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历史的“祛魅”与“返魅”/郗戈
neomaoist 发表于 2009/02/17 04:34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1.我想从罗蒂的《铸就我们的国家》入手，讨论一下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持续进行的对“毛”的“祛魅”，以致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祛魅”。
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不做进一步展开。罗蒂说，国家的建构需要一个故事性的叙事，一个历史性的阐释。
——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神话，用罗蒂的话说是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历史。一个伟大的民族尤其需要这样的神话。
这里的神话并不是宗教、也不是迷信，而是“建国理念”“公共价值”的象征符号、文化载体，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形成社会整合，对外自主独立统一所必须的。。
2. 毛自己的私人生活本身的细节如何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毛已经历史地参与了新中国的构建，毛自己已经历史地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载体、文化象征性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符号。从今天来看，毛的存在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文化和政治的符号。毛早已不是一个日常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文化性的、精神性的、价值性的、象征性的存在。
这个符号如此重要，承载着现代中国的自我解放、自我建构的历史和价值，承载着中国寻求自主现代性的历史诉求，承载着独立自主、平等正义、人民民主等等解放价值。
只要中国建构自主现代性的问题一天没有解决，这些价值的意义就不会消失，“毛”所承载的这种诉求，这些价值就不会过时，不容玷污。
毛所承载的这些政治和文化价值，这些历史传统，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在我的身体灵魂之中，这是无论哪个“XXXX主义者”都无法删除的文化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毛泽东的幽灵们。。。。
3.从今天来看，中国的文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这个现代转型，这个通过革命运动而赢得的现代性，这个以社会主义为本的建国理念，仍然是最重要的。
只要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还继续存在，只要还有人在受压迫和剥削，整个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之中，毛的诉求、价值就不会过时。
就如同，我们今天仍然谈论“孔夫子与当代中国”一样，可以想象多少个世纪以后，人们还会谈论“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问题。
4.改革以来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贡献和缺陷就在这里了 ：他们提供的历史阐释，大多是从“个人权利”的立场上出发的，正因为社会主义历史运动伤害了个人的权利，因而是应该批判和否弃的。
而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往往谈论的个体，究竟是谁？是历史中匿名的个体么？不是的。他们是以少数由于历史运动受到波及的“知识人”脆弱、敏感而怨恨的“个体”去取代大多数群众实在、朴素和健康的“个体”。正因为“个体”本身一旦脱离历史语境就沦为一个“抽象范畴”，所以，谁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装入这个“范畴”之中，以 “神圣的个体”为名向既有的历史过程宣战。
这种抽象的个体、个人概念，主导着他们看待一切问题，并使问题简单化。这是一种隐蔽的“专制”。也是一种隐蔽的“强奸民意”。而且也是一种精致的“自我神化”和“蒙-启”。马克思当年批判施蒂纳，说他从“利己的个体”出发，反抗整个社会历史的实在，最后走向“自我-唯一者”，走向“利己自我的神圣化”
5.启蒙就是神话，启蒙却倒退为神话。 问题不在于，改革以来的启蒙主义有没有其解放意义，当然是有的。
但问题在于，启蒙主义已经走火入魔了！！！
一旦启蒙走过了头，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蒙启”——它在摧毁既有教条的同时，也在拆毁既有的精神价值；它在号召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在树立新的偶像和新的教条。
而且，这新的偶像和教条还具有不容质疑的专制力。谁有不同意见，就被扣以“逆历史潮流与人类主流”的大帽子，动辄就“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启蒙是以“客观的”“真实的”阐释历史和现实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祛魅”的，但最终却走向对历史事实的否认、歪曲和臆造。
同时也走向对另外一些历史和现实（例如美国，印度，台湾， 例如民国）的神话与偶像化
所谓“补课”，补到后来，就成了“认错”，“认罪”。
6.启蒙走向蒙启，还是在于市场社会的建立，资本与权力的共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我们要怎样的启蒙。
面对市场社会大规模形成所形成的社会分裂趋势，我们亟需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积极价值——这些价值强调平等正义，强调社会团结，强调公共利益，强调人民民主。
而“新启蒙运动”的后继者们恰恰在这个时候非常不合时宜的企图拆解掉社会主义价值，将平等正义、社会团结、公共利益和人民民主，甚至将正当权威、公共道德都当作“封建”“专制”和“暴政”来予以妖魔化。
当启蒙从反抗不正当的权威、拆毁非理性的传统，走向反抗一切权威、拆毁一切传统的时候，启蒙就彻底堕落了，无形中便成了市场社会的帮凶。
7.启蒙系统地退化之后，就产生了它的大量消极后果更为常见的是 无力自我挽救的“右愤边缘人群”——范美忠、杨师群…… 他们是启蒙的庸俗化的受害者。
头脑完全被教条所主宰。他们缺乏的是 在政治和社会常识上的健全，以及基本的公民素养。
启蒙走向自己反面，就会不断生产出这样一些怨恨的“末人”。这本身也反映了启蒙作为一个群体精神运动的衰退，想象力、现实感和实践力的日益枯竭。
启蒙退化了以后，它的产物，就是对历史、对现实、对政治充满至深怨恨的偏执、愤怒的个体 。
8.因此，今天更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启蒙不启蒙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祛魅”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合理的“返魅”的问题。
总结为一点，新启蒙运动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祛魅化阐释适得其反，走火入魔，无法形成对市场社会时代资本-权力联盟的批判，反倒不自觉地依附于资本和权力的逻辑。
在市场社会大规模形成、资本与权力联盟显著凸显、民族国家建构亟需矫正方向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返魅”和“社会主义价值的重新焕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