但主要是撒切尔主义的，因此不能被归入这一传统之中。
卡梅隆与新右派或撒切尔主义保守党人
“新右派”与“撒切尔主义者”并不是同义词，但二者的确是一致的。新右派与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一场思想运动有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场思想运动开始出现在保守党和共和党之中，主要的思想家包括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基斯·约瑟夫爵士（Keith Joseph）和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对于保守党和共和党之中的保守主义，有一种固定的解释，这两个政党被认为对待左派是温和的，或者至少也是采取默认态度的。新右派的 “新”表现在它对这种既定解释的反应上。在讨论新右派时，指出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即英国和美国发展新右派政治的经验是不同的，我们也不能指望它们是相同的。不同的历史、政治结构和文化环境都会有影响。然而，新右派大体上寻求把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相联系，而且，面对一个过于宽容的社会，他们试图重申社会秩序与公共道德的传统。因此，新右派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涉及经济、税收、国家的职权范围和规模、纯消极的自由概念、反平等主义以及本能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重塑传统保守主义对伦理行为、权威与秩序的关心，以便适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通过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两人，新右派的观念在大西洋两岸都盛行起来。
撒切尔夫人的新右派政治主张最核心的观点是，自艾德礼政府以来，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功地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保守党尤其是1970— 1974年的希斯政府已经屈服于它的要求了。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她的政治主张以及英国的新右派是相对于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建制——工党、工会、公共部门以及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来界定的。作为一个撒切尔主义者就是要支持撒切尔主义的政策，也要支持并极为尊重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首相并拯救了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今天，撒切尔主义者可以被理解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继承人，这场政治运动发生在英国保守主义当中，并建立起了新右派。
卡梅隆是不是一个撒切尔主义者呢？他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右派呢？尽管自梅杰以来的保守党前领导人都为撒切尔夫人感到非常骄傲，都来自保守党右翼，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说成是撒切尔主义者，但是对于撒切尔夫人首相任期以内和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议会保守党中一支重要的少数派力量，却不能这样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在观点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撒切尔主义。这与议会保守党中一族保守主义传统的衰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卡梅隆看作是一个撒切尔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论者，希望国家更少地干预经济和公民的生活。他的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撒切尔主义，而撒切尔主义本身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或通常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经济学为基础。
卡梅隆显然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但他也完全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吗？新自由主义哲学之父哈耶克憎恨民主社会主义，他对“温和的”保守主义者的宽容——类似于对撒切尔夫人的态度——也只是稍微温和一点。新自由主义哲学比新右派或撒切尔主义更融贯，在意识形态上也更强硬，因为它在哲学上更为前后一致，尽管更为极端。对于纯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言，个人不属于家庭、阶级或民族，而属于生活本身。必须把个人从国家对其税款和自由的垂涎欲滴中解放出来。任何社会正义观念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不正义在影响上不是社会性的，而是个人性的，它影响的是个体公民的生活。社会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关于阶级或贫困的论述根本得不到新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同时，必须保护个人不成为那些想制定苛刻伦理规范——根据他们的规范，所有公民都应该用比自然法更高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人的受害者，这些人往往是道德说教者群体或国家的代理人。尽管很少有完全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战后的英国政治思想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们的论点是前后一致的，无论看上去是多么激进。卡梅隆是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建制——比如婚姻、家庭和民族等等—— 的社会价值，他绝不赞成完整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或美国政治用语中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
卡梅隆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政治与政党“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一词是卡梅隆所喜欢的政治称谓，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它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保守主义。2007年，他在巴斯的一次演讲中阐明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一词的意思。在那场演讲中，他呼吁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者加入他的政党：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我相信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政府只应该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怀疑国家，相信人民能够追求他们的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就是自由主义。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一致认为，前人、我们和后人之间有一种历史的理解，而且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共同体中有一种社会责任去发挥积极的作用。保守主义者相信连续性和归属性；我们相信我们祖国的传统，这些传统植根于我们的建制当中。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保守主义强调社会责任。”
卡梅隆用“自由主义的”这一形容词来描述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在从事着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营销的任务。他之所以使用这一术语，理由有三。第一，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赋予了他的观点以身份，并把他和他的政治主张与保守党的历史上他所讨厌的东西区分开来。他想用“自由主义的”一词来指代一种对社会自由主义而非社会保守主义的信仰。比如，社会自由主义者青睐各种社会关系与家庭单位，包括同性恋家庭；他们认为，移民和由此产生的种族多样性本质上是好的，而且他们还常常（但是卡梅隆没有）主张，对待定居下来的移民，英国应该采取一种多元文化的方法而非同化。
第二，卡梅隆想用“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这一术语来表明，他不是托利党右翼分子，而是一个温和派。总之，他不同于撒切尔、梅杰、哈格、史密斯和霍华德，而且保守党在他的领导下正在修正自己的教义和政策。另外，像卡梅隆、奥斯本、艾德·瓦伊泽伊（Ed Vaizey）和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这样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是英国主流政治当中的保守党人，属于中间偏右派而不是右翼。
第三，卡梅隆用这一术语来暗示自由。他首先是一个希望恢复英国人民在新工党的统治下所失去的自由的保守党人。英国人民之所以在新工党的统治下会失去自由，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操纵着一个保姆式的国家，它对税收如饥似渴，而且是一种专制主义。在这种环境下，自由主义这一标签使得卡梅隆可以强调，他的政党的目标是为个人追求自由，追求更小的政府、更少的税收和各种公民自由，并试图用市场来提供公共服务，不过又不采取新自由主义以前所提供的那种过于极端的方式。卡梅隆可能认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立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而非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更喜欢运用多边主义来处理国际问题，主张民族国家主权和普遍人权都很重要。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单边主义往往是必需的，而且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将因为侵犯了人权而丧失合法性，因此，改变政权从道德上讲是必需的。
语境中的卡梅隆：哈格、史密斯和霍华德
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的政治主张和保守主义与体现在哈格、史密斯以及霍华德等保守党领袖身上那种更具右翼特征的路径区分开来。卡梅隆从三位前任领袖的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试图把他的政党及其政策带向英国政治的中间立场。
从1998年开始，哈格担任保守党领袖的那几年，保守党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保住英镑”运动（即阻止英国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移民与庇护、支持机动车驾驶者的立场（如降低燃油价格）、增加警务人员数量、让囚犯劳动以及减税。尽管这些措施当中的某些或所有措施也许被认为值得给予政治上的首要关注，但是它们仍然是次要的问题。经济管理、公立学校的投资与质量、国民健康服务医院的投资、效率和清洁度、养老金的水平与保障以及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些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被看作是更重要的问题，比上述除移民以外的问题都要重要。哈格2001年的大选宣言《常识时代》在语调和方法上都和卡梅隆演讲的主题与重点截然不同。不过有一个主题不断在继续，而且战后一直在实施，那就是，把英国人民从工党的大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把权力与选择归还给个人和家庭。从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到哈格一直到今天的卡梅隆，这一主题一直为保守党所坚持。这是英国保守党所特有的一个论点。
从2001年到2003年，史密斯担任保守党领袖。他没有参加大选，也从来没有发表宣言。然而，他的短暂任期和哈格非常相似。他的主要政策性文件是《有目的的领导：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份文件的内容表明了史密斯为保守党所规定的首要任务。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以便为病人和父母提供机会，并改善服务的质量。它计划为最优秀的学生设立国家奖学金，让他们离开公立学校而进入私立学校学习，并计划由国家资助私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没有必要过于愤世嫉俗地指责这些措施试图利用国家资源牺牲公共部门来支持私人部门。史密斯不可能被谴责为前后矛盾，因为这些政策完全符合撒切尔主义的经济原则。史密斯的文件还主张更多地利用第三部门来提供某些服务，尤其是为社会最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他的社会正义研究中心以前就坚决地提出过这一主张，而这一中心在贫困和剥削等问题上影响了卡梅隆的影子内阁。
霍华德从2003年开始领导保守党，直到2005年12月卡梅隆当选为止。他参加了2005年大选，但是落败了。他的竞选宣言《你在思考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吗？行动的时候到了》与哈格的宣言类似，主要求助于右翼的保守党党员和选民。霍华德的主题是移民，在当时，对大多数选民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因此，与哈格不同，霍华德选择了一个大多数选民看来都很重要的问题。不过，最终，霍华德的托利党被认为是右翼，因此不值得选择。
然而，卡梅隆和1997年以来卡梅隆之前的领袖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政策和意识形态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比如，这四位领袖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两种重要的连续性，即对新自由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的支持。更宽泛地说，他们都是撒切尔夫人的崇拜者，就其政治经济观点以及对欧盟的态度而言，都是一个撒切尔主义者。这就表明，在后撒切尔时代，卡梅隆无论是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英国与其大陆邻居的关系问题上，都是坚定的撒切尔主义者。哈格、史密斯和霍华德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托利党右翼的领袖。在经济和欧洲事务问题上，卡梅隆是一个标准的后撒切尔时代保守党人，但是在社会政策上就不是了。如果他的做法是在脱离保守党的某种社会政策观念，那么也就是在脱离保守党右翼——撒切尔主义。
卡梅隆式的保守党人
应该如何概括卡梅隆的政治思想呢？他是哪种保守党人呢？显然，他有一种承袭自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他也把撒切尔式的欧洲怀疑主义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坚持，但是在社会政策方面，他太偏向左翼了，以至于很难把他归入新右派或归为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人。他想让保守党向左转，转向中间立场，想重新获得讨论公共服务、环境和诸如贫困、剥削这样的问题的权利，这些都暗示出，卡梅隆不只是一个遵循一族保守主义传统的人。在这些方面，他的政治主张显然受到了新工党的影响。他的保守主义也是传统的，他看重婚姻、家庭、君主制、民族国家等建制以及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联合。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在充分的意义上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市场论者并不尊重传统或建制，而对卡梅隆来说，就社会层面而言，卡梅隆的政治主张比上一代保守党政治家更具自由主义色彩，“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这一术语尽管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其思想的全部，但是也能够反映其基本的社会与经济主张。从本质上说，卡梅隆是一个保守党人，一个后撒切尔主义者而非反撒切尔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后新工党（postNew Labour）政治家。即便卡梅隆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了新工党，新工党也仍然会继续存在，但是卡梅隆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了新工党在过去12年执政中所设定的政治议程以及所赢得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迄今为止，卡梅隆式的保守主义还不是一种清晰可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它可以用来描述这样一个英国保守党人，他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政策上支持一族路径，在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上，像撒切尔夫人一样是一个欧洲怀疑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尊重传统与社会建制的托利派。换句话说，卡梅隆式的保守主义是诸多中间偏右的理念和价值观的混合体，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显然也是保守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