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历史决定论之不可能

加跟贴 发新贴

　　大同之梦激励人心

　　在纪元前十一至四世纪的以色列历史中，出现了几位“希伯来先知者”，他们以独创的精神和“著述”，“提出重建社会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虽然他们更多地侧重于伦理－宗教性思想方面的阐述，有论者仍称之为“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作为“社会设计师”，希伯来先知者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比柏拉图(公元前437－347年)还要早，但一般认为，哲人政治家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才是第一个“乌托邦共和国”的完整“计划纲要”。尽管对柏拉图的评价毁誉参半，然而其思想震古烁今，启迪后世，是毋庸置疑的。故赫茨勒将以色列的先知者与柏拉图等量齐观，说他们“如果不是高于柏拉图的话，至少也可以和他媲美”。

　　生活在纪元前八世纪中期的阿莫斯，是以色列先知者中的先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了“理想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似江水滔滔。”自希伯来先知者及柏拉图之后，乌托邦思想和著述不绝如缕。十六世纪初，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这是乌托邦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莫尔虚拟了一个完善、和谐、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叫做“乌托邦”的理想国，从此，乌托邦(Utopia)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莫尔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霍布斯的《利维坦》，哈林顿的《大洋国》，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无不受其影响和启发，所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

　　人类社会迭经巨变，屡遭重创；白云苍狗，惟大同之梦永远激励人心，永远不会幻灭。公平、正义、思想自由，以及对权力的制约，是人类共同体赖以建构的基本要素，无奈“美丽新世界”以底于成，谈何容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乌托邦”的社会实践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乌托邦彼岸”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围绕着“革命－国家－乌托邦”的政治实践和对未来社会蓝图的构想，在第二国际各派之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论战(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 社会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几部相关的重要文献：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十月革命前夕，1918年出版)、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并上溯至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后由恩格斯发表于1891 年)，当大致了解那段风雷激荡岁月的“乌托邦运动”对后世的影响。

　　1917年4月，流亡国外多年的列宁返回俄国策动革命。这时候的俄国，是历史上空前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时期，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俄独裁政权已经倒台，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亦风雨飘摇。列宁满怀必胜的信心，“他不用担心宗教法庭的威胁，他也不能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控制机器那么单纯；但他一路勇往直前走向彼得格勒，他知道他成功的几率远远超过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前夕，他手上握着开启人类另一历史新页的钥匙。现在，列宁要开启的这扇大门，所展现的前景如果与他所期待的样子不符合，他随时准备改弦易辙，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不相信先知判断的人” (［美］艾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几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就像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巴枯宁曾经说过的：“旧道德已经消亡，新的还在形成中，他们被卡在中间了。”这艘叫“列宁号”的巨轮，按照一份“国家与革命”的航行指南，刚刚启程驶向“乌托邦彼岸”，而船长列宁未及看到他的理想的实现，于1924年1月21日病逝。在列宁身后，那些“大副”、“二副”们(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为夺取 “船长”的职位展开了殊死斗争，斯大林以党同伐异，杀戮和流放肃清了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森然柄政；自此，“列宁号”易名为“斯大林号”。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

　　纳粹主义也想构建其“乌托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失地赔款，被迫接受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希特勒的崛起，首先是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上台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最初是以“革命党”的面目出现的；它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工人运动，承诺建立真正的“民众同盟”，颇有一番励精图治、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宏伟抱负。纳粹党的一些激烈主张和行动，如要求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剥夺资本家和犹太人的财产等，得到广大底层无产者(很多德国共产党人)的支持。

　　1933年1月30日，魏玛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党攫取政权。纳粹党这样一个独裁政党，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日耳曼种族优秀论，宣扬 “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和精神的代表，它的上台竟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有1700万德国人投票支持希特勒“合法执政”，包括一部分德共党员)，确是发人深思的。3月，纳粹党建立宣传部，旨在全面控制言论；7月，纳粹党颁布《反组建新政党法令》，宣告一党专制国家的诞生，纳粹党为唯一合法的政党。执政后的纳粹党，的确在修复战争创伤、解决人民就业、振兴国家经济、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卓有成效，使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力及国际威望大增，为世人所瞩目。纳粹党特别重视青少年教育，明确提出“谁控制了青年，谁就控制了未来”，规定年满14岁就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社会主义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在宣布党代会胜利召开之后，主持人代表全体党员向希特勒发表了坚决效忠于他的颂词：“我们的元首，我们党的领袖，您是胜利的保证。当其他人放弃时，是您坚定地坚持下来；当其他人妥协时，是您拒绝卑躬屈膝；当其他人失去信心时，是您给予他们勇气；当其他人离开我们时，是您高举着大旗领导我们前进，直到这面旗帜成为民族的大旗，胜利的象征。我们向惟一的国家领袖致敬！……德国的伟大复兴已经实现了！让法西斯主义遍及全世界！希特勒万岁！”希特勒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致以谢词，他许诺为德国人民创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下，德意志大国崛起的梦想即将实现；他强调“从今天开始，在党的政治教育下，全国人民都要成为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只有一种想法，一个愿望，一种表达方式”。著名女导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里芬施塔尔为这次党代会拍摄了长达一个多小时、题为《信仰的胜利》的大型纪录片。《信仰的胜利》以启示录般的史诗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纳粹党的权力美学、暴力哲学，以及空前高涨的集体英雄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在国社党代表大会期间，希特勒检阅了军队。阅兵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元首显示自己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常用手段，它表明无论军队抑或群众，无时无刻不在他的严密控制之下；军队和人民都必须效忠于元首和纳粹党，而非忠于国家。像所有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一样，希特勒孜孜不倦地教育他的臣民要学会绝对服从。纳粹主义的未来是以精神奴役、消灭异族、征服世界为前提的，纳粹版的“乌托邦”把德国人民推向深渊，第三帝国的罪恶历史，以杀戮和侵略始，以毁灭终。

　　斯大林以及那些后来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要建立的是绝对一致的极权主义社会，否则，就不会有大多数人民支持他们或参与其革命行动。他们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目标是激荡人心的，他们最初描绘的蓝图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宣称，他们要摧毁的是腐朽、垂死的旧制度，然后建设一个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地上天国；这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实在的、即将到来的美丽新世界。

　　革命不是原罪，乌托邦更不是原罪，但被专制权力扭曲了的“乌托邦”，被别有用心的“革命”领袖引入歧途的“乌托邦”，肯定会一步一步走向 “罪”，这已被二十世纪的许多暴力革命所证实。斯大林主义对构建“意识形态乌托邦”的一大“贡献”，乃在整齐思想，钳制言论，锻炼文狱，剿杀异端；俾万众忠心，上下同调，举国和谐，懿欤盛哉！及后，东欧等“兄弟国家”均以“老大哥”为模范，沿此路径直往“意识形态乌托邦”狂奔。

　　“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乌托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印证了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雷蒙·阿隆、伯林等思想家对“苏式乌托邦”的预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一条走向失败之路。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和伯林的《自由四论》等著作中，都对以革命的名义推行暴力政治的“整体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由于这些思想家不相信有“地上天国”，反对以先验的“历史决定论”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作出统一而强制性的规划；主张政治自由，用民主的手段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之故，他们遭到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的猛烈抨击，背上了“反乌托邦主义”的恶名。

　　1936年，波普尔作了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演讲。其基本论点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由此，波普尔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和“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这两个对立的概念－－

　　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所说，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 “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个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渐进的方法与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是：渐进主义者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社会和人)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他们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在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无疑在于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而只是关心“整体社会”的发展。

　　于是，为了防范“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整体主义对社会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控制，实行中央集权。他们用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的思想自由不相容。那些力图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行纳入某种固定的“主义”或“理想”的历史决定论，都会被历史所“证伪”，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由于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要完全控制历史，就必然沦为极端的唯意志论者，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波普尔说：在各种政治思想中，要使人完美无缺和绝对幸福的想法恐怕是最危险的一种了。要在大地上建立天堂总是毫无例外地造成了地狱。

　　两种乌托邦主义

　　有感于乌托邦理想在后冷战时代受到普遍的怀疑，美国政治学者雅各比出版了《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雅各比把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思想大致分成两种类型：“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他提醒人们要区别乌托邦思想的这两种倾向。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精确地规划人类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经过严格规划和规范的“乌托邦”社会中，规定人们如何行动，如何思想；“蓝图派”有一种“权力主义的倾向”，人的行为受到“偶像”的统一支配，丧失了对自由的愿望和生活的多样化。“这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往往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该吃多长时间。当自由受到限制时，自由本身也将衰落。我认为，这种'蓝图'传统已经寿终正寝了。”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规，拒绝将未来具体化”，“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具体东西，他们既不讲述关于明天的故事，也不提供有关明天的图画”；“尽管这些人梦想着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但是他们拒绝为其给出精确的尺寸”；“它是反偶像崇拜的，它竭力避免描绘蓝图”。雅各比所说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所指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两者没有多大分别。

　　雅各比承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但他认为，进行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的纳粹主义与经典的乌托邦主题无涉，而斯大林主义也因其“残暴得露骨”的特性与乌托邦理想毫无共同之处。雅各比说，一些“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如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出于“对广泛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怀有“反乌托邦敌意”；他们“将乌托邦理想、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缝合到一起”，说“乌托邦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这是雅各比不能同意的－－ “就他们的批判适合极权主义或它们的变体而言，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雅各比认为，二十世纪所发生的许多大屠杀，大多与种族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暴力冲突有关，“其中哪里有乌托邦主义者的踪影？”他质问：“我们能够说乌托邦主义者要为这些巨大的牺牲负责吗？我们能够说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疯狂的或者健全的乌托邦主义者造成的吗？”

　　这里需要指出，在牵涉到极权主义－乌托邦主义与大屠杀的问题上，雅各比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根据雅各比所引用的一本著作《20世纪死亡纪录》及相关数据，“20世纪人为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亿”。其中，沦为纳粹牺牲品的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斯大林主义历次大清洗的，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二百万人；某些国家死于历次镇压和暴力斗争的超过五百万人。波尔布特为了建立其“纯粹的乌托邦社会”，在柬埔寨取消货币和经济交易，剥夺所有私产，废除家庭，并使用暴力将数百万城市居民(包括老弱病残者)强行驱赶到农村过集中营式的“乌托邦生活”(统一行动，统一分配生活用品，统一服装，实行公共食堂制，夫妻隔离居住、按组织上的“计划”和安排过性生活)；波尔布特政权(红色高棉)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1975－1979)，但被屠杀或因饥荒、奴役、迫害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二百万，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雅各比不得不承认，“这些死亡者中有一小部分，大约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以勉强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雅各比一方面否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变体的“乌托邦主义”，但另一方面已然默认20世纪所发生的一些大屠杀确实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

　　在此书第二章“论反乌托邦思想”的主要部分，雅各比对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的“反乌托邦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驳。雅各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共识逐渐形成”。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1)、科恩的《追寻千禧年》(1957)等著作和伯林从五十年代开始写的《自由四论》中的若干篇论文，都论述了“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并将“乌托邦思想”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发展出来的极权主义理论，总是强调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波普尔从柏拉图开始，科恩从中世纪开始，塔尔蒙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阿伦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补充，“提供了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的证据”，他们“批判谴责乌托邦主义是历史的灾难之源”。

　　雅各比说，波普尔频繁地使用“乌托邦主义和历史主义(按：即历史决定论)达成一致”这样的表述，指责历史决定论者(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拒斥论证他们的 “乌托邦计划”，为了实现其目的，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使用暴力。雅各比反对波普尔等人将暴力与乌托邦主义者等同起来，他说：“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群众暴力同乌托邦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

　　雅各比认为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立论是有问题的：“当阿伦特试图归纳极权主义的原动力时，却将目标瞄准了'意识形态'，即乌托邦的'堂兄弟'。意识形态充当了她分析极权主义的关键，而且'意识形态'之于阿伦特，就像'历史主义'之于波普尔那样，是一种有逻辑的、封闭的体系，它假定了历史的规律，而且还导致了大屠杀。”雅各比还有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他认为希特勒纳粹主义不是极权主义，而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阿伦特所写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只适用于斯大林主义”。

　　阿伦特把意识形态和国家恐怖的史无前例的结合称为“绝对的恶”，把直接参与杀害大批犹太人的纳粹战犯艾希曼的罪行称为“平庸的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雅各比同意一些学者的批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绝对的恶”的概念与其关于“平庸的恶”的观念相矛盾。

　　塔尔蒙说，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独裁统治同斯大林主义者在镇压方面有相似性，“这种相似之处似乎表明某种深不可测但又不可避免的规律的存在，这一规律使革命性的救世计划逐渐发展成恐怖统治，致使完美的直接民主的承诺在现实中却采取了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形式”；乌托邦主义“没有走向自由”，却反而“带来了极权主义的高压”。雅各比认为塔尔蒙“在术语方面附和了波普尔”，颇不以为然。

　　雅各比慨叹：“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将20世纪的暴力主要归咎于乌托邦主义者，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不幸的是，这种归属已经变成了从波普尔直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这些反乌托邦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模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差别的极权主义的观念，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而且也将'历史主义'、'积极的自由'和'意识形态'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就这种批判对斯大林的独裁所进行的探讨而言，它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流血事件。”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准确地说，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究竟有没有干系呢？我以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合辙之处，都是“历史决定论”者。有所区别的是，极权主义是“变体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

　　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伯林们在质疑“蓝图派乌托邦”－“整体主义乌托邦”时容或有偏颇乃至矫枉过正之处，但他们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殊途同归，假乌托邦之名而行极权主义之实，无论在理论上抑或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他们并非如雅各比所言，完全否定乌托邦理想；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同雅各比一样，他们反对的只是“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而雅各比则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猛烈抨击，他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指责他们将各种极权主义一窝煮，把乌托邦主义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雅各比在论驳时采取实用主义手法，断章取义，对被批评者的主要观点和完整思想缺少客观的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未免以偏概全，胜之不武。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极权主义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联而否定乌托邦理想；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革命与暴力有关联而否定正义的革命行动。我同意雅各比的观点：“脚踏实地的改革或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思想并行不悖，而且前者常常得益于后者的滋养。”乌托邦理想与正义的革命永远是一种召唤，激励着被奴役的人民去扫除扼杀自由和民主的独裁制度；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压迫、贫困、不平等、不自由，乌托邦理想和革命就不会消亡。

　　虽然雅各比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批评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捍卫乌托邦、讴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或许，“完美的社会只是一种虚构的理想，人类的完美境界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努力向前而已。”(《乌托邦思想史》)雅各比提出的警告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航行中没有指南针。”

加跟贴 发新贴 〖一品 各抒己见索引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