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
XINKMT 发表于 2010/01/05 20:39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论题一：气候政治的话语迄今为止仍然是专家和精英的话语，平民、社团、公民、工人、选民以及他们的兴趣、观点和声音都被完全忽视了。因此，为了改变气候变化政治当中的这种本末倒置，我们必须考虑采用社会学的视角。
多年以来，气候学家一直在摆出一些强有力的理由，以证明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应对全球变暖。斯特恩（Stern）曾经为此补充过一些被人遗漏的经济学论据。他认为，与无所作为相比，现在我们为应对全球变暖所付出的成本要小得多。如果我们无所作为，未来全球经济绩效将每年降低20%。因此，他得出一个新的理由：人类现在对气候保护的投资会在将来获得复利回报。对此，吉登斯现在又推出了新作《气候变化政治学》（2009）。这将使得从政治和成本角度反对气候保护的人哑口无言。现在他们没有任何托辞了！
然而，他们真的没有托辞了吗？我们要明白：气候变化的经济和政治都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社会的绿化”！没有许多背景各异的人来谈论、参与和支持气候变化政治（这往往与其个人利益相悖），气候政治注定难成气候。那些来自“下面”（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且受到气候变化不同程度影响或对气候变化有着不同认知的人）的经常性支持有可能出现吗？我们只有给出这一紧要且有点犯忌的问题的答案，气候变化政治才不会成为精英眼里的 “空中楼阁”。所谓的“社会学缺环”（missing sociological link）不是“应该如何”和“能够怎样”。仅有良好愿望是无济于事的！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对生态变革的支持可能来自何处？这种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将会侵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社会地位和在这个已经明显十分不确定的时代的生活条件的基础。或者，换一句社会学的话来说：那种跨国界的世界性团结怎样才能成为现实？作为必然是跨国的气候变化政治之前提条件的社会绿化，如何才能成为现实？
论题二：在对环境问题的普遍无知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假设，这就是“环境”范畴。荒谬的是，某些研究环境社会学的专家也是如此。如果“环境” 只包括那些与人类和社会无关的事物，那这个范畴在社会学上就是空洞的；如果包括人类行为和社会，那么它在科学上就被误用了，在政治上就是自我毁灭式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产业资本主义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产生了无尽欲望，也破坏了我们自己的物质生产条件。在韦伯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等待人们发现的“生态学潜文本”：一个属于马克斯·韦伯的21世纪和气候变化的时代。或者换种说法，他提出了一种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的早期理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大获全胜；未料到也不想看到的气候变化的全球危机；气候变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分布又不均衡的灾难性后果。这一早期的生态启蒙范例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
很多环境社会学家，例如利弗-特蕾西（Lever-Tracy，2008），悲观地认为主流社会学忽视了逐步升级的气候变化，这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韦伯、马克思、杜威（Dewey）、米德（Mead）、迪尔凯姆（Durkheim）、齐美尔（Simmel）等社会学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找到一些气候变化社会学方面振奋人心的见解和概念模型。与韦伯一样，杜威（1988）也谈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浪费”以及自然资源“耗尽”的可能性。这就证明，社会学创始人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改变并威胁自身基础和指涉框架的无意识动力早有认知。他们认识到一种非线性的、间断的变化，一种变化之变化，也意识到一个标志着“元变化”的“不确定性时代”的出现。但是，社会学的主题和框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开始全力关注“环境”社会学。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尽欲望所导致的后果改变的不是“环境”，而是现代社会自身。
这种高度矛盾性的有关现代化过程的视野在战后一代的经典社会学家那里迷失了方向。贝尔（Bell，1999）对“增长的极限”和“生态运动中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歇斯底里”不予理睬。他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宣称，现代社会“越来越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也就是说，我们的环境是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改造过的（mediated），所以资源问题将会通过科技创新和经济交易来解决。
毋庸置疑，战后现代化的叙事预先假定了“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分离（后者则被当作为了防止灾难而必须加以应对的一面）；气候变化的事实却证明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结合、交错和“混合”在持续不断地拓展和加深。那种认为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假定只能成为笑柄。从20世纪 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认为模式应从“不是……就是”转向“二者皆然”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批评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家，如拉图尔（(Latour)、厄里（Urry）、亚当（Adam）、吉登斯、我本人，等等。
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把“气候政治学”用得过滥，就会阉割它。事实上，气候政治学准确地说并不是关于气候的，它首先要探讨的是第一代的、工业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和制度的转变。
那么，气候变化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反身性的现代性。” (Bruno Latour， 2008)；或者用一个问题来表示：“我们该怎样创造绿色的现代性？”
如果我们要让气候变化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中心议题，就必须把它与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力量和冲突紧密结合起来考虑。气候政治的力量来自何处？气候政治的反对力量源自何处？
论题三：社会不平等与气候变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人在解释不平等概念时，再也不能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后果；同样，在解释气候变化概念时，亦不可不考虑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使得各国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推向全球并趋于激化，气候变化政治也是如此。它致使胜利者与失败者、小的支持者队伍与大的反对者团体以及所有阶层之间裂痕重重。把研究局限于“社会总产品”或“人均收入”的框架之内，所发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通常是不真实的，为了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必要打破这种带有误导性的狭隘框架。与此相应，我们需要从全世界的视角来集中研究贫困的致命怪圈、社会的脆弱性、腐败、危险的积累以及尊严的丧失。受所有这些因素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带（Sahel zone）。在萨赫勒，贫困群体当中的赤贫者生活在深渊的边缘，最不应该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负责的他们，却被这种威胁推向了边缘。
即便各种不平等现在没有继续发展，人们对于平等的期盼也在与日俱增。在此过程中，国内和全球的不平等制度正在走向解合法化（delegitimising）、去稳定化（destabilising）。 “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西化并将“西方之光”又反射回了西方，以致环境破坏方面的“平等”引起了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也有人可能会说：一方面是全球对于平等（人权）日益增长的期盼与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之间的交叠和冲突，另一方面是气候变化和资源耗费的极端不平等的影响，这两方面很快就会使得不平等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所有前提条件荡然无存。
社会不平等的新社会学不再可以依靠这一前提，即国内舞台和国际舞台截然有别。采用了国家主义方法的国内不平等的社会方程式，已经成为产生最严重误差的根源。同时，社会学当中的基本前提，即社会不平等与自然不平等之间的差异，也已经变得毫无根据。以往在民族国家内部不平等的视野中加以分析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正在转化为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脆弱性的范畴变成了核心范畴。尽管有些国家或团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化解旋风、洪水等带来的灾难结果，但在社会脆弱性方面应对能力不够的其他国家或团体却体验着社会秩序的断裂和暴力事件的升级。
任何人在综合考虑上述三个因素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悖论：在全球范围内被人们公认的平等规则越多，气候问题就越难以解决，社会—生态方面的不平等就越具有破坏性。这可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前景！但是，正因为具有一种面向世界的坚定的现实主义态度，我提出了“世界主义观”（cosmopolitan vision）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一切世界友爱的官方辞令无关，而关乎对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敏锐感知，关注的是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社会不平等的极为巨大的爆炸性力量。
论题四：气候变化加剧了穷人和富人、中心和外围之间现存的不平等——同时也化解了它们。全球的威胁越大，需要我们防止的可能性事件越少，即使对于最富有者和最强大者来说也是如此。气候变化既是分等级的，也是讲平等的。气候变化是一个纯粹的矛盾：它也释放出一种“世界性要务” （cosmopolitan imperative）。合作或失败！这可以转换成、改造成这一说法：再造绿色政治。
当前那种表面诱人的、天真的灾难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是错误的。气候风险与气候灾难不是一回事。气候风险是现在对未来灾难的预测。气候风险这种“现在的未来”是现实的，而气候灾难这种“未来的未来”则不是（至少现在还不是）现实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对气候变化的“预测”也正在给此地、此时带来根本的转变。不断发展的气候变化是人为制造的，并且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社会和政治活动开始了新一轮的世界性洗牌，这些看法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争议。这说明，气候变化根本没有直接地、必然地引导世界走向末日；它也为我们克服政治学当中只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的狭隘性带来了机遇，并使我们可以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发展一种世界主义的现实政治。气候变化是一个纯粹的矛盾。
如果全世界的公众都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即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受到将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全球风险（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的侵蚀，那么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事物就会出现。这种新事物就是世界主义观。通过这种观念，人们会把自己不仅视为面临危险的世界的一部分，也会视为自己所处的本地历史和生存条件的一部分。
与此相应，如同古典的世界主义（禁欲主义）、启蒙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康德）或者反人类罪（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一样，气候变化也释放出了一种“世界性的时刻”（cosmopolitan moment）。全球风险必然导致人类面临其他全球问题。它们撕碎了国境线，把本地的和外来的东西搅和在一起。这并不像移民带来的结果，倒像 “内在联系性”（戴维·赫尔德)带来的后果和风险。日常生活也变成世界性的了：人们在行为方式和对生活的理解上必须与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再也不能排外式地只在本国内部进行互动。
尽管如此，谈论气候变化往往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在许多善意的绿色精英当中，占据主流的情绪和反应是为以前那种支配自然的渴望自责，为过去的狂妄自大忏悔，为排除“人口过剩的炸弹”寻找良策（就好像每一个新生儿都能够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似的），并发誓从现在开始在脚下尽可能不留下可见的足迹。
为了克服这种消极态度，并开启应对气候变化的智谋与策略这把大锁，我们必须集中关注“限定性关系”（relations of definition）的制度化。
论题五：人们对如何防止有组织的失职行为这一问题的控制由来已久，这是一个涉及问责、补偿和证据的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生产关系”在风险社会里就成为了“限定性关系”。这两者都与支配关系有关。限定性关系包括各种规章、制度以及识别特定背景下（例如民族国家范围内，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范围内）的风险的能力，它们形成了法律、认识论、文化力量矩阵，而风险政治正是围绕这些东西组织起来的。
重新设计控制方式，因此改变限定性关系的力量，可以通过回答下面这一组问题来进行探究。由谁来测定各种产品、威胁和风险的危害性大小？责任在谁那里？是那些制造风险的人，还是那些风险的受益者，甚或是那些风险管理的受害者？谁来判定用于确定什么时候可以辨认出某种因果关系的因果标准？在这个已知和未知风险纠缠不清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在这个所有的知识都纷争不断、难有定论的世界上，我们可以把什么当作“证据”呢？
对于受害者——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或它们相互之间——的补偿该由谁来确定？在世界风险社会里，风险的管理者和受害者之间如何才能达成新的契约？在生活和工作的预警方法上，西方可以从后殖民世界那里学到些什么？
记住以上这些问题之后，有一点就很清楚了，即各个风险社会借助于其国内的和国际的法律制度以及科学规范方面的历史逻辑，已经成为完全无视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之行为指令系统的囚徒。因此，这些社会发现自己遇到了制度化的矛盾：尽管各种威胁和灾难在这个历史时刻已经变得更加危险了，尽管它们在大众媒体中的露面机会更多了，并变得更加耳熟能详了，但它们越来越跳出了现有的概念、因果标准、举证任务指派以及责任归属的范围。气候变化政治学往往关注于各种事后的结果，而忽视了造成和再次造成作为“未知副作用”的气候问题的条件和起因。
论题六：全球风险在政治上的爆炸性影响（explosiveness）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和一再露面的一种功用。一旦登上媒体，全球风险就都可以成为“世界性事件”。人造风险的报道和可视化使得不可见的东西可见了。它创造了共时性、共同的参与、共同的苦难，并由此为全球公众创造了相关性。因此，世界性事件是高度媒体化的、高度选择性的、高度可变的，在本地与全球、公共与私人、素材与交流、反身性的经验与致命一击等方面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利用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所说的“媒体政治”（mediapolis）的图景，他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明白的描述，而杜威对这一图景的勾勒要早得多。杜威曾一再捍卫这一命题，即政治的核心不在于其活动，而在于其活动的结果。尽管他没有想到全球变暖、疯牛病和恐怖袭击，但他的理论完全适用于世界风险社会。全球的公共话语不是源于决定上的共识，而是源于在各种决定所造成的结果上的分歧。现代风险的危机正是从这些关于结果的争执中建构起来的。尽管有人强调，人们对风险有些反应过度，但关于风险的争论确实有一种启蒙作用。它们破坏了现存的秩序，但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为走向新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全球风险有这样一种力量，它对有组织失职的机制具有干扰作用，甚至会使它们在政治活动面前无所遁形。
这种“强迫式启蒙”（enforced enlightenment）和“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cosmopolitan realism）的观点可以让我们明白：世界风险社会所制造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人为的不安全感”推动了跨国的反身性、全球合作，以及对“风险的世界性共同体”的后台的一致反对；因此，同样的过程也会将其他更多的东西推到一边。我之所以强调“登台”（staging），是因为事实上我的中心概念不是 “危机”，而是“新的全球风险”。风险本质上是人为的、不可计算的、不可保证的威胁和灾难，这些威胁和灾难是可以预料的，但往往是不可见的，并因此依赖于如何界定它们，如何在“知识”中分辨它们。所以，根据我们把事物判断为已知和未知的标准，它们的“现实性”有可能被夸大或低估，有可能被改变或遭简单的否定。再重复一次，它们是在各方定义力量的独特关系和（不同程度上）登台的结果的背景下就定义展开的斗争和冲突的产物。如果这是风险的核心理解，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在媒体上登台的重要作用，并承认媒体潜在的政治爆炸性能量。
这符合经验事实吗？正如科特尔（Cottle）所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初发布的报告表明，在气候变化的新闻事业中出现了一个转型的时刻。一开始，气候变化只是不太频繁地出现在科技类新闻报道中；后来，有一小撮享有新闻特权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媒体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它们普遍认识到了“全球风险”，并要求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予以回应。如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言和那些更近些的科学模型能够熬过接下来的几十年，那么气候变化最终将成为一种最强大的动力，将那个走向毁灭的文明社会召唤回来。
西方新闻媒体对气候变化引人入胜的报道，向我们展现了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戏剧性的、象征性的景象。毫无疑问，这有助于确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广泛认可的全球挑战的地位，并有助于将它描绘成一种作为全球景观而登台的第三现代性。在这方面，新闻媒体不仅会起到一种将其作为全球事件聚焦的作用，而且，新闻媒体还会采取一种更具表演性的立场，积极地促使某些问题成为“全球风险”。现在，用那种看起来更像一种指标的景象代替气候变化的全球进程，已经成为新闻场景中的固定模式。并且，新闻媒体中有一部分曾经试图为改变人们的气候变化认识而努力，它们往往借助于视觉上能够抓住人的景象，以记录下世界各地的全球变暖所导致的所有力量和威胁。在诸如此类的景象里，气候变化的抽象科学在文化上显得意义深远，在政治上显得重要无比，使地理上遥远的空间变得清晰可见，成为我们可能关心和为之行动的“熟知”的地方。这样，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和现实就“带回了家”，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有可能成了这个时代的全球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气候变化进入国内和国际关切的新阶段，国家、公司、公民也在掂量他们各自的角色和责任，不管是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受全球变暖影响最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持的问题上。在这方面，行动和反应也往往是在国内的新闻透镜和指涉框架中、并通过国内的新闻透镜和指涉框架而得到报道的。
论题七：荒谬的是，正是全球生态危机自身触发了“环境”政治学的死亡。绿色政治学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歌德提出的“如何与现代性保持一致？” 你对现代性与经济增长的立场是什么？现代性容许冒犯自然吗？或者，它容许我们有勇气发明和开拓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吗？替代性的现代性必将包含一种新的繁荣观念，这种繁荣不是在市场供桌上供人敬仰的经济增长。它不是用经济总量而是用总体的“福利”来定义财富。
财富将被重新定义为这样的事物，它给我们提供了成为独立个人的自由，以及与他人一起平等地、有差别地生活的自由。它欣然接受我们建立新制度、新生活方式、新消费方式的创造力和能量，这种创造力和能量在废弃物的全球化面前都很敏感。而且，它提倡人们对发展中国家持一种世界主义观：在稳定气候方面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可能消除各国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全球公平方面存在的差别。
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社会不会（也不应该）同意任何有碍于他们发展经济的愿望的国际道路。反身的现代化道路开始于繁荣与生态关切的交叉点，并将这个交叉点打造成了一种世界主义观：与西方的战后繁荣创造了生态关切的条件不同，今日的生态关切必须为发展中世界的繁荣创造条件。因此，一种世界主义的生态观将会彻底颠覆生态运动对经济发展的有条件支持：发展中经济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可持续的，即西方投资于它们的发展，并且为了它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在遭遇全球他者时的财富和增长定义。
如果看一下现代性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会发现我们的星球太脆弱了，以至于无法支撑起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和梦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将预想并实施一种国际性的种姓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发展中世界的穷人注定永远在能力上贫穷。有限政治（politics of limits）将成为“反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反现代、反世界主义、反增长。它将把马尔萨斯的环境保护论与霍布斯的保守主义结合到一起。
通过把人类凄凉的未来描绘成不可争议的事实，绿色政治学已经使政治热情的去政治化达到了极致，它给人们留下的只有暗淡的禁欲主义、冒犯自然的恐怖以及对现代性的现代化的漠不关心。一切都似乎证明，绿色政治学已经把政治“凝结”为一种不可移易的东西。
我再强调一遍，“环境”范畴（连同人性脱离自然的陈腔滥调）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毁灭。很多环境保护论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制度和政策，不断地强化这样一种感觉，即自然是一种独立于人类的、受到人类破坏的事物。这种范式把生态问题定义为人类冒犯大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特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和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几个与环境保护论有关的动词：“停止”、“限制”、“颠覆”、“防止”、“重新管制”、“约束”。“所有这些词汇都指引我们去预防坏的东西，但也不要去生产好的东西……把气候变化的挑战视为污染问题是一种错误。正如核战争不同于帮派暴力一样，全球变暖与洛杉矶上空的烟雾也不是一回事……我们最好把全球变暖理解为一种进化或者革命的问题，而不要理解为污染的问题。”
在环境政治学的唯科学主义铁笼里，碳排放量正在成为测量万物的尺度。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分别会产生多少碳？电子闹钟和机械闹钟分别会产生多少碳？在基督徒的救世思想中，天堂里到处流动着牛奶和蜂蜜，而地球上的牛奶却被认为会直接导致环境毁灭。“气候杀手”奶牛每天都会生产出200升甲烷气体，几乎等于1升牛奶带来1千克碳。甚至从现在开始，离婚者不仅在上帝面前而且在环境面前都一定要有所交代。为什么呢？因为已婚家庭比单身家庭在生态上更具合理性。
现代化历史中充满着各种悖论，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曾论述过它们当中的一些。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那个为我们在面对全球风险时重建政治学开启了新视野的悖论：工业现代性成了自己所获成就的牺牲品。这个悖论已经不知不觉地对根本性的批判和多元化的未来开启了大门。因此，西方现代性对直线式前进的信念是与西方现代性的不断进行的自我祛魅相矛盾的。与迪尔凯姆、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帕森斯、福柯的社会学理论相反，我认为：在气候变化的昭示下，工业现代化那种明显独立的、自主的体系，现在已经开始自我瓦解和自我转型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标志着现阶段的现代化正在变得具有反身性。这就说明，我们必须敞开胸怀迎接为重新定义现代性而进行的全球对话和辩论。当然，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它必须容纳多元化的涉及现代性未来的外欧洲的(extra- European)声音、经验和期望。
论题八：世界主义不只是一个紧迫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它还是一个增力器。那些一味从国家层面思考问题的人注定是输家。只有那些学会拿世界主义眼光来观察世界的人，才能避免落后，才能让我们拥有可以开辟新天地的力量，以发现、尝试和获得新的选择和机遇。通过克服国内障碍而产生的解放感和力量感，正是有可能唤起绿色现代性的热情的东西。
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开启了政治活动的跨国舞台。这至少可以当作我们找到解决气候问题（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引起全球关注的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答案的途径。即使是那些曾经被现代性强势压制过的人，也需要一种世界主义观，以便把自己的弱势一步一步地转化为强势。
我想借用一个比喻来结束本文——我承认，这个比喻确实有点浪漫主义色彩。人类有可能被自己产下的错误之蛹害死。人类之蛹产生于它破茧而出的过程，但它却为茧的消失而哭泣，因为它还来不及化身为蝴蝶。另一方面，也许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我们太过于相信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的话了：拯救人类之物与人类面临的危险一起成长。如此一来，努力化身蝴蝶所需的动力也会因此消失殆尽。
社会学本身是否即将破茧而出，它是不是一只走在化身蝴蝶路上的蛹，对此我不敢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