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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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既是连接几个最初文明核心的地区，同时又是与中国地区距离最近的一个西部地区，假如中国文明属于“西来”，中亚就一定脱不了“二传手”的嫌疑。

苏美尔人曾经在诗歌中盛赞过一个有贸易联系的遥远东北方向的 ”，其名为Harali，后来作Arali，Arallu等。这个名称可能起自达罗毗荼语，参照泰米尔语，它有“燃烧”、“照耀”和“火”的含义。这个词汇无论音译还是意译都可与“华”通。我们甚至由此可以联想到“夏”的来源，“夏”与“华”在语音上是相通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千年前的中国西边的“花刺子模” 正是同一个含义：“ 华”，也就是Harali。

“中华”的“华”是另外一个“花刺子模”吗？黄帝有人说实际上也是“华帝”，那么“黄帝”是来自中亚的“华帝”吗？

请大家注意“花刺子模”的具体位置：里海以东咸海以南的阿姆河上。它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重叠的部分比较多，这里距离嫌疑与中国彩陶关联的安诺所在地已经非常近了。作为一个国家的“花刺子模”在中国著称的时间很晚，估计不超过元朝时期，但国家与文化概念有时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也从而地域上在不同时代也不一致。这是以后需要深入考察的一个内容。所以不要因为“花刺子模”这个国家出现的晚就放弃考虑。

中国人自称“华夏”，有可能“华夏”为重叠结构，但也可能“华”、“夏”为不同来源。但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华”“夏”都与中亚有关，在地理上他们基本上是重叠的，即出中国西域后的中亚地区。“花刺子模”的最大范围时期实际上就涵盖了整个中亚核心区，这里是个应该备加关注的地区

“大夏”中国人熟悉的，因为那是张骞到今天阿富汗一带看到大夏人生活在那里特别称呼此地的名称，史记有明确记载。不过，也有人说那是伊朗人称呼那些希腊人居住的阿富汗地区的一个名称，但在其他语言里却表现为Bactria或Balkh。无论如何中国人都知道Bactria（巴克特里亚）就是“大夏”。不过这是汉朝时期的“大夏”，那么之前呢？张骞既然认为是由于“大夏人”生活在阿富汗的Bactria才取名“大夏”，那就说明在汉之前中国人所称呼的“大夏”另有其地、另有其人。现在让我们找找历史深处的“大夏”根源。

事实上，汉朝人称呼的“大夏”是个小“大夏”，广义的“大夏”（Bactria）以及更古老的“大夏”核心区确实不是阿富汗的这个小“大夏”。大“大夏”包含了大部中亚地区，基本上与最大时期的“花刺子模”相同，但两者南部略有不同：“大夏”偏东，“花刺子模”偏西。

不同时期“大夏”的划分区域也不同，一般认为最古的“大夏”主要指阿姆河到兴都库什山一带的平原地区，亦即出了中国西域的西边平原地区。这大概就是汉朝之前人们所知道的“大夏”最初所在地。这个概念具体涉及的国家有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甚至有人认为“大夏人”生活中心就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田一带。无论如何该区域连接着印度河文明、西亚文明、雅利安文明、北方草原文化，这个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商贸的繁盛之地。

“大夏”这个称呼的来源，或许本来就是东伊朗语的叫法，因为那里的核心居民在希腊人入侵之前就是东伊朗人，他们是塞人或斯基泰人的近亲。还有人认为，“大夏”就是“吐火罗”。他们很可能使用阿拉米文字，但也有人认为他们使用一种与外界无关的一种文字，甚至无文字的说法也有。一般认为“大夏人”为半农半牧者。

最早的“夏”似乎是从山西进入河南中原，其趋向也是偏于西北；山西首府太原的另外一个别称就是“大夏”和“夏墟”。据《山西通志》记载，太原最早的原住民是轩辕帝的五世孙实沈，他带领一支游牧部落最早来到了这个中国山西的大夏之地。汉时在陕西甘肃一带洮河不远处还设有“大夏县”，其居民就应属于“大夏”的雅利安人。晋时匈奴人也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夏”的后人，并在黑水之南建立了“大夏国”。 “西夏”则是1千年前在中国的西北宁夏地区建国。牡丹江的女真族几乎同期建立过一个东夏国（东真国，都东宁），1233年被南下的蒙古军所灭。这个事实是比较明确的：中国的“夏”文化最早出现在4千多年前的夏朝，并且夏文化多在北方，并且临近草原，有游牧或半农业特色，或曰他们主要就居住在农牧分割线附近 ——这其实也是中亚“大夏”人的主要特点。所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中外“夏”人很可能有着统一的根源。

查阅“大夏”或“巴克特里亚”常常会牵出一个将近公元前2000年的概念，这就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被称呼为“Bactria-Margiana”是因为希腊人将阿富汗北部地区称呼为“Bactria”，而波斯总督在土库曼斯坦的首府Merv被称呼为Magu，很明显这主要是个从南到北的地理划分。该文明体又称为“阿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实际上就是“咸海文明”，换句话说，“咸海文明”就是“大夏文明”。

这个文化遗址是1976年苏联考古学家Viktor Sarianidi发现的。他认为，BMAC是该地区第1个定居文明，居民主要从事灌溉农业，可能有某种文字。他们可能和当时青铜时代的俄罗斯西南的安德罗诺沃草原文化有明显交流。其核心地区位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界到乌孜别克斯坦，西到哈萨克斯坦，包含北部阿富汗部分地区。

个人认为这个地区之所以被称呼为“大夏”很可能与BMAC以阿姆河上游为核心这一事实有关，因为最终流入咸海的“阿姆河”完整称呼是“Amu Darya”（阿姆.大夏）。当然也有可能另有奥妙，不过这条线索真的也很重要。

Sarianidi凭借考古实物判断这里的居民使用“伊朗-印度”体系的印欧语，但美国学者J. P. Mallory认为这样的判断论据不足，原因是其中有关驯养马匹的特征不够明显，因为马匹是印欧语人的主要特点另外，哈佛大学的Michael Witzel教授等猜测，在原始印欧语之前，此地可能有一个“前印-欧语”存在，最后被“原始印欧语”取代。据说，该种语言中可能有土火罗成分，该语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新疆与印度西北的Panjab（旁遮普，在印度河上游，邻接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一侧）一带，从而形成了一种超级国际商业通用语（lingua franca）。

西方世界对BMAC的认识很晚，中国想必也一样。直到上世纪末期，苏联的这些考古报告才被翻译到西方世界，而西方人对其文化特性还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BMAC的范围有可能还包含了西南伊朗，甚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亦名格德罗西亚，印度河下游西岸一带，面向阿拉伯海）才是这一文化的心脏地带。其居民主要耕作大麦和小麦。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些人与印度河文化以及俄罗斯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着广泛联系。

面临阿拉伯海的俾路支一直到北方的“咸海文明”的“大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大月氏人在公元2世纪初灭“大夏”后建立的“贵霜帝国”的基本国土，那是一个贯穿中亚的竖长条国家。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贵霜帝国”版图基本上与人们谈到的BMAC在地理上大部重叠，它们都紧贴着中国西域的边界分布。大月氏人曾经在中国甘肃至中亚和西亚之间来回迁徙，后来更是基本完整继承了“大夏”的全部版图，更早至4千年前荒无人烟的原始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想必可以更大更自由一些吧。所以，BMAC的中亚人游弋到中国北方地区是一点也不用奇怪的，况且中国北方草原直通欧亚大草原，地理上没有任何障碍，余下的问题只是细节的考证。

另外，在某些历史时期，咸海与阿姆河流域还与包括部分中国西域和部分内蒙在内的地区合成为一个国家，比如公元7世纪时的西突厥。所以“大夏”距离中国真的很近。即便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夏朝”就来自“大夏”，但建立起这个联系已经成为必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BMAC的持续时间是公元前2200–1700 年，这恰是中国夏朝的约略存在时间夏朝稍有滞后，恰好也契合了信息传播的规律。至此，想避免这个猜想也是困难的：中国的夏朝很可能就是“大夏”的同期殖民地，而且他们主要取道陆路从西部进入中国东部地区。

台湾学者桑秀云著《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一文如此总结中国境内的“大夏”：“大夏的地理位置，黄帝时似乎在新疆甘肃一带；从尧至禹这一段时间，向东至陕西和山西境内；至商汤时，东迁至今河北省一带；到了秦朝，又回到了山西（这有可能是中亚“大夏”势力在中国北方地区不同时期的核心转移，并且正与“三代”夏、商兴盛契合——苏三）。因此，从黄帝至秦这一段时间内，这个民族似乎徘徊在中国北部，西起新疆东至河北的地方，南北大约在北纬35°至45°之间。

对照中国“夏”时核心在山西而下河南，商朝在河北、山东至河南，都不难看出，夏、商两朝与“大夏”人存在着密切联系。

“大夏”既是个地理概念，起源在中亚附近，同时也是个群体族属概念，所以其概念在地理上不断流动变迁，以至于让后人迷惘难猜。总体看，这是一个带有浓重中亚特性的、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具有半游牧半农业特性的群体。他们可能有某些统一性，但也不会很纯粹，携裹有许多周边文化因素，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与了中国夏、商文明建设。

“夏朝”很明显与“大夏”有着内在联系。但“商”与“夏”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假如说“夏”是纯内陆性质的话，那么商很明显部分由水路文化组成，是水陆并举的文明体。BMAC在公元前1700年的衰落可能直接导致了夏朝灭亡，但也很可能是“商”在东亚的兴起取代了 “夏”，从而导致了中亚“大夏”的格局变异，从而导致中亚“大夏”解体。因为中亚地区和远东的贸易一直紧密联系，历史时期就发生过远东贸易链影响中亚某些国体的案例，这要看他们经营的是什么物品。我猜想中国东部的水路在商朝期间的逐渐兴起是导致西部中亚商路开始衰落的主要原因。总之，在夏、商之际一定发生了一些特殊的社会变革，导致了东亚与中亚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商”的起源部分可以按照“夏”的起源推理；另外需要补充的部分是，在商时，从俄罗斯方面南下的北方草原文化更加发达，驯养马匹、高车以及青铜文化更加明显；同时水路发展促使中国东部快速发展，形成了全面融合的文明新格局和大格局，所以商的文明形态是高于夏文化的。换言之，商朝的起源远远比夏朝要复杂得多，多元得多，因而也“文明”得多，文字的需求产生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核心发源地区在黑海与里海之北草原地带。

注意中国至今尚未发现夏有马匹的痕迹。

夏，大约公元前2100-1600年——依据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2007年版，中华书局出版。

[出自《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112页，段渝主编，2008年，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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