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时刻的政治抉择
潘启雯 发表于 2009/11/15 02:45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彼得·古勒维奇
丰年与荒年始终是紧密相连的，“七年的丰年，七年的荒年”———《圣经》对经济周期概念的表述，虽然不甚准确，但经济周期这一概念却反映了资本主义现实中的重要一面。当下，毋庸讳言，凡有井水处，皆言经济危机。只不过，这次不再是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从容惬意，而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般萧条再现的凄凉。
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工业经济的发展，持续的经济繁荣不时被经济周期、长期波动、剧烈震荡以及破产倒闭所“打断”。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古勒维奇所说：“国际经济危机对国家来说就像化学中的化合物的反应试剂一样：他们引起变化并揭示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为此，他在自己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中着重分析了法国、德国、瑞典、美国和英国五个国家对三次世界性经济危机（19世纪末的长期通货紧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泛的经济衰落）的应对策略的选择问题。
如果比较研究者能够发现国家遭受的共同压力，那么就可能看到国家之间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并且由此能够认识到某些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古勒维奇写作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一是“对同样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刺激’的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政策进行比较”，二是“发现国家之间以及特定的国家在每一次经济危机时期其社会行为者之间的联盟是如何产生、崩溃及变革的”。
当19世纪末的长期通货紧缩来临时，自由贸易已经扩展到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在严峻的形势下，很多生产者开始强烈要求关税保护和其他形式的救助。除英国继续倾向于实行自1846年公开废除《谷物法》以来就存在的自由贸易政策外，在其他国家，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并由此带来了各种社会行为者之间特定联盟的调整和加强。在德国、法国和瑞典，工业和农业都受到了保护。美国的农产品覆盖整个欧洲，实行农业关税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只实行了工业保护。
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英国，领导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潮流。基于工业带来的巨大利润，英国发展了与世界贸易紧密相连的大规模的金融、贸易部门。英国农业已经开始适应国际专业化竞争压力的要求。劳工起初担心食物的价格，但是在废除《谷物法》之后，也开始支持自由贸易。当1873年物价下跌时，一些农民和钢铁生产者为贸易保护主义而战，却被更大的联盟所打败。
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德国的工业面临着与英国的激烈竞争：它的银行没有与国际金融和贸易相联系；它的农业非常缺乏竞争力，农业结构脆弱，适应能力不强。工业由钢铁制造业等重工业所主导，农业由容克地主的粮食生产所主导，两者形成了支持关税的著名的“铁-麦联盟”。出口导向型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如化学工业和电气设备工业倾向于自由贸易，农民们则寻求更廉价的粮食喂养奶牛和肉鸡，劳工更关心食物的价格。但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最终失败了。法国和瑞典都有类似的“铁-麦联盟”组织，它们的工业和农业都面临着激烈的外来竞争，因此都寻求贸易保护政策。
在1929年的经济萧条蔓延之后，普遍的政策反应是实施正统的、古典的通货紧缩方案：削减所有成本以鼓励销售和投资。但是，通货紧缩政策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很多政策，比如国有化、贸易保护、财政刺激和重商主义都被试验过，但是最终每个国家都放弃了通货紧缩政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人们发现社会团体在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应对第一次经济危机时，大量组织被建立用以负责代表和管理社会行为者。组织领导者做出的特定决策在第二次危机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瑞典农民协会与瑞典农民党结盟的愿望，德国和英国工党对其工会所提出的以财政赤字支持公共工程计划的拒绝，美国和瑞典商业集团与劳工结盟的愿望，以及德国商业集团对此种愿望的拒绝。当然，现存的联盟，在一些情况下被证明是持久的、具有适应性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脆弱和不牢固的。新组织的崛起能够动员人们转向新的前进方向，纳粹党及其组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战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埋下了新的经济危机的种子。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能力的提高，以及新产品、新工艺的大量出现，都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际化竞争所导致的广泛性危机创造了条件。这次危机破坏了二战之后所达成的和解。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劳工、农业和商业等利益集团日益陷入困境。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国家行为的政治意蕴发生了变化，国家干预已经成了主导哲学，包罗万象的福利国家已经取代了守夜人式的国家。五国不同经济观点的权重受到组织化承诺的模式、意识形态以及调解社会压力和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制度的深刻影响。
三次经济危机中，军事竞争都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争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每一次经济危机时期，军事开支伴随着一定的政策措施极大增长。而且每一次主张增加军事开支和倡导国内保守主义政策目标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另外，在这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内的各种社会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扫去历史的灰尘，从既往的经济危机废墟中的确可以参悟出不少有助于解读当前金融风暴的寓意。“政策需要政治”，本书开篇就点明了全书的中心，即探讨政策如何通过政治运作得以产生和实现，而这个政治运作就是指社会联盟的政治运作。
与稳定时期相比，经济危机时期因为政策的巨大变化和社会联盟的重新组合，使后者更容易看出其运作过程和特征。具有最大自由的时刻就是危机之时，这正是作者在本书中集中关注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危机是充满风险的时期，正如纳粹德国提醒我们的那样；经济危机也是孕育希望的时期，正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制度所证明的那样。面对未来需要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们不像是阿道夫·希特勒等人手中毁灭的力量，但是被用来学习并引以为戒，从而避免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