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薛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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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实践世界论坛”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那年,在非洲,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和比利时神父弗朗索瓦·浩达组建民间的国际网络组织“另类实践世界论坛” (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简写为WFA),汇集及出版全球各地社会运动与另类实践的材料,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计划、墨西哥原住民萨帕塔运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印度贱民运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斗争等,激发思路,联结国际阵线,1999年,“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第一次召开会议,邀请五大洲的社会运动界代表、社会活跃分子、知识分子等参加,藉此抗衡同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昭显“经济/资本压倒一切”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另类实践世界论坛”是“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核心成员。踏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响彻云霄。“世界社会论坛”被喻为左翼运动重大的盛会,从2001年开始,连续七年在亚、非、拉地区举行。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若说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低潮,毋宁说进入反省与思索阶段,为开创未可命名的世界作铺垫。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社会论坛”,树立“阿雷格里港”的精神,反抗气势汹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若说这是激活国际主义,毋宁说呼应并超越十九、二十世纪的国际主义。

　　争描世界图景

　　中国曾经站在世界革命与社会运动的第一线,与亚、非、拉紧靠在一起。1955年,二十九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乃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最终以国族/政党的形式,鲜明地反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缔结亚、非建立的(党一国的)国际主义。中国曾经参加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原则。中国对外投入世界革命,抗美援朝、支持越共等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发言与行动。同时,国内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训赤脚医生,也实际上惠及农民。

　　可惜,当前“亚、非、拉”的抵抗能量却被战后的发展话语不断蚕食。墨西哥著名学者、草根活动家艾斯特瓦批判说,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谓“四大计划”实际上是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度身订造的,而四十年后,即1989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乃萧规曹随而已。

　　迈向新千年,发展话语依然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2000年9月,联合国举行千禧年大会,一百九十一个会员国同意为世界穷国制定八大“千年发展目标”,命名为《联合国千年宣言》,并计划于2015年之前达成目标,此后,每年定期开会与检讨。

　　阿明尖锐地批评,《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前提是推行自由主义,确立西方主导的世界商业系统,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顾问哥顿负责草拟宣言,而“资本主义三合会”,即美国、欧洲和日本最为卖力,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助纣为虐”。

　　阿明批驳《联合国千年宣言》的目标定义含糊,一纸空谈。阿明逐点反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60年代便做基础教育,可是成效不大,但从不检讨主要的原因,像削减公共开支、取消补贴、教育私有化等问题。性别平等简约为上学的机会率,而赋权简约为赚取工资的女性的数字比例。即便触及生态危机或者“可持续发展”,却避而不谈制约美国霸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京都议定书》,可见《联合国千年宣言》其实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策略的合理性。《联合国千年宣言》对私有化、跨国公司权力膨胀、国家主权被削弱等重要问题,却有意回避。极端私有化的政策使城乡差距扩大,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被迫流落城市,出卖劳动力,搬进贫民窟。再者,国家规管被解除,使资本流动更快,投机资本更加猖獗,既掠夺本土资源像原油和水,而且使本国货币加速贬值。南方国家被削弱主权,无法介入经济事务,更无力抵制跨国财团的无限扩张。跨国公司所谓“知识产权”、“结构调整计划”等只是给予北方国家积累资本的借口,实乃削弱南方国家主权及其介入国民生计的力度。

　　阿明指出,《联合国千年宣言》一文中,“发展”简约为“扶贫”与“良好管治”,“扶贫”实际为贸易、资本转移、科技、专利等自由主义教条理念作铺垫;“良好管治”则是服从私人资本,采取美国庸俗的意识形态的、“非政治”的立场。阿明嘲讽世界银行乃世界七大工业国(G7,也许金融国更贴切)的宣传部,制定所谓《减贫战略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资本主义三合会的殖民金融权力机构,以贷款作饵,推行“结构调整计划”,诱使南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各国殖民地共同部门,负责处理北方国家商业扩张的需求。同时,南方边缘国家新生的买办阶级,拥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合谋, 共同掠夺本土资源。例如,“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仿效欧洲联盟,推动“泛非洲”的统一发展。1998年,塔博,姆武耶卢瓦,姆贝基(1999年6月就任南非共和国总统)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高喊“非洲人应该并且能够利用现代性”,呼唤非洲复兴,满载发展的幻象。2001年在赞比亚,由非洲五十多个国家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举行第三十七次会议,采用NEPAD基本文件,拥护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例如放弃《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工业自主规划,却制定采矿的发展模式,让外国投机者、黑社会、军阀等互相勾结,合谋掠夺非洲资源,像石油、矿产、木材等,等于延续过去殖民的关系。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将自身置放于欧美中心话语中所谓不文明、没受教育、落后的、欠发展的地方,并且深信只要获得“进步”的“(西方)现代性”,便能够追赶甚至超越西方国家。美洲社会学者埃斯科巴一针见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是要推进“自由主义现代性计划”,而现代性总是挂着“进步”的旗帜,正如斯伯特解释,现代社会对“进步”深信不疑,认为透过科学与技术,人之理性可掌控现实。在进步的旗帜下,世界各地建国运动迭起,而其频催迎合经济规律及其法规,便是体现这种渴求进步的欲望,进步的信念逐渐成为现代使命。进步的信念,令人憧憬未来充满希望、丰足、自由、公平,但这美丽口号的核心却往往是种族中心和阶级的严格划分,换言之,是一堆抽象概念组成之乌托邦:单一、线性、科学、金钱。为抚平求进步不落伍的焦虑,第三世界纷纷以西方国家为模型,如巴西的旗帜便写上“秩序与进步”的字句,墨西哥独裁者挪用“进步”作为巩固国族政权之口号,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也迷信“进步的现代性”。

　　在进步之信念下,古老传统被定为非理性、非科学,甚至一文不值。

　　艾斯特瓦套用印度教神牛之说,尖锐地指出发展话语的基石乃被奉为现代三大“神牛”的信条:全球思想、普世人权、自我。第一条“神牛”是全球思想的神话,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人拥护提高“世界少数人”的“生活水平”的经济制度,假设人人都要成为“经济人”,有理性地追求物质的最大化;假设人人衣食住行、言行举止都要划一,例如投票、上学、打电话、使用高速公路、抽水马桶、纸巾等等。第二条“神牛”是普遍人权,此乃全球思想的道德理据,即想象不论种族与阶级的妇孺老少都有待“拯救”,实变相重新殖民而压抑迥异的文化生活。第三条“神牛”是自我,只顾自己,目中无“他者”,假设每一个人必须纳入全球经济,享受世界少数人的特权,换言之,崇尚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这三大神牛的目的乃打造唯一世界/唯一文化。

　　艾斯特瓦于是呼吁埋葬新/旧殖民的神话:“与生俱来宣传基督教,透过暴力的征服、支配与教育而传播,最终傲慢地划清界限:在全球编造欠发展。”发展话语乃将全球分为发展与欠发展、落后贫穷与先进富裕,在这种界线划分下,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属于欠发展地区。艾斯特瓦则以人民生活而非地理界限来描绘世界现象,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民属于南、北半球的社会少数人,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属于社会多数人。新生的社会大多数,在理论或者政治上属于“渣滓的类别”,“不属于工会的、非正式的、没有社会保障、没被聘用的、非法的、不算在国家财政的、不是纳税人、不属于社会阶级的”。著名发展理论家萨克斯也说,南穷/北富的概念不能单从地理上来解释,像南方国家既有一贫如洗的马里,也有金融资本的新加坡和靠石油赚大钱的沙特阿拉伯,所以,应该关注的是南北社会中的失业者、老人、无法竞争的弱者,他们完全被驱逐于世界经济轨道之外。1950年代,在拉丁美洲他们被称作边缘群体,19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的肯尼亚研究中,他们被称作非正式群体。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命名为边缘群体,或者非正式群体,都在呐喊:“五百年的殖民,够了!”、“五十年的发展,够了!”,最为响亮的声音乃1994元旦,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圈的协议正式生效之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宣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他们既不是夺取政权、要求独立, 也不是搞政党政治,而是响起“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枪”!

　　由此,艾斯特瓦提出草根后现代主义,眼睛朝向“卑微的群众”:“认同与命名那所谓文盲与没受教育的、非现代的‘普罗大众’在文化上迥异的创举与斗争,他们领走在基进的、后现代的道路前沿,以走出现代生活的沼泽。”再者,艾斯特瓦呼吁“共同的‘不要’与众多的‘要’”,意即“不要”单一的思维,而“要”缤纷多彩的文化、生活、信念、价值观。

　　现代欧美中心的文明技术,只有一幅宏观蓝图,技术官僚不断想什么应该做、如何做,任何事都切合蓝图的规划,以一堆堆枯死的数字为量度单位,其基础是一种排他的知识系统。因此,学习欧美中心以外的文化生活,重新思考人类之生存状态,有助于直面现代文明的种种局限。

　　埃斯科巴针对发展话语的不断扩散,提出“南方”作为文化认知论上的空间,展开批判世界的视野。他指出,发展乃“解一殖”问题,主流的现代标准塑造的个人与集体的想象,强调个人、市场、专家知识、理性行动、消费,如果要“解一发展”,便需要超越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范式,偏离“个人自由、西方模式的民主、市场主导的消费”等意识形态,正如学者威廉,奧弗斯批判自由主义如何损人害己:“自由主义的政治范式是人类的意志和欲望的释放,但它并没有提供足够强大的对抗性的道德原则的来源,以便在长时期内保护社会免受伤害。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以自我破坏的原则为基础的。”埃斯科巴也呼吁抗衡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范式,也要尊重迥异的世界与知识,承认“另类世界是可能的:众世界并存的世界。”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朝向亚、非、拉的窗口被遮蔽了,所谓与“世界”接轨的世界主要是欧、美、日。从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集纪录片《河殇 ——中华文化反思录》讴歌那带来“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蔚蓝色的海洋(西方)文明,到2006年中央电视台十二集电视片《大国崛起》歌颂九个世界大国(一半以上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似乎还在沉溺于“脱亚入欧美日”的幻象。

　　假如,未敢忘记十九世纪马克思勾勒的世界图景:“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那么,“另类实践世界论坛”正是承接马克思的世界图景,打开朝向亚、非、拉的窗口,续写二十、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地人民斗争的历史,重新激活“亚非拉”所蕴含的抵抗精神。刘健芝说:“‘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另一种社会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年,在拉丁美洲,乌戈,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自命继承玻利瓦尔的革命精神,誓言构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潮流。西蒙·玻利瓦尔曾经使南美五个国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查韦斯深受玻利瓦尔的影响,宣言:“我们要开辟另外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我们将被资本主义吞噬掉。”查韦斯希望委内瑞拉能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消除国家界限,建立新的统一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四届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会议上,查韦斯指出,要以“玻利瓦尔美洲”取代美洲自由贸易区,所谓“玻利瓦尔美洲”是旨在消除贫困的互助计划。“玻利瓦尔美洲”逆流措施之一,是弃泡沫经济取实物经济,以石油换古巴医生,推动跨国互助互惠之风。如果资本主义是以国际形式发展起来,那么能够牵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有着国际的面向。

　　现在委内瑞拉给古巴输送廉价的石油,每天高达98,000桶,缓解古巴的燃油危机。有反对者骂道:这样不划算,委内瑞拉吃大亏。

　　2007年9月30日,查韦斯在他的电视节目《你好,总统先生》中反驳:“那些骂我拿石油给古巴送大礼的人其实很愚蠢。过去五年,有三万名古巴医护人员在委内瑞拉全国各地当志愿者,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得到免费医疗服务。五年之内,古巴专业的医疗队伍挽救的病人比本地医生过去所救治的还要多。这是无价的。到底哪一样更值钱:人命,还是我们卖给古巴的石油?”

　　根据委内瑞拉卫生部的统计数字,古巴医护人员一共做了6000万人次健康检查,治疗了900万病人。自从2005年推行“全国健康计划”,单是2007年,便挽救了1153名儿童。另外,有15,000名古巴医生和800名医生到贫 困地区的健康诊所驻诊,提供免费医疗,根据纪录,已超过430万求诊人次。

　　查韦斯套用“父子”之名,夹带对古巴感激之情,改写了这道算题:“菲德尔是我国人民的父亲,古巴是我们革命的典范,我国人民爱古巴人民,而且还欠他们一笔很大的人情债。如果要聘请三万名医生、护士、眼科医生、牙医在委内瑞拉全国各地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那要付多少钱呢?有人能告诉我吗?”面对 “要钱还是要人”的算题,委内瑞拉给出朴素的答案:要人,更要穷人。

　　在妇女政策方面,委内瑞拉全力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政治,并且鼓励赤贫的妇女自发组织起来,寻找民主/民生的另类实践。执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在全国大会、地区及市议会选举中,预留百分之五十名额给妇女,还有,2001年3月8日成立妇女发展银行,专门低息贷款给赤贫的妇女成立各种各样的 “合作社”,藉以提高妇女地位、推动社区发展及提倡集体精神。

　　社会学家华格纳引用委内瑞拉劳动局统计,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力属于非正式劳动力,其中妇女占大多数。她们一般工资低、没有福利、工作条件恶劣。妇女发展银行尝试寻找出路,正如银行主席卡斯塔尼达(经济学家及争取妇女权益的活跃分子)所说:“我们知道社会不平等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妇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受到歧视,最贫穷的人群通常是妇女,她们要养家,既要担当母职,又要兼父职……为了解决贫困、就业不足、失业,我们必须转向妇女施政,在委内瑞拉,我们成立妇女发展银行,寻求出路。”

　　妇女发展银行提倡“民间经济”的理念,提供金融服务及非金融服务。妇女发展银行不设银行分行,却组成推广员之网络,为赤贫群体提供服务,推广员从早做到晚,一星期七天,深入149个最贫穷的、人口最多的社区,出没于穷乡僻壤、深山峻岭、阿马逊河、印第安社区。

　　自从2001年开始,妇女发展银行已批出超过4万宗小额信贷,创造7万5千个职位。妇女发展银行平均贷款给每一位妇女是500,000至 1,000,000玻利瓦尔(大约260-520美元),年利率百分之十二,但跟农业生产有关的仅仅百分之六。妇女发展银行不接受个人借贷的申请,规定妇女必须成立五至二十人组成的合作社,共同决定做什么生意,然后由推广员协助她们申请借贷,批下后就地参加密集训练,学习打理生意,并且要签定协议,其商品必须使社区受惠,如果做得好,能够再借贷额外百分之五十。妇女发展银行的理念是:“合作社不剥削人,我们不希望妇女剥削妇女,而是人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团结在一起。”推广员如果发现有妇女不识字,便送她们参加政府罗宾逊使命扫盲运动,学习认字。

　　妇女发展银行刚开始遇到重重困难,很多妇女会说:谁谁不付钱,谁谁不参加,银行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个人主义。“我们尝试透过合作社消除恐惧和自私的思想,共同合作的理念来自查韦斯,他渴望改变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很明白,为了改变个人主义,我们必须改变价值观念,第一个要树立的价值观就是团结。”

　　妇女发展银行除了提供金融借贷服务,还有组织性教育、生育权益、家庭计划等工作坊,与健康局和“全国健康计划”共同合作,为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诊疗、避孕用具等。

　　根据委内瑞拉银行监督机构的报告,妇女发展银行头一年的贷款,有41.57%没收回来,如果按照商业规则,那是银行巨大的损失。怎么样做到收支平衡,没有呆账、坏账,那还有待探讨。但是,妇女发展银行不是纯粹为经济利益,尝试摆脱把人只当作赚钱的工具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且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她们说:“妇女从小额信贷的计划中培养力量……我们创造关怀的经济,为人类服务,而非使人类服役于经济。我们不是建立‘银行’,我们建立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打响另一种算盘乃扬起另一种价值观,另一种有别于资本的逻辑所鼓动的、无穷地追逐利润的欲望,乃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最好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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