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杜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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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兴起

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早在20 世纪初期就已经在中国产生。这里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西方17世纪晚期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以洛克、斯密、休谟、卢梭等人为杰出代表。它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最为纯粹的自由主义，它基于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强调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应先于任何国家，它支持财产私有权及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建立有限的宪政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免遭他人及政府自身扩张的侵凌。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严复是最早系统传播自由主义的学者。他通过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以后，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的真谛在于崇尚个人自由、追求真理和服务国家。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11]他昭示国人，中国若欲富强，“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身贵自由，国贵自主”。[12]在这样的以自由主义为根本原则的认识鼓舞下，严复翻译了《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等自由主义名著，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之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由于他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指导原则，提倡学者应该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国直到逝世，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他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实用主义思想方面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934 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词《中国文化的出路》，“全盘西化论”从书斋走向社会，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陈序经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 20世纪40年代，储安平及其主编的政治周刊《观察》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阵地。他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被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视作精神上的寄托。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殷海光。他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他一生言行的主要目标就是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强烈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的影响，对思想启蒙的狂热追求和对改革开放的倾力支持使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们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风靡大学校园，使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在许多青年学子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这个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时代里，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思想界。[13]

二、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观点

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几乎每一次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导向都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霎时间，中国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产权交易等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狂热的崇拜。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使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时显得黯然失色。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大行其道相比，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却相对有限。但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曾经风靡一时的自由主义思想火种并没有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完全熄灭，而是在学术界的书斋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至今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力。一大批学者通过自己默默无闻的教育活动和学术著述，把五四时期提倡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传承了下来，通过思想的启蒙和反思，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等，非常艰苦地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相抗衡。一方面，他们通过引介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通过研究介绍洛克、康德、穆尔、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柏林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宣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重新挖掘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挖掘严复、蔡元培、胡适、殷海光等人的思想和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中国延续自由主义的香火。90年代以来，海耶克的著作如《通向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不幸的观念》、《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书曾经引起抢购风潮，自由主义俨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显学。[14]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反复强调，以理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古典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他们坚信，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进行，那么自由主义在中国就有它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还有一些受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刘小枫等）主张把近代西方的基督教新教正统派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支流。1998年后，中国思想界里自由主义的声浪再度抬头，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顾准、李慎之、徐友渔、朱学勤等。[15]朱学勤在199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代表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成果。朱学勤通过对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三个人物的作品、思想、人生经历的简要分析，对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新的界定。他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高头讲章，它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自由主义不是用来谈论的，他是用来行动的。在朱学勤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才是一种现实要求。自由主义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社会发展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经济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个体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精确归纳和概括。这篇文章在新的时期第一次公开对自由主义进行言说，从而又一次树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此后，自由主义者逐渐告别了散兵游勇的言说时代，开始成系统地阐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阶段。[16]朱学勤在该文里特别提到1998年5月北京大学庆祝百年诞辰时刘军宁编辑出版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他称该书为大陆自由主义复活的标志。李慎之为该书作序，高调凸现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在序言里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17]

1999 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出版了论文集《问题与主义》。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一文中对当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他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自由主义者应该吸收借鉴西方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成果，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做出有效的回应。他断言，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有所作为，就需要在“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中建立自己的创新理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把西方的“主义”拿来，但“问题”必须在中国本土化。因为 “自由”毕竟要在本土争得，从外面是“拿”不来的。[18]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问题。

三、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评价

当代中国学术界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表现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也体现出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中西文化比较和冲突以后做出的文化选择，就是用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和现代性价值观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

从中西文化比较立场上看，学习西方近现代先进的、合理的自由主义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中国文化面对着以抑制非西方文化发展为出发点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中国极有可能再一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从而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时，一定要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如果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过分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甚至鼓吹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心甘情愿被“全盘西化”，那么就很有可能走向崇洋媚外的买办和洋奴哲学，成为“假洋鬼子”，走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上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陷阱和圈套。其实，冷战以后，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新帝国论、人权无国界论、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想都是针对前苏联、东欧和一切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化理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非西方文化逐渐解体消失，让欧美文化一统天下。正因为如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才能乐观地提出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而得到普遍实现”；[19]汤林森才能明目张胆提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文化宿命”的观点。[20]而萨伊德则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东方学话语的解构和分析，客观上揭示了西方文化肆意歪曲、丑化和颠覆非西方文化的险恶用心所在。萨伊德认为，所谓“东方人的精神”一类的东西，都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权力控制关系。如果说东方人与西方人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前者书写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书写。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是观察、研究等权力。”[21]

在中国，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学者们在对于西方话语的引进上都基本上陷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鼓吹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结构之中。这种价值观使他们把文化划定了一些等级，把西方文化的许多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视为“进步”的普世价值加以推崇和顶礼膜拜，而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丑陋、僵化和“落后”的东西加以排斥和批判，最后走向“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的殖民地洋奴思想。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的思想只是一种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他们肯定西方的一切，否定东方的的一切。因此，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和幼稚的，在实践上是荒唐的和灾难性的。我们应该尽力避免这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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