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构是中国2010年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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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每年年尾都要为下一年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开会定调，对来年的GDP作个大致的安排，如果碰到什么“第N个五年计划”之类的年份，还要搞规划工作，作为一个平民，我也想对中国明年的工作，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提几个建议性意见，我个人认为中国2010年的第一要务是：“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构。江泽民同志强调过“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并重，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过道德先行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以舍本逐末。

今天我的文章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谈“国家道德”的构成要素，“国家道德”与“公民道德”的关系（纯属个人研究思想，不具权威性，读者自行解读）。第二部分谈当前中国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第三部分谈如何让传统的“国家道德”回归，并与时代结合进行重构。

第一部分：“国家道德”的构成要素，“国家道德”与“公民道德”的关系。

一般来说，公众只关心“公民道德”，很少关注“国家道德”，因为个体很容易找到与道德直接相联系的结合点，国家是否存在道德一说也还没有达到完全共识，在封建皇权时代，子民的权力依附于皇权，皇帝的道德实际上决定了国家道德的走向和公民道德的走向，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从理论上讲皇权决定人权的时代应当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有权力决定自己的道德走向，但实质并非如此，无论多么民主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操都会被公权力绑架，政府、政党操控的国家机器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人民道德选择的支配权，政府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最高道德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看一个国家的国民道德首先要审视其政府、政党的道德情操，在我看来，只要国家存在，政府存在，政党存在，“国家道德”就永远存在，并且，“国家道德”决定“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只是“国家道德” 的组成部分，“国家道德”是一个系统，“公民道德”是系统中的个体分子。“国家道德”是一个总体概念，它的代表和依附体又是什么呢？是政府，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专政机构的总和（包含政府、公检法、军队，如果是党政一体的国家还应包含执政党）。

“国家道德”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哪些呢？我个人认为应当包含五个方面：国家层面的诚信观，国家的历史观，国家的人权观，国家的荣辱观，国家的发展观。

我们常说：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不管你的国家有多大，不管你的国家有多久的历史，但是，真实的历史肯定只有一个，我们无法能强求历史是绝对真实的轨迹，但作为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信息社会，我们完全可以对相对清晰的历史进行还原和再现，并把真实的一面永远保留下去，让子子孙孙的后代能更好的以史为鉴，能更好的从历史中吸取营养，能更多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错误的道路再次重走，所以，我想把一个国家的历史观放在政府建立“国家道德”的首要位置。国家的诚信观是仅次于历史观的第二个要素，尤其是是现代社会，不诚信所带来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封闭时代的破坏力，其传播速度是无法操控的，信息失真也是非常常见的，失真的信息往往可以误导整个社会，对政府形象的损毁威力是核武器级别的，所以说政府对自身的行为尤其要慎重，不可失信于民。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本质上讲也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一种尊重，但是，人权的概念十分宽泛，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权力范围，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的权力界限，中国的人权是由中国的《宪法》规定的，而人民能否享受到《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又要看中国政府能否有效尊重宪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能否真正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宪法被束之高阁，中国人的人权就不可避免地被侵犯。国家的荣辱观与个人的荣辱观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之处在于国家政府的构成都是人民的个体，只不过他们都是“权力个体”；主要区别在于，“国家道德”更多的体现在外交、军事、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政策道德考量上，外交上奉行丧权辱国的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不知荣耻的缺失“国家道德”的行为，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军事上采取投降的策略也是保政权、辱国民的缺德行为，国内政策如果以侵犯大多数人利益满足极少数人利益为出发点，也属于政策层面的“国家道德”缺失。国家的发展观就是政府对子孙后代所持的态度，如果以对子孙负责的态度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就是德行，如果以搞破坏资源透支后代生存依靠的方式发展经常就是对后代的掠夺，就是无德，或者说是缺德，有什么样的现行发展观，子孙就会给现行政府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评价。

第二部分：现代中国“国家道德”和“公民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

从政治上讲，我们国家对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历史定位和评价还缺乏公众认可，没有取得社会共识，从而导致了很严重的内耗，对各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也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用“人治方式”定位前任领导人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也不符合世界的通用法则，有些前任领导人莫名其妙的从政治清单中划掉，或者只字不提，有些人却占据着本不应有的历史记载，历史不是以个爱好来书写的，是按实事来记录的，即使是一个昏君，也必须有他的历史真实，你不能把他勾掉，即使他有盖世功劳，如果你是宰相就只能是宰相，决不能记载是皇帝，HGF、HYB、ZZY等国家最高领导人“被虚无”了，“第几届”换成了“第几代”，很不科学，也不方便，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再坏再无能，在清史中他也得被记为一朝皇帝，尼克松即使是因“水门事件”下台，也不可能让他从美国的“第N任总统”中划掉，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给分裂了，他仍然是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怎么记载是历史问题，记好记坏是功绩问题，切割历史、混淆历史则是道德问题。政治家和政治参与者的廉洁程度决定了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操守和道德境界，如果官场腐败、吏治混乱就表明“国家道德”的沦丧，如果政风清廉、官民和谐则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家道德”处于盛世年华，在很长时间内，陈希同、陈良宇、胡长青、成克杰等等高官腐朽堕落，各层地方官“无官不贪”已经成为百姓共识，决不是所谓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腐败的只是个别极少数人”，是不是个别现象，人民群众心中有杆秤。

从经济上讲，我们只有把案例展示一下才知道是多么的可怕！湖北大冶及全国其它地方某些私企业主将智障人员活活埋葬制造矿难以获取保险陪偿金，山西黑砖窑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无法计数的煤矿矿难，稀土精矿以白菜价出口，一家三代的幸福被栓在“一套房子”上，国有资产被少数人用银行的钱步步私分的实事，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现实，一切的一切，无不是在“依法行政”的口号之下达成的交易和制造的人祸，挖光、用光、分光成了某些势力粉饰GDP数据的最灵便的“三光政策”，从现实来看，今天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高GDP盛世下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们都没有从内心反问过自己是否对得起子孙后代，郎咸平说近几十年的中国是处在5000年中道德最败坏的一个时期，可吴敬琏不答应，他说是最好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我只能站在郎咸平一边，因为现实就摆在面前，根本无需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什么“特色论”和“初级论”，再好的理论，如果它是为道德沦丧作后台支撑的，那么一定要被淘汰的，因为长期下去，它会让整个政府的形象彻底丑化，让政府的公信力彻底丧失，一个没有道德支撑的政治基础一定是最薄弱的，最经不起风雨的。

从社会生活来讲，那就更加可怕了，甚至是触目惊心，有几个数字中国可能让世界汗颜，中国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中国盗贼人员数量也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偷盗人员有大偷和小偷之分，偷私人财物的小偷不贡献GDP，偷国家财产和资源的大偷也是要贡献GDP的），中国二奶、三奶的数量还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不可小看这三个“总和”，对GDP拉动效应绝对不亚于某些大行业，从产值上讲，早已经超越农业了，妓女和二奶的社会地位正常化到底是道德的进步还是道德的倒退？人民自有公论，无论如何，发展到中国这样如此庞大规模的地步决不是人民可以承担责任的，更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业，出现如此局面的最大责任要归咎于某些时期的错误的上层指导思想，“猫论” 和“金钱崇拜论”不是人民的创新，更不是人民的决定，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习惯于把道德败坏归咎于西方腐朽思想，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带来一点腐朽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后来，随着老百姓跨入西方腐朽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西方社会也并没有比中国的某些人更腐朽，更没有中国妓女多，远没有中国盗贼多，贪官那更是没办法跟中国叫板，老百姓容忍着有关方面可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反腐倡廉”还中国一个清新的世道，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等来设想中的道德回归和清正廉洁，等来的却是更加腐烂不堪的社会面貌，是更加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

我想再摘录一下网上朋友对当前中国一些不光彩事情的总结，这些总结无不渗透出堕落的道德气味，制造堕落气味的祸首到底是什么原因已经无需推定，早已经有答案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回收这些堕落气味，让中国人有一个可以呼吸的清新空气：矿难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强制拆迁导致的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公路乱收费世界第一，国有资产流失世界第一，环境污染世界第一，学术腐败世界第一，师德、医德沦落世界第一，假大空专家数世界第一，假论文世界第一，二奶数量世界第一，妓女数量世界第一，强盗小偷世界第一，骗子流氓世界第一，私生子规模世界第一，拐卖人口世界第一，街头乞丐世界第一，赌博人数世界第一，吹牛拍马世界第一，贪官总数世界第一，公车消费世界第一，公款吃喝世界第一，公费旅游世界第一，吃公共财政人员比例世界第一，明星议员（人大、政协）世界第一，豆腐渣工程世界第一。虽然上述“世界第一”未必完全准确，但是，基本可以概括人民对社会的整体观感，也流露出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程度，现行政府不一定是原因，但现行政府有责任解决问题，可以天天莺歌燕舞，但是，决不能认为我们大中华帝国可以永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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