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适于中国城镇化之路/张在元
张富生 发表于 2009/11/19 04:51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为什么有如此多成功的外国小镇
1996年第一次路过东莞，直觉发现这是一个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过来的工业化急速膨胀的新型城市，到处是工厂，城市环境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伦敦工业区几乎同样糟糕！2006年再次去东莞，洁净生态的市区改变了以往的东莞印象。主管城市规划的市政府干部说：“过去我们决意将东莞建成与香港、深圳、广州相抗衡的大城市，但前几年城市发展的战略做出调整，不能拼规模，而是要比素质！东莞的实力在于所辖的15个集镇。事实上，我们一个集镇的效益比某些大城市还要高。”
这正是中国人经历了“大城市之害”后的一次典型的“华丽转身”。一直以来，我们在接受“大”概念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地大物博”到“大跃进”，从“大串联” 到“大三线”，再从“大城市”到“大世界”，无不以“大”为自豪。当来到伦敦唐宁街10号看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首相府门面就像中国的普通人家，当看到被我们称之为“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府白宫只有两层，当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仅仅是一座20万人口的小城……我们会非常困惑，中国普通一座县政府办公楼也比白宫高多少层啊！为什么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喜欢“大”呢？
更让中国吃惊的是，外国还有很多成功的小镇。美国西海岸南端城市圣地亚哥的实力并不完全在于市中心区，而是市区北端的拉荷雅小镇。这里是美国乃至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生物高科技基地，一系列尖端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说起生命科学，全世界几乎都对拉荷雅小镇及索尔克研究中心肃然起敬。拉荷雅小镇的官员直言不讳：“我们不是靠规模、而是靠这个小镇的素质赢得世界影响与地位。”
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美国硅谷，但很少有人知道硅谷所在的一座小城市———圣何塞。几乎就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怀抱里，可是圣何塞从未想过投奔邻城而成为“大圣弗朗西斯科”。硅谷坐落于环绕圣何塞的一个个小镇式社区，这里几乎没有工业化时代的影子，时刻拨动世界心弦的是这里的高科技产业研发阵容。以城市规模评价硅谷的影响力显然不恰当，只有中国模仿硅谷的各种“谷”全部集中在大城市。
在欧洲，我们驾车游历了近百座小城市和小镇，有一个发现：日本索尼、尼康、丰田、日产、三菱均将他们的高端研发基地布局于那些小镇；与此同时，他们将加工制造基地布局于中国。这就是我们大城市必须接受的一项历史事实。但是，急欲获得引进外资项目政绩的某些城市官员想到过这些事实吗？在瑞士，与一位尼康研发中心人员交谈，他说：“我们不会让上游关键技术项目进入中国。”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世界著名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观点被数以万计的世界精英认可。他在书中谈到，引领印度经济与科技甚至改变未来国家命运的并非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而是班加罗尔。其实，班加罗尔的实力并不因其庞大，而是其高素质所产生的高能量。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大城市的成功促使了中国的成功。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无“大城市”之称，从“城”到“码头”再进入大城市时代，中国人经历了西方城市文化熏陶、城市技术洗礼、城市生活变迁以及城市文化冲突。时值中国改革开放与发达国家从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于是，前工业时代的加工制造业纷纷向中国转移，沿海开放城市及大城市迅速集结了大批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开发区工厂群，中国城市迅速膨胀，成为“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型大城市”。
究竟什么是中国落后的包袱
究竟什么是我们中国落后的“包袱”？仅仅靠拾人家工业化转移牙慧能甩掉落后的“包袱”吗？仅仅靠“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型大城市”规模经济能甩掉落后的“包袱”吗？不能。我们不能奢望靠被动的“中国制造”扩大城市规模而崛起，关键是需要“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创意”以提高城市素质，在根本上甩掉落后的“包袱”。
中国走过了1/4世纪（1980－2007年）城市化之路，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以科学发展观来反思与评价，我们为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可以概括为“素质”与“规模”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完成建立多少个县级市、地级市的指标，多项城市规模指标没有科学依据，不少临时抽调配备的城市干部并不具备城市专业素质，结果从干部素质到城市素质普遍留下一系列后遗症，逐渐成为城市包袱：
⑴城市决策体制过于注重行政级别而忽视城市科学，一度以“人治”的城市规划连续变更，而变更的基点多以新区或新项目规模体现某一位或某一届决策者政绩；
⑵城市资源环境、人文环境与生活环境普遍受到污染及破坏，治理成本高、难度大；
⑶城市基础设施欠缺，交通困扰成为城市普遍面临的“城市病”。
国家城市化的基本目标并非单纯追求城市规模及其数量，而应该以科学考究为基础，将城市素质置于发展首位。无论是集镇、还是中小城市或大城市，应该将确保人民健康生活品质列为城市素质第一位。2003年“非典”时期一些大城市几乎瘫痪，许多人去了山青水秀的小城市或集镇，这正是大城市发展的深刻教训。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城市模式
游历、考察、研究、体验并旅居国内外数百座城镇，我悟出一点体会：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可以为中国照搬，中国的国情需要我们探索适于中国城镇化之路。
一个拥有多地域自然、文化、经济、习俗差异的国家应该建立多元城镇化体系，落脚点应该是扶持更为普及与更为接近广大农村老百姓生活层面的集镇。国家以政策支持逐步提高中西部中小城市与集镇的综合素质，以此可以逐步改变区域发展非平衡局面，也正是此意。
中国大城市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仅仅是交通与环境负荷就使得某些作为经济火车头的城市“内耗”过重。显然，建立中国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城市，而作为和谐城市的首位标准绝非大而不当的规模，而是城市的高素质。毕竟，在信息时代，城市素质及其能量并不与其规模成正比。
在中国，我们可以预言：甩掉国家落后包袱并非依靠大城市之规模，而是遍及祖国各地包括千万座集镇在内的城镇素质。我们也可以预测：引领未来中国经济与科技的“火车头城市”并非局限于上海、广州、重庆这些大城市，而很有可能是某个制造零部件的集镇、某个以一种行业为主的小城市。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刚开始起步。但愿我们不要过于偏向或热衷于城市规模，基于城市科学发展观的首位基准应该是注重城市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