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孔子的精神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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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笔者之见，我们在今日要复兴儒学或儒教的话，尚不仅仅是一个以什么样的儒者为儒家代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儒学或儒教之复兴实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经历过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尊儒时代，因为我们要在当代复兴的是在近世曾经被批倒批臭而“不敢见人”或令人“羞涩不能出口”的儒学或儒教，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过去的尊儒究竟是利是害，过去的批儒又究竟是对是错。问题是错综复杂而不易以一言以蔽之的。不过，基本的立场是可以讲清楚的，即我们一方面需要对儒学或儒教满怀敬意地做一种正面的同情理解与诠释疏解，另一方面更需要继续严肃认真地肃清儒教与权力结合以及历史上的伪贱俗陋之儒谬种流传遗留下来的种种弊害和流毒。这无疑是一项很复杂的文化工程，究竟如何来做这项伟大的文化复兴工程呢？有没有一个适用于这项文化工程的化繁就简的指导性原则呢？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要对复杂的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希望致力于在当代全面复兴儒学或儒教的儒家代表们能就平易、正大的原则性问题达成某种共识，从而能够引导儒学或儒教的复兴从此走向坦途大道，而不是一再地被某些陋儒、伪儒和贱儒们误导而引入历史的迷雾和魔障当中，以至于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

笔者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儒之为儒是以孔子为宗的，因此，欲复兴儒学或儒教就要“回归孔子！”当然，笔者的意思既不是激进原教旨主义式的回归，更不是要重塑孔子一统江湖、独尊天下的至圣教主形象。我所谓的“回归”，是指我们当下要想使儒学或儒教成为我们文化意识和生活实践中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因素或力量，就必须要回归到孔子为儒家的学思与行动设定、确立的平正合理的路向上来！

所谓的“回归孔子”，换言之，也可以称之为孔学的“一阳来复”。如宋儒陈淳在《北溪字义·佛老》中所言，“一阳之复，非是既退之阳倒转复来。圣人立卦取象，虽谓阳复返，其实只是外气剥尽，内气复生。”用今天的话说，当下要复兴儒学，我们就必须要清醒地立定脚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五四”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明对话、交流和融突的时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作为专制护符的孔子偶像之后，孔子的专制化偶像或与权力结合的儒教偶像已成“既退之阳”，它不可能也绝不应再“倒转复来”，而所谓的“阳复返”，其实只是剥尽覆盖在偶像孔子与儒教之上的种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化的繁芜形式，将一个本真的孔子和儒学还给世人，以使孔子和儒学内在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质重获新生！

那么，所谓孔子为儒家设定、确立的平正合理的路向，以及孔学内在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质，指的究竟是什么呢？依笔者之见，孔子的精神路向可以简洁地概括为“贵学问而重教养”，这也就是《中庸》所谓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我们不妨先从作为孔子精神路向维度之一的“贵学问”的精神说起。任何人只要读一读《论语》，都会对孔子的那种可贵的孜孜以求的学问精神有很深切的感受，孔子敏而好学，而且以学为乐，孔子最是善问，而且不耻下问。孔子何以要汲汲于追求学问呢？在我看来，决不是为了炫智耀能，用战国大儒荀子的话讲，那是因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荀子·非十二子》）！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贵学问”、“道问学”，正是因为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能，而既知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故夫子所患者不是“人之不己知”，而是己之所“不能”，并为此学而不厌以至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又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论语·宪问》）夫子言己之“无知”“无能”，绝不是在自轻自贱，而是意在张扬一种勇于责己以求奋发向上、积极有为的精神，这是何其可贵的胸怀，又是何其博大的精神！儒家之能勇猛精进、日新其德、弘道无疆，端赖乎此博大可贵之学问精神。

“自知无知”是中西圣哲对人之有限认识能力的一个最为深刻的哲学洞见与慧识，并欲以藉此培育世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教养与清明理性，以及激励、启发世人走向心灵的开放，所以西哲苏格拉底向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求教并穷根究底地发问，以便揭穿世人自以为是的虚妄。而中国的圣哲孔子，则由“自知无知” 的深刻洞见与智慧而引领开启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道问学”的精神方向，即通过“道问学”来提升人生的境界、践行智仁勇三达德以涵养自身健全的人格，故孔子以“不迁怒，不二过”为“好学”（《论语·雍也》），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为“好学”（《论语·学而》），故孔子教人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日新其德而仁以为己任，并以此责己而汲汲于躬行君子之道。不过，西哲中哲的精神虽异，而旨趣则一，即皆欲戒除世人的虚骄之气。

因此，在我看来，孔子的学问精神也最富于修己治人的实践品格而最少形而上学气。孔子虽然教人学诗读书，教人博学于文，但绝非只是教人诵经读书乃至于变成一个蛀书虫。就孔门“躬行君子”之教的内容而言，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说得好，“孔子把对文献的研究看做是君子教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更基本的是品质的修养，以及学会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亲戚和同胞一起生活。……孔子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行动，仅仅记诵书本的内容是无用的。”[5]更何况孔门教学之方因人而设、因材施教，故对于为政治民者而言，当然必须是读书明理、学以致道以为先导，否则误国祸民之假学者充塞仕途岂不贻害无穷，而子路之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实在愚惑狂悖至极。但学有进阶，不可躐等，故就弟子之教而言，夫子则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述而》）显然，孔子之教弟子品行的修炼、道德的实践、人格的养成则先于文教的实施，南宋大儒朱熹论儒门教学之方亦足以明此，即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必先于大学“教之以理”，正所谓“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朱子语类》卷第七）鄙意以为，《论语·学而》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所谓的“学而时习之”，其实便是针对行为品格的教育而言的。

总而言之，孔子的“学问”精神绝不拘囿于读书而已，更重要的是关乎品行、主乎忠信的人格教养，或者可以说孔门教学的根本宗旨即在于教人“学做人”。正因为孔门根本宗旨在教人“学做人”，故我们可以“重教养”来概括孔子精神路向的另一维度。而所谓的“学做人”、“重教养”，即学做什么样的人，重什么样的教养，这在孔门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不能泛泛地理解。简单地讲，孔子是以“仁”标举做人的理想境界，做人即是要“仁以为己任”而做一个富有道德理性的人，而教养便是指基于这一做人的仁道或人道理想之上的道德文明的教养。诚如胡适之先生在其《说儒》的大文中所说，这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或者说，尊德性、重视人的德性教养而非宗教信仰乃孔门之主脑或精魂。

若把孔子的这一教义拿来与西方人的做人理念与教养传统相比照的话，则其意义将更为显豁。如果说“西方传统的人的观念”是“把人看作是为着自身利益以设计其行为的理性存在”的话，那么由孔子开显出的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则是把人看作是为着成就人之为人的人格本身为目的而不断内省修养其品行的德性存在；如果说启蒙运动带给西方人的中心观念是“通过知识而获得自我解放”[6]的话，那么孔子带给中国人的中心观念则是通过修养而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如果说植根于西方基督教而形成的是一种基于神道信仰之上的宗教教养传统的话，那么植根于中国儒教而形成的则是一种基于人道理念之上的人文教养传统。无疑，是否推崇并致力于维护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关于人的观念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文教养的传统，乃是儒家的基本职责与历史使命，亦是我们识别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根本标志。

中西文化之间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差异，说到底，就在于上述不同的人的观念及历史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教养传统之间的差别。而中西方教养的传统除了价值理念的根基不同之外，即西方人的教养主要植根于基督教的宗教神道信仰，而中国人的教养主要植根于儒家的人之为人的人道理念，它们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由启蒙运动开显发展出的西方人的另一种“通过知识而获得自我解放”的理性精神，与基督教的教养传统之间应该说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而由孔子开显发展出的学问精神则始终与以人之为人的人道理念为根基的教养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体用不二的，即孔学可以说是以人道教养为体而以学问精神为用的，而如果说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必须通过信仰而获得拯救的话，那么崇尚儒教的中国人则必须通过学问而涵养人格。因此，基于这种教养传统的差异，我们似可以说，中国人的教养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型教养，而是一种学问型教养，同时，中国人的认知探索活动追求的根本目标亦不同于西方的解放型知识，而是一种教养型学问。

因此，所谓的“回归孔子”，回归孔子的精神路向，即必须在学问与教养之间躬行君子之道以弘道明德、修己治人，这既可以说规定了儒家的认知探索活动与道德实践理性生长的合理空间，也为我们确定儒家之为儒家的身份特征提供了确切的标尺。同时，“回归孔子”，对于祛除儒教与权力结合以及后世伪陋俗贱之儒造成的种种弊害来讲，诸如传统的经学教条主义、曲学阿世的御用主义、虚妄的道统意识以及当代偏执狭陋的原教旨主义、媚俗的实用主义、不知“道”在何方的失语症的愚妄狂惑等等，甚至可以说正是一剂最好的解毒良药。

总之，回归孔子，即回归孔子“贵学问而重教养”、“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精神路向，不必要人们一定走与权力结合的儒教复兴之路，但人们必须要把这一孔学的真精神贯注于自己的血脉之中，而绝不只是把孔学“总当作纸片上的工夫”，以至于“论孔子的文章愈多，而孔子的真义愈失”（张东荪语）。不过，“回归孔子”却也决非如时下倡言儒学或儒教复兴应从娃娃抓起而岌岌于“灌输教化”我中华童蒙诵读经书之人所主张的那样，以为仅靠诵经念咒就能一不留神让我辈来到“君子之国、大同之世”而过上幸福之极的儒教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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