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时代究竟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的时代

加跟贴 发新贴

依蒋先生的儒教复兴的逻辑，儒教的全面复兴必有待乎圣人作王，因为儒教的时代亦即是“圣王合一”、“政教合一”的时代。而笔者却认为，即使要复兴儒学和儒教，那也要先“回归孔子”，先造就一批真儒者，再来谈儒教复兴的大业也不迟，又何必急于一时呢！同时，儒教的复兴或儒之为教不能也不应再非要走与权力结合的传统之路，因为结合的结果只会导致双重的败坏。这是由儒家圣王合一观念的内在悖论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儒家圣王合一观念的内在悖论呢？

对孔子来讲，“圣人”在他的时代已是不得而见了，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圣人之治应该说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理想，即使是历史上的“尧舜”之治亦是有所不及的。但是，儒家的政治理念演化至孟荀则发生了一种微妙而深刻的转向，他们所关注的根本政治问题或其问题意识的焦点集中在了对仁政王道或仁君圣王之治的政治诉求。为此，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种普遍性的人性善恶的基本预设，并基于人之可以自我完善的可能性而推导出一个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普遍命题。但是，尽管从圣人性不异于众的认识出发，孟荀共同抛给了世人一种人人皆可以成圣的希望，因为从本质上说人人都具有与圣人一般无二的向善的资质，以至人人都有超越自我而成为圣人的潜在可能性。然而，孟荀却又实实在在地在圣人与一般人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即荀子所说“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荀子·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普遍命题事实上却只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意义，即圣王之治是惟一具有其实现的真实可能性的，故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换言之，亦唯圣人最宜于作王，故荀子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显然，孟子之标举“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主要是为仁君圣王行仁政、实现王道之治作可能性论证的；而荀子之推许“备道全美”的圣人，亦主要是为了要赋予他治理至重、至大、至众之天下的重任。而且，尤其值得我们应作深刻反思的是，他们的上述仁君圣王观念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与期望，而是成为了他们深信不疑的政治信念，也就是说，对孟荀来说，圣王之治不仅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实现过，而且在目前当下乃至未来亦是最值得人们去追求实现的根本政治目标并完全是可能实现的。

而如果说“人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并无法完善的”[8]的话，那么孟荀的这一圣王可期的政治信念便具有一种悖论性质，而毋宁说是一种虚妄的政治幻想，这一如波普尔所谓“唯美主义、完善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政治幻想“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9]。而希望的破灭则是历史地注定了的，儒家“备道全美”的圣人对势位无敌而至尊无上的权力诉求在历史上往往被靠武力打天下的帝王们僭取篡改为“王圣”的政治诉求，即对“成者为王”进行一种圣化的加冕，而儒者亦只能为此而进行合法性辩护，于是儒家的政治信念遂变而成为了这样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叙事化的政治话语：王者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乃是因为他是受命而王的圣人[10]。而当一个“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的统治者可以“兼制人，人莫得而制”（《荀子·王霸》）的时候，儒家又怎么可能保证不会使我们陷入专制极权主义的政治灾难之中呢？靠君主帝王们的自我道德修养，靠大臣们义勇可嘉的谏诤，靠儒家君子“格君心之非”的引导感化，靠冥冥之中主宰一切而其威甚可畏的天命，儒家的所有这些主张与努力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专制极权统治的弊害。正因为如此，随着民主主义理念自西方而传入并不断地深入人心，儒家圣王主义的观念至近世以来遭到了人们的唾弃，乃是历史的必然。

正如西方人“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的一个实际的教训”，即“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因此，惟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11]，我们也理应从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引申出一个实际的教训，即奉行圣王主义的结果就是，要么内圣之学被败坏，要么外王之治被败坏，或者是两者都被败坏。我们不妨套用清儒戴震批评程朱之言[12]的格式与理路而总论儒家之圣王观念曰：儒家以道为如有物焉，而惟圣人可以体道。启天下后世之僭主挟至尊无上之势位而自居为体道之圣人，以祸斯民。更淆以圣人备道全美之说，于体道益远，于劫圣人之道以固帝王之势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圣人之道祸斯民哉？不自知为帝王之利器也。因此，惟一明智的选择便是分离两者，让内圣之学回归它本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个人修德的私人领域，以激发人的道德向上心，提升人的心灵境界，而让外王之治恢复其在公共领域的本来面目，以使人们能够更加清醒和理智地面对公共性的政治问题，并基于人的有限性或不完善性来积极地探究良法善治。

可以说，上述儒家圣王政教合一观念的悖论内在地决定了蒋庆先生“政治儒学”的虚妄及其全面复兴儒教“构想”的荒谬和自欺欺人的性质！

而如果说未来时代一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的话，那么，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期望的政教合一的未来时代呢？我认为，潘光旦先生在其《个人、社会与民治》一文中所曾给出过的明确的答案是正确的，他说：

一个民族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则已，否则前途政教是终须合一的，但此种政教合一决不是欧洲中古的政教合一，即君士坦丁帝而后政治和基督教的合一；也不是以前中国人所了解的政教合一，即汉武帝推尊儒术罢斥诸子百家以后的政教合一；也不是近代建筑在特种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政教合一，例如苏俄之有共产主义，德意之有纳粹或泛系主义，中国之有三民主义。未来的政教合一，也是最健全而无流弊的政教合一，是以自由教育为体而民主政治为用的政教合一。[13]

加跟贴 发新贴 〖一品 各抒己见索引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