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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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秩序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语义学上说，社会秩序是由限定词“社会”与主词“秩序”构成。“秩序在本原的意义上是指事件的发生多少具有规律的顺序与模式”。对秩序的解释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结构，即具体的秩序事实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另一个是文化，即什么东西在编织秩序，什么价值观念取向与习惯在支撑或引导着一种秩序的发展。结构中的秩序，依赖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内化。这样的思考可以引导一个理性意义上的秩序设置与行为准备。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利益时代，讨论一下社会学意义的秩序问题也许会得到社会理论方面的新的收获与解释。

　　一、不可忽视“事实的秩序”

　　“事实的秩序”，是指“人们已经在一定的时间内赋予了事物一定的物质格局”①，但还没有充分地被界定，还没有走到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秩序的状态，但已经是一种事实秩序的现实。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30年的社会转型之后，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有三个层面突出表现这样一种“事实的秩序”。

　　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乡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严格地说，是我们把它叫做农村的那些地区，根本不是滕尼斯说的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礼俗共同体，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研究中的那个城市与农村。其突出点是中国的农村社会里，一方面被嵌入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农村户口、农业人口的乡村社区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村落的终结”有不同的形式与过程。有昆山、武进式的，整个村落变成工厂区，昔日的农民进了村子里的工厂；也有像安徽繁昌镇操村式的，整个村子没有一座工厂，但青壮年的男性都外出打短工、进煤矿了，年轻的女性则去了上海开发区的工厂，村里人多为老人与孩子。“村庄”，成为“从城市回来的人”与“去城市打工的人经常往来”的“空间”。还有像南京江宁淳化地区这样的，村落变成了科学园、大学园、新兴城市公寓房，原来土地上的农民整村地被搬进了城市型的公寓。几乎所有的乡镇、村落干部都要为招商引资奔忙，一个乡镇引为骄傲的标志是其所拥有的工厂数、商贸活动及GDP、财政收入的总量。由于工厂、流动的打工者的存在，乡村社会呈现出某种早期工业化社会的风景。村庄里有着过去所没有的打工者的城市体验与乡村生活的片段。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不纯粹是一种农民文化，也不是城镇文化。不论是从主流社会学，还是从人类学的观察角度，随着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乡村世界的多元性、复合性在于它变得很难以归类。

　　城市符号、城市影像大量地侵入乡村世界。由于家庭电视机的普及，小镇上的录像店、网吧，小饭馆里电视机、卡拉0K播放机的普遍存在，农村不再是封闭的。乡村世界与城市的连接就是“镇”。镇上有各种廉价或中档的城市商品，或国内品牌的专卖店，包括各种成衣、休闲衫、T恤衫、新式的旅游鞋……。农村中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穿的行头，基本不是自家做的，而是和大众商品生产流水线相联系的。农村中小学生新的学习用具是复读机、随身听、收录机、自行车。复读机是可以听磁带的，便有了音乐欣赏。越来越多的新县城，不仅是外资企业云集，而且商业文化繁荣，跨国品牌专卖店，应有尽有。刘翔、姚明、郭晶晶以及香港影星的广告到处都是。它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交汇点，而且把城市影像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去。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市与乡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连接在一起。昆山市(县级市)现有常住人口中，有2／3是外来打工的民工，一下昆山火车站，就可看到许多前来打工的民工聚在一起。但昆山有非常繁华的商业街，上岛咖啡、肯德基、品牌精品屋、私人轿车……，显示出一种大都市式的繁荣。这种繁荣与原来昆山的本地市民、非农化后本地原住地农民、几十万外地民工相互动着，创造着一种新的区域“景象”。因为道路越来越好、交通越来越方便，镇(城)乡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多。谁是真正的乡下人呢?农业户口吗?还是以职业身份? 显然很难划定。城市影像、城市符号的影响，不仅在镇上，也在农民家中，在流动状的乡村生活方式中。

　　中国“农民”已成为一个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特殊群体。异质性，在古典社会学术语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赫伯特·斯宾塞提出这个概念时，是和“同质性人口结构”相对应的。人口的“异质性构成”代表了工业社会的进步及复杂社会分工的一种结果。人口、职业的异质性，体现了新的秩序合理性与安排。今天中国的农村社会也面临着这样的合理性与期待。一方面大量乡村出现某种“原子化”：村民走马灯似的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另一方面，在遍及大城市服务业、小城镇的开发区里，在与跨国公司相连的独资厂、合资厂、股份有限公司里，有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同时，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医院与家庭中，照料病人、老人的护工队伍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的中年女性与男性。他们像传递接力棒一样，把一批批想做护工的人带到城市去(随时又返回农村来)，可获得一笔比工厂打工高得多的稳定收入，并且随着中国老龄化过程的发展，城市对这种职业的需求还在加大。我们知道，中国还有7.3亿农村人口。但这不是静态的，很多人是在流动中。我们可以用“变动中的农村”、“变迁中的农民”这样的词，来描述现今的农村。但住在农村地区的，并非都是“农民”。“农民”已开始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今天的中国农民已不是一个个同质性群体。“农村的阶层结构完全同城市的阶层结构一样复杂——尽管由于社会学家过分关注城市而经常忽略了这一点。”

　　二、被区隔的“结构中的秩序”

　　“区隔”，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词，“区隔”强调了社会阶级的场域与位置。它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借助这个“区隔”这个概念，我们看到一种结构中的序列。如果说，事实的秩序，强调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已经出现的现代化中的一种变动的秩序。“结构中的秩序”，则是要考察在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运行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

　　这个“结构中的秩序”，主要是指市场化、城市化的系统。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化和社

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竞争一开始就被约束在不同等级的跑道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乡村社会和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依然很低。他们处在被区隔的社会关系中的底层。不论农民在做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城市人的差异，依然属于底层世界的象征。据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2008年1月27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数据：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农民的收入提高只是与自己的从前比，而不可能与城市居民比。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根本不把常住的农民工列入统计对象。它隐含了一种承认结构不平等的思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农民工子女上学困难的个案研究、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不仅说明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合理，而且说明城市义务教育系统对待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排斥与霸权态度。它成为城市二元结构的积累性的结果，同时又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再生产。

　　全球化秩序更显示中国人口社会构成中的垂直分化，相当数量的农民成为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边缘群体。中国2008年人均GDP已达 3266.8美元。但城乡二元结构，低收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情，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使中国仍徘徊在某种人均500美元的结构特征中。从河南的因卖血而出现的艾滋病村、山西连续矿难，到三鹿奶粉事件等(问题奶粉的主要受害者是下层阶级的孩子)，再到包括全国2100万民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无不说明他们是一个人数巨大、社会公共资源极少、易受伤害的分化中的底层。

　　被区隔的“结构中的秩序”带来的一个重要风险：中国聚集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组织化程度低但已经走进开放性社会的农民群体。他们的身份已经异质性了，但生活命运还是极不稳定的人群。它带来比封闭社会更强的关于平等、公正的利益诉求。尤其是由于其人数特别巨大，这个群体的利益受损或发生危机，即使是在远离大城市繁华之外发生，依然不时会引发人道主义的压力与震撼。把农民、农民工的权益列入当代中国的风险管理、风险预警，已成为维系良性的社会秩序的要求。

　　三、被忽略的消费时代新的分化

　　“结构中的秩序”的另外一个被延伸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已经进入城市时代、消费时代。消费时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时代。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其突出特点是“我们消费不是因为需要，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别人有所差异”。消费时代的进程带来新的分化。我们现在的研究还很少会直接把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消费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似乎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展的生活方式的符号，渗透在生活的细节中，它也在颠覆乡村秩序，使乡村社会原有的符号，如农田、小镇集市的欢闹，农舍、寂静的夜晚，母亲做的衣服、鞋子和点心等，包括朴素、勤劳、节俭等代表着古老价值的东西贬值了，它被电视所传递出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所打乱，并代之以对城市繁华的商厦、霓虹灯，超市中的虾条、薯片、可乐、T恤衫，电子网络游戏的新的向往，包括对快速挣钱、发财、成功，摆脱底层地位的渴望。乡村社会的消费叙述与符号开始转换了。

　　在重视知识、信息与符号生产的消费时代，城市不仅是经济(金融)资本的集中地，而且也是文化资本的集中地。根据文化资本来划分城市等级的标准在扩大。在这个趋势下，它带来中国城乡等级、地区等级新的扩大。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个概念。他把文化视为一种经济，或一种市场。他认为，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利用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如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文凭；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物品；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性情、品位等。也许，有人会说，文化资本这个理念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实际上不适合农民阶级——他们自身没有什么现代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文化资本及文化经验。但是，今天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开放化的双向、多向通道：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进入了这种“区隔”的游戏。他们希望能进入消费时代的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在模仿新的习性，他们即使不刻意模仿，也不能逃避这种消费时代的符号环境。这同样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体验，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相应的家庭背景构成的习性；同样，由于整个农民阶级在转向非农化、工业化进程中，遇上的全球时代、消费时代，文化资本的缺乏(技术资格、教育背景、品位)，与经济资本缺乏一样，让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

　　在今天的中国，仅仅从经济资本角度，还不能够说明当下生活方式中的地位等级，不能说明为什么在农村、乡镇里现代化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如电视、洗衣机、手机、收录机等)，还存在支配着人们生活命运的文化与权力关系。所以，布迪厄强调了文化符号背后的权力，探讨“区隔”怎样被合理化了。

　　中国消费时代的“区隔”突出反映在农村教育的弱化上。在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拉动下，文化资本的流向，总是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结构中的秩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乡村的教育被改变了。乡村教师处在一个教育金字塔的底端，处在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低端。这是与革命时代那种做党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所提供的意义价值所激发出的文化生活不一样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农村文化资本的更快的弱化，反过来，市场竞争、泛化的大众消费广告，又不断强化社会个体、教师选择城市生活方式动机，即消费时代怎样定义自己。

　　与城市中学等级化一样，高考的指挥棒，也使农村中学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这是一个向上流动的阶梯。我们在调查中看到这样一种等级景象：即存在一个贵族学校、重点中学、次县重点中学、一般普通中小学、贫困的农村学校递减的等级链节。有点能力的教师常常会向上一个等级的学校流动。被称为“孔雀东南飞，加上麻雀东南飞”。农村教师快速流动的背后是阶层垂直流动的图景，是对更优化的收入水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

　　从文化资本角度看农村“结构中的秩序”：与农村经济资本缺失并行的是农村文化资本的缺失，它带来农村知识阶层、教育资源的流失、众多非商品化、非时尚的乡村生活方式符号的贬值。在新的结构中，农民即使离开了土地，生存依然需要大量的能够合法得到的社会资源。农民缺少经济资本，更缺少文化资本，所以，在他们被拉进城市工业化、市场化的劳动大军后，很快遇到消费时代新的分化情境下被区隔的痛苦，他们无法在市场结构中获得较好的地位，又会经历了消费时代的种种难题与新的分化。同时，农民的孩子如果在城市或乡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条件，将失去获得体面生存的文化资本。

　　然而，农村居民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获得，又应该是通过社会公共资源的分享来获得的。当下中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与共享，应是一个利益时代的秩序的思路。中国新一轮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农民工、农村居民能否真正获得合理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公共资源，关系到他们是否获得消费时代的一个体面人资格。按照布迪厄的思路，在开放的市场竞争时代，“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它会伴随着个人更多的生存选择和权益诉求，伴随着社会管理者对于实施制度公平方面的更多的责任。

　　四、反问乡村文化的走向?

　　任何社会秩序，都是文化秩序，这是因为任何人类共同体，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价值，编织了人类的意义世界，支撑了秩序运行的认同。“从这种观点出发，在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文化涵义的意义，文化乃是‘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什么某种清楚可辨的、独立的现象”。没有与文化相分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笔者的看法是，支撑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乡村文化很难完全从属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因为自然环境不同，由自然环境生长出的习性也不同。尤其是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起源地。民族志研究学者赵旭东提出，“中国近30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下而不能自拔”，这样做法导致了“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途径”。他强调，中国的乡村不应该是一种“西方的他者”，而要有一种“自己看自己”的生活实践。这是一个反思性的视角。在强调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反问 “乡村文化”是什么?它向那里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有5亿农业劳动者，7.3亿农业人口，到了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50％，甚至60％，但即使到了202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40％，仍然将有6亿农民。而这是最低数量，即按人口15亿来考虑。那么，支撑乡村社会秩序背后的“文化”是什么呢?乡村文化应该从属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吗?如果回答是“不”，那应该是什么呢?

　　在广义上，乡村文化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怀乡情结”。像皖南的西递宏村、绩溪、徽州古城等地，就是中国成熟的乡村文明的记录。我们把它定为 “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存在，激励着当代中国人对历史的乡村文化的阅读过程。它们客观上成为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历史与今人相沟通的“活的文本”、“活的交流”，并反复被旅行者阅读。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新的县级市里，依然带有浓浓的“乡村情结”的元素。宜兴“东沈”、“西’仇”是两个湖的名子，两个“沈”，都非常美，但“’仇”却是宜兴独有的指称“湖”的汉字，和这里的丘陵、喀斯特地形、紫砂陶瓷联系在一起。作为历史的记录，它是与乡村文化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还会看到，中国当下城市化过程一方面出现了城市的重新包装，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新包装的乡村。那些有一定旅游价值的乡村风景正在重新被开发出来，成为新的“乡村天堂”。如江苏溧阳的天目湖原来就是20世纪50年代挖的一个人工水库，现在成为一个依山傍水的农庄山谷风景区。泰州郊区溱湖湿地公园，是一个准农庄的湿地地区。当全世界、全中国的城市都在根据“生活品质”来竞争时，这种湿地公园再造一种乡村的生活品质，并创造出乡村文化的新叙述、新形象。还有江苏宿迁的骆马湖风景区，城市边缘兴起的“农家乐”一日游，都是作为新的乡村符号出现的。即使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的自然景色，其展示的也绝不是城市空间，而是与紧贴大自然的乡村景色。在这个层面上，乡村文化作为新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

　　由于乡村世界本来就类似于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整体性”“无叙述”生活方式。中华文明又是由成熟的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发展而来的。“新的乡村天堂”，充满着古老的地方文化的深远的魅力。但这种新的“乡村天堂”，也会因为其经济价值大于文化价值，而失去在民众心理中的文化沉淀感。乡村社会大规模地背井离乡的打工、大规模拆迁带来的移动祖居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可能带来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断裂，而无所归依。吉登斯说，“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是一直是后传统吗?”乡村文化建设的概念是全球化背景下保存民族文明的概念，是后传统的概念，是21世纪下的乡村文化实践概念。如果只是一个行政化思路、产业的思路还不能提升后传统下的文化感。所以，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如何避免“文化空洞”、“文化真空”，是很大的挑战?!

　　其次是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建设。由于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乡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如果我们执意要保留某种“遥远的乡村世界”的景观，我们又是在执意设计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这是逆现代化的。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出路只能是一种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建设。

　　对乡村农民来说，“现代性不是某种本质上的现代性，而是处在变化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是高速公路、电话、电视机，也可能是工地打工、砖厂干活、工厂干活所迅速得到的货币，并带来了自己生活的改善，引起新的生活欲望。中国的“农民太穷、农村太苦、农业太落后”的三农问题，其另一个层面的现实是某种“乡村文化”的衰弱，它不能再提供支撑。不论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如皖南宏村式的，还是革命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如电影《李双双》中所描述的，都终结了。英国学者卡·波兰尼强调，一种社会变迁，包括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这段话用在中国的“三农问题”也许言之太重。但却深刻说明了乡村社会“被嵌入”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后，它应该从属于新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关系。原来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整体，而是分化成了不同职业、不同利益与不同生活状态的亚阶层。农民在乡村中找不到从前的家园感，在二元结构中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归属感。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改变了乡村生活原来的社会经济条件。随着城市时代、消费时代到来，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市场价值的更大程度地侵入，促成了农民生活的理性化、选择化。生活的理性化与过去更具情感性质的生活(这恰恰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历史留下来的那些乡村文化的“活的文本”，并可能带有中华文明的某个阶段上的成熟性的记载(如宏村)，带有某种古典的理想主义的成份。但现实过渡时期的乡村文化恰恰是“离散的、碎片的、粗糙的”。如大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敬老养老观念开始松弛。婆婆们在家庭中已无从前的地位。体力较好的婆婆会到城里当保姆，为自己挣一份收入，这样反而能与媳妇维持好关系。大规模打工带来了空前的社会流动，很多媳妇进城打工了；或者丈夫出去打工，妻子、孩子留在乡村，农村中婚姻关系也变得脆弱，并出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呈现出道德习俗水平的混杂、多序、失范。

　　按照滕尼斯的观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从gemeinschaft转变为gesellschaft，即从礼俗共同体转向法理共同体。我们常常把这个过程看成城市组织对乡村共同体的替代，其实它的另一个过程是原来的乡村共同体自身走向城镇化、理性化过程。这是应该在中国今天和未来要持续发生的。去过江苏周庄的人都会发现，水乡周庄已成为一个成功商业化的乡村版本。因而，不能把乡村文化建设简单归于从前那种静态的家庭伦理建设。在新的时代，应该是新的制度文化、公民素质发展来支撑着未来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在取消了农业税后的农村更应该是这样，即我们只能在推进公民普遍素质建设的总题目下加强家庭伦理与职业伦理的发展。假如我们“把结构看作一种深厚的文化现象”，那么，现今的社会结构秩序中的城乡不平等问题，其原因依然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建成一个统一的公民社会、一种普遍的公民文化。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还没有把“三农问题”，放在公民文化这个大战略、大思路里，我们需要在中国的乡村去做滕尼斯所说的gesellschaft(法理共同体)，但可能是中国式的、多一些人情味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不仅伴随着非农化的转移过程，而且是新农村、新的乡村社会、乡村文化构建的过程。农村人口、职业及需求的异质性，也支撑着城市分工体系，说明了它将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现代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新农村的“秩序”的背后应该是公民文化的认同。这不是对“作为他者的西方”的模仿，而是对普适主义价值的认同。城乡统筹发展本来就应该包含了“公民文化图式”的性质。由此，制度安排才会有确定的思路，并修正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状况带来的文化非连贯性、断裂、零散性。

　　第三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由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本身的巨大不平衡性，未来“乡村文化”建设，必然具有多元性，包括地区、语言、民俗、生活方式、信仰、自然环境、历史进程带来的诸多不同。这是一个人类学、文化学的立场。承认未来乡村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是尊重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进程的文化积累，尊重不同民族、地区历史中形成的习俗、生活方式，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人文区域的认同。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不是一个文化产业的概念，而是对文明、文化多样性历史的尊重、敬重及其传承的责任。人类学者庄孔韶认为，“今日人类学关注乡土社会首先是基于不同生计类型基础上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存在研究”。“这种快速的文化变迁包含着最富于伤害的文化替代过程。”乡村文化重构本身也包含着对“再度本土化”的实践，并是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对秩序理解的思路，也是一种文化解释的思路，秩序的背后是文化，并且应该变成统筹城乡发展、乡村规划中的思路。中国的新的乡村建设，应该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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