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的墓碑》/孙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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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我去美国洛杉矶参观西蒙．韦尔斯汀人权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希特勒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触目惊心的展品里，我注意到馆方对遭受屠杀的犹太家庭有特别的关注。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最小的核子结构，它所代表的时代性及遭遇无疑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性核心之价值。这些关于「家庭」的「记忆」展品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于我在阅读《共享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时，又想起了这个纪念中心的展示。

如果说，影响深远的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反映的是那场大饥荒的巨大历史悲剧。那么，这本后出的《共享的墓碑》却以沧海一泪般的家庭悲剧为杨继绳的力著做了一个真实的脚注。此书也是中国大陆成千上万个家庭中的一段惨痛的集体记忆，有过这段血泪经历的人，如若捧读此书，当会勾起多少往事回忆，想起多少饿死或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亲朋故旧。诚如书中所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文革，多少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他们默默地屈辱地死去了，他们没有代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作者一家十二口人在大饥荒年代的不到一个月内竟有五口人死于非命。而文革中更有冤狱遍地，他的大哥是老实谨慎的小学校长却无端蒙冤系狱，其母在惊恐与思念儿子中凄然病逝，作者为之上访六年多也未能解决冤狱。他的家庭悲剧是神州大地无数个家破人亡的家庭被消灭、被肢解的一个缩影。

最讽刺的是，作者出生于贫农之家，苦读考上安徽大学英文系，属于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然而却因为他的家庭成员中在「三年自然灾害期」有不正常死亡，他也被列入不可靠的「另类」，党也入不了。

中共以农民之力得天下，建政以后大搞土改运动，血腥杀了几百万地主、富农及「坏分子」，许多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但过不了多久，互助组、合作化，农民高兴没有几天，到了人民公社就一切都归集体了，甚至被剥夺掉他们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农耕及口粮。在大饥饿年代中饿死得最多的就是那些纯朴的农民，他们遭受了那么不人道的迫害而死，不要说连立一块墓碑的权利都没有，而且死后还得让幸存者的遗族担上「不可靠」的罪名，真是匪夷所思。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官方至今仍讳忌这一段历史。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先有杨继绳这个农民的儿子，后有李世华这样的贫农之子，以这些字字泣血的控诉，让那些粉饰的虚伪歌功颂德的谀词成为历史的笑料。

著名翻译家、旅美作家巫宁坤教授是本书作者大学时代的老师，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在读完书稿之后，他于序文中不无沉痛地写道：「这个小人物的声音，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数以千万计的饿鬼的哭泣和控诉，是千千万万无言的广大中国农民的声言。正因为如此，这个小人物的声音才能惊天地、泣鬼神，为近代中国史铸成一座丰碑。」这段评论也正是说出了有良知的千万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他们与那些底层的农民一样经历过这些苦难，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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