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的/赵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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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在始皇帝统一中国15年后就走向崩溃。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却成了今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形态，即使是南北朝时代的长期分裂和儒学式微也未能彻底打破这一状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呢？这儿我想就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我的分析将从古代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入手——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国所需面对的一个重大约束条件。面对这一问题，古代帝国采取过以下对策：第一，通过军事威慑和外交手段迫使周边的部落领袖向中央政权效忠，虽然效忠后当地的政治仍然由地方部落领袖自治管理。第二，通过强制周边部落的领袖把他们的儿子送往中央作为人质，以加强对周边的控制。以上两种方法有着共同的弊病，那就是一旦中央政权走向衰落，周边的贵族马上就会“树倒猢狲散” ，甚至是转而效忠于敌国，从而加速帝国的垮台。当年周武王克商，牧野之战商朝一日而亡，其背后就是这一原因。古代帝国的第三个常用控制手段就是向周边地区派出特使或官员，对其进行直接控制。这一方法当然比起前两种方法有效。但是，在通讯和控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派出人员不与地方势力勾结，甚至经营独立王国，造成尾大不掉。因此，为了提高对帝国辽阔国土的管理能力和减低控制代价，古代帝国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形成统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认同感。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罗马帝国的发展就达到了这一境界。在罗马帝国的成熟期，罗马各省的贵族都在露天剧场中看奴隶角斗，在罗马浴池洗澡，享受着相似的世俗生活，有着一定的认同感。一般来说，一个帝国会同时运用以上四种方法对周边地区实行控制，但是成熟的帝国主要会运用第三、第四种方法，而较为原始的帝国依赖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种方法。

中华帝国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外乎于以上四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控制手段的发展却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周建立之初，其统治者面临来自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对此，周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两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创举性对策。第一，为了与商朝遗民达成和解，周的统治者声称他们推翻商朝的举动具有正义性：商王因其暴虐的统治而丧失了天命，周则是天命的合法继承者。“天命观”在其出现时有着强烈的宣传性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后世所标称为儒家的学者将天命思想加以系统化，此后，该思想体系逐渐被神圣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础论述。但是，“天命观” 的背后却暗含着“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带有这一观念的胎记。第二，接受了商王朝一日而亡的教训，西周的统治者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形态；他们不再在占领土地上树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王室成员到各战略要地建立邦国，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对各邦国诸侯进行控制。西周统治者的这一创造性的手法不但加强了其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化了血缘关系在中国政治中持续的重要性，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西汉时，经汉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即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这一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这一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予了帝国的精英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弥补了帝国控制能力的不足，这就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也有着同质性的文化。但是，罗马的同质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罗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兴起后受到了挑战。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极其简单，容易在平民中传播，生命力很强。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加以镇压和扑灭。同时，罗马帝国也很难将基督教树立为像儒学一样的帝国政治学说。这是因为基督教强调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损帝国权威的树立。同时，基督教还强调“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说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个超越罗马帝国的认同感，减弱了人们对帝国的情感。基督教力量的壮大不但促进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还为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达成统一加大了难度。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国家力量变得太强大，从而侵蚀教会利益，欧洲就这样在国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竞争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罗马时代大一统的“辉煌”。

在中国，自汉武帝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是在儒学相对式微的南北朝时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与儒学相比，佛教有着一种为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怀。况且，佛教追求来世轻视今世，难以与经世致用的儒学在政治层面进行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北朝的统治者会从兴佛转向抑佛甚至是灭佛，为什么魏孝文帝会主动发起对自己族群文化的打击，并着力提高儒学在北魏的统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为都在无意间为中国重新回归大一统局面做了准备。

中国历史上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但是稍作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朝代循环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规律。如果有什么规律的话，它应的也是“一样生百样死” 这样一句俗话。中国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背后却都有着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统治阶级在上台后马上会发觉儒学是最为适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获取政治稳定他们必须取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汉朝时就已形成的“儒法国家” 政治形态就这样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虽然这一复制在每一朝代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结构与人事的调节而显得不尽相同。

就这样，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把中华帝国的这一形态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而现代的学者更会把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灾难看作是由于中国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东方专制” 文化的结果。其实，类似的灾难性国家政策在德国、日本、前苏联、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许多文化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中都发生过。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黑暗面，属于后发展国家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多重互动下走向极端的例子。当然，由于有着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强国家传统，中国在错误和正确的道路上都会走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在将全国飞快地带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文革”后，马上又能把全民带入一场致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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