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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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①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尤其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更容易受到它的困扰。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着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国家重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繁重任务。由于现代化发展资源的有限、国际环境的不利、绝大多数民众是充满乌托邦幻想的贫苦农民、传统文化又鼓励人们的平均主义诉求等因素的作用，中国的激进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显得十分突出，在改革开放前的100多年时间里呈现为一种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并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峰，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海内外学者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激进主义的表现进行了一定的研究。② 本文则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对激进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及其原因作一探讨。

一、现代性的挑战与激进主义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激进主义在中国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为面对西方的挑战，在关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使落后的传统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问题上，激进的革命取代改良，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走向现代化的手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与西方现代性挑战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任务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前现代国家，但是自16世纪以降，西方开始了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工业化的勃兴，开创了标志着人类历史大变迁的现代化浪潮；而中国却仍然坚持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官僚制统治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极大地抑制了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在政治上从东亚地区的核心陡然沦落为新世界体系里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也被纳入世界体系并处于“边缘”地位。如何摆脱日益加深的民族生存危机，成为中国人所不能不正视的巨大挑战。由于晚清的国家体制仍然是皇权至上的集权官僚制，因此在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方面表现为严重的不适应，不能像日本甚至俄国的政府那样肩负起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重任。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全新国家结构。这就是说，近代中国面临着解决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的双重任务。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人自下而上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首次大规模回应，是西方现代性冲击和传统农民战争习惯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带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反映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深深痕迹，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不过，从总体上看它没有脱离历代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斗争目标，没有超越历史上农民战争“等贵贱、均贫富”的经济要求，也没有超越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理想，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顺应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不可能提出解决民族危机和重建国家的可行方案，其最大的作用是极大地动摇了晚清政权，加速了其衰败化进程。衰朽的晚清政府在外部军事失败和内部政局不稳的双重压力下，在统治的最50年里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三次姗姗来迟的现代化努力，即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与同样是受到外部压力而同期进行的日本、俄国的现代化变革力度相比，清末的现代化努力可以说是最为保守、乏力和有限的，从而也就难以像日俄那样“能够将早期的‘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变成进行变革的积极的促进因素和国家的统一”③。由于改革的局限性、时机选择的不当以及政权自身合法性资源的不足，其各项改革举措非但无助于民族危机的解决和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而且还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晚清政权的灭亡。

在晚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现代化努力的同时，尤其是晚清政权在辛亥革命中轰然解体之后，中国人对怎样解决双重任务，特别是对用什么样的方式重建一个适应世界新局势的现代国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解决双重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主张进行渐进性的和平变革。如实业救国论者和教育救国论者就认为，要振兴中华，应先集中力量搞实业和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革命主张，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乃至民族和国家的灾难。如果孤立来看，改良主义的和平变革主张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所付成本最小的国家重建方式。假设中国当时有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体制或开明有为的政府，那么这或许不失为效果最优的改革方案。但是，晚清政府是一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且又极度颟顸专制的政权，辛亥革命后非常短命的袁世凯政权也好不了多少，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更是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取向的独裁政权。因此，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注定只能是理论上行得通而实践上办不到的幻想。

晚清政府和改良派在解决双重任务方面的无所作为，使得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民族危机和进行国家重建。革命者承袭了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中国农民革命传统，接受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认为自下而上“冲决罗网”的根本解决方式，才是使中国获得再生的出路。孙中山先生就是鉴于晚清政权在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建国家方面的极度无能，竭力主张通过激进的革命手段来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国家。但是，改革手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激进的革命手段解决双重危机就必然顺利。实际上，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过程中，革命者解决双重危机的努力曾不断受挫。这除了革命者内部矛盾重重和策略错误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现代化力量的过分微弱和国际环境的极为不利。就现代化力量来说，一方面，中国的现代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以及沿铁路的一些大中城市，局限于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少数新型知识分子和投身于实业、政界的少数新人，广大的内地与农村仍然为落后的传统势力所包围；另一方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各种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主观意图、利益取向、行动方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从而削弱了本就十分有限的现代化力量。再就国际环境而言，从近代开始因海路大通，中国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差不多每10年左右一次的频繁入侵，造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设进程经常被打断；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又渴望西方那样的成功，工业化、民主化和经济平等之类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本是逐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却成为同时追求的目标，从而增加了解决双重任务的难度。

解决双重任务努力的频遭挫折使中国人倍感沮丧，而国家屡遭欺凌的屈辱地位又激发起了中国人的反抗情绪，激进主义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升级，其表现之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激进主义思想文化的倾心接受。主张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风靡于中国的，因为它们对中国解决民族危机和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有某种昭示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与中国人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某些契合的“共产主义”目标，提供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乐观信仰，增强了中国人解决双重任务的自信心；苏联模式则提供了一种使革命组织更有战斗力的方式，一种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手段，以及一条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矢志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孙中山先生也按照苏联顾问的建议对国民党进行了民主集中制式的重大改组。因此，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虽然建国目标根本不同，但却在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发展目标上都受到了苏联的深刻影响。苏联式的党政不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对中国人显示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的国民党政权，就实行了党国一体的极权主义统治，其发展逻辑是越来越保守和腐败，最终失却了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合法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除了在组织形式上照搬苏联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外，在解决双重任务方面也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从而常常产生企图一步到位的急躁情绪，屡犯左倾盲动错误；只是后来能够及时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把斗争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通过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改革措施，动员起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参与到民族主义革命中来，从而最后完成了国家的重建，结束了中华民族近百年遭受侮辱的历史。

可见，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现代国家重建任务，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激进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现代化力量的过分稚弱和国际环境的极为不利，使得激进的暴力革命被逐步奉为解决双重任务的最佳选择。事实上，以激进的革命方式来进行现代化变革在世界上是常见的现象，因为革命“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④，中国人的确也是通过革命才使民族获得了解放，并建立起了近代以来第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有效的政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改革就不是现代化变革的方式。有学者曾就土耳其的现代化变革指出：“‘改良’与‘激进’不复是现代化过程中两种可以自由选择的策略，而成为变革中互相关联、有密切启承关系的两个阶段。”因为在急速现代化的要求驱策下，保守的改良措施不能代替激进的整体变革，同时激进的变革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⑤ 这说明改革与革命在本质上呈现为一种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当然，对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来者来说，在现代化早期阶段由于传统势力非常强大，现代化力量十分弱小，一般都将革命作为现代化的手段，且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的革命运动才能达到革命者的理想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激进主义的不断升级，并影响革命后的现代化建设。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避免激进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难题。

二、建设新中国的繁重任务与激进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半个多世纪革命运动的产物，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激进主义会就此消退，相反，在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繁重的巩固和建设新中国任务的推动下，激进主义在建国后的头10年里有了新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重要事件上：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和加速；一是“大跃进”的乌托邦社会试验。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会提前与加速，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强调客观环境因素的作用，比如冷战格局的对立、国家安全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落后等等。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新民主主义政策本身的问题和对苏联赶超发展模式的迷恋。

近年来，一些学者喜欢把“新民主主义”看作是一种理想方案，认为建国后激进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因为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回到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低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新民主主义政策本身存在着促使向激进主义转变的因素。这主要反映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一个强国家与弱市场相结合的体制。该体制既存在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政府又对微观经济实行强有力的直接干预，其结果必然是腐败的迅速蔓延。为此，政府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采用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办法，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国家对私人经济控制的加强和市场的萎缩⑥，很多资本家丧失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公私合营企业迅速增加，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产品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底的56％扩大到1953年底的70％。⑦ 同时，土地改革后，地主被消灭，富农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原有的市场粮食供应机制遭到破坏，从而造成商品粮短缺和尖锐的粮食供求矛盾，中央政府最后迫不得已在1953年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而私商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原材料和产品的供销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这使私人企业不再成为流通的主体，市场开始消亡。可见，新民主主义的激进政策导致一系列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措施又推动共产党人进一步走向激进主义，改变了原来计划的在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更何况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革命的目标，革命目标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半个多世纪革命所积淀的激进主义政治文化，影响到了每个人特别是革命者的一言一行，并用激进主义的不断革命思维来指导现代化建设，从而容易把激进主义的政治主张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动，加速了过渡阶段的结束。

不过，如果没有客观需求，即中国人出于现实考虑而对苏联发展模式产生的迷恋，那么新民主主义内在矛盾也难以导致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与加速。中国人当时为什么对苏联模式有一种迷恋呢？一方面，对中国这样急于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的苏联发展模式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那时对工业化及其经验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认为工业化的发展程度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的上升呈正相关的关系。苏联就是以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通过政府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短10多年里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对发展水平非常低下、民间经济资源严重不足、市场体制极不完善的中国而言，苏联的成功经验具有无穷的魅力：“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⑧ 1954年6月，陈云在向中央报告时说：“五年内，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⑨ 这个比例的确定也是以苏联经验为参照系的。

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有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重振国威。建国初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能否迅速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国民经济的战争动员能力，关系到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在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被西方制裁切断之后，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建立门类齐全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重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所以，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⑩ 此外，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努力的首要目标不是追求人民在经济上的富足，而是要在政治上重振国威，而发展重工业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所以，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的赶超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国家安全需要与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目标的产物。

可见，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和重振国威的赶超要求，国际上白热化的冷战格局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苏联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影响，使得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该发展战略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推动了高度国有化所有制结构的迅速形成。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是一个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落后的国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威进行积累，把资金、人力和物力集中投到以156 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的国有大企业。这势必要带来国营经济比重的大幅度增加，加速对私营经济的控制和改造。其次推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当时在中国发展重工业，存在着建设周期长、大部分设备在早期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等问题，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自然有建设资金十分短缺、换汇能力低、经济剩余少等困难。（11）在这种状况下，重工业的建设成本非常高昂，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将无法实现以国家安全为目的、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目标。为了能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以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和降低其建设成本，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即逐步缩小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加快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以便用行政手段通过指令强制配置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关于1958—1960年期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及其一系列激进的社会试验，其目的是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快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其结果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破坏。为什么呢？这固然与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和批判反冒进所造成的激进主义紧张政治形势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乌托邦思想文化与集权体制的作用。

乌托邦思想在中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即影响深远的儒家大同理想，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人人有高尚道德的社会。受传统大同理想熏陶的中国人，近代在西方进化论和非理性的、乌托邦色彩浓厚的思想体系的影响下，滋生了各种激进的现代乌托邦思想，有着追求完美理想社会的强烈冲动，并常常将有关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构想化为现实社会的设计。当然，如果没有实现的途径，那么乌托邦理想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乌托邦情结找到了实现的现实途径，即经济上的超英赶美。有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多元、农民又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问题上，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设计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他们在希望赶超式发展上却具有共同点，孙中山先生驾乎欧美之上的理想和“一五”时期采行苏联模式，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赶超式发展愿望。20世纪 50年代末在苏联赶超美国的强烈刺激下，这种赶超式发展理想就自然演变为旨在加速工农业发展步伐以实现“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由此可见，共产党人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把乌托邦社会理想定位于不可证明的远古时代，也不同于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将其定位于无法企及的遥远未来，而是确定为一种即可实现的近期目标，容易动员起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到追求实现理想社会的狂潮之中。因此，“大跃进”并非只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中国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在东西方阵营和平竞赛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反映。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大跃进乌托邦幻想，尤其是在钢铁产量上“超英赶美”的时间的不断提前，还激发了全国性的乌托邦社会改造试验，即在农村普遍推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党人所规划的人民公社乌托邦社会图景，在某种意义上是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在五四时期参与的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试验的放大。（12）各取所需、尽量缩小社会分工以及用道德教化来代替社会规范等原则，几乎与五四时期的乌托邦试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既是生产力大跃进幻想的产物，也是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实现中国式乌托邦理想社会目标的最佳制度形式。

“大跃进”激进主义运动能够在中国发生并搞得“轰轰烈烈”，还得益于建国后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推动。“大跃进”的乌托邦幻想如果没有体制力量的推动，是难以自动地转化为激进的实践运动的。“大跃进”的目标实际上就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13）。既然否定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又缺乏先进的生产力手段和外国的经济技术援助，那么要在短时间内促成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除了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弥补工农业生产方面的资本不足外，想必也没有其他更可行的发展途径了。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里就找到了一套动员群众的有效办法，并依靠这种政治优势取得了现代化的领导权；建国后特别是在“一五”时期，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和繁荣的经济，学习苏联在全国迅速地建立起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和党的组织系统，其影响广泛地渗透于整个社会，从而不但保持而且还加强了这种优势。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非常看重官僚制在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所具有的无比优势，并倡导通过行政分权改革来动员官僚机构自身特别是地方官僚机构发展经济和进行“大跃进”的积极性。所以，“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但实际上却是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用群众运动即大量集中使用人的劳动力来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创造发展的奇迹。所以到1958年下半年，激进主义的“大跃进”乌托邦社会试验就已难以为继，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如市场紧张、部分地区的饥饿现象和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虽然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利用政权的力量使“大跃进”持续了差不多3年之久，但却给中国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历史悲剧：不但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大增长，反而带来了大倒退；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没有使农民离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更近，而是陷入了普遍贫穷。

三、“文化大革命”的“制度赶超”与激进主义发展的高峰

激进主义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巨大破坏，迫使共产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不得已实行了大范围的退却，但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毛泽东个人政治诉求的综合作用，使得激进主义灾难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

本来，共产党人1960年代初期曾经努力防止“大跃进”似的激进主义灾难在中国再现。1961—1965年，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峻政治经济困境，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就像当年列宁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样，采取了从“大跃进”这种不正常的激进主义发展方式实行退却的策略：在经济上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调整，运用行政力量和部分市场力量来纠正“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在政治上纠正了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甄别平反的工作，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了摘帽的工作；对科教文化领域的工作也进行了调整。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调整措施的力度虽然很有限，但是无疑是对“大跃进”式的激进主义发展战略的一种矫正，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也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短短的几年里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认为，当时如能沿着这条路线稳步发展下去，中国完全有可能像东亚“四小龙”一样跟上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新潮流。（14）也就是说，倘若当时中国能够坚持这种非激进主义发展方式，那么完全有可能避免“大跃进”这样的激进主义灾难重演。不过，历史没有顺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来发展，开局良好的调整工作不断受到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并最终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所完全中断，中国再次陷入到了更大的激进主义深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不能不从毛泽东此时的“制度赶超”思想谈起。与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激进的赶超发展思想和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确，脱离生产力发展现实的“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得毛泽东本人在赶超的时间安排上暂时有所理性，认为要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15）。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大跃进式的赶超发展方式，只是在赶超的具体目标方面发生了变化：此前，他更多地希望在物质建设方面尽快赶超西方，到“大跃进”时期甚至具体到了钢铁产量等发展指标上面；此时，他却把关注点放在了社会制度建设方面，即希望在中国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16）。1966年他所作的著名的“五·七”指示，就充分反映了其理想社会的蓝图：在这个社会里，消灭了三大社会差别、商品分工和一切等级制度，既没有国家官僚制的作用，也没有市场的作用，完全是一幅“迫使人们奴隶般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美丽图景。这个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并超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乌托邦社会蓝图，表达了毛泽东在社会制度建设上超越西方的紧迫心理，催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激进主义运动。

如果毛泽东的“制度赶超”设想没有转化为现实实践，那么也不会产生什么灾难性后果。但是，中国建国后形成的特殊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却使该设想化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动。先就政治结构而言。与发动“大跃进”运动时党内意见大体一致的情况不同，毛泽东此时的“制度赶超”设想与党内坚持调整措施的同志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按理说，党内对于中国应当如何发展有不同的主张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关键是怎样对待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里，不同的发展主张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和平解决，任何意见的歧义都不会带来社会的混乱，因为“与任何其它政体相比，民主更有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内部争端的必要性”（17）。以此观之，如果中国社会当时有健全的民主，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最高领导人有某些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也不会导致以暴力手段解决内部争论的灾难性后果。不幸的是不仅整个中国社会在当时严重缺乏民主，甚至连党内仅有的少量民主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遭到极大地削弱。共产党人建国后在集中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和政府的权力不受任何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的制约。该体制潜藏着随意使用权力和推行个人专断的极大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着广泛的党内民主，那么通过内部的政治博弈或许可以制约党、政府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专断，使权力得到相对理性的运用。遗憾的是党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也不断遭到侵蚀，党内民主愈来愈少，而毛泽东个人的集中却越来越多，以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18）。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下，毛泽东拥有凌驾于党之上的巨大权力资源，既可以随意压制任何与其不和谐的声音，又可以将其任何主观政治设想付诸行动。

因此，虽然学术界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众说纷纭，但是它主要还是源于毛泽东与党内许多同志在有关“大跃进”的性质、恢复经济的措施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即“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19）。领导人之间不断增大的分歧，使毛泽东逐渐对官僚机构耿耿于怀并对其性质发生了怀疑，对主持调整工作的党中央第一线的同志产生了不信任甚至难以容忍，最后当他认为整个官僚制与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发生严重冲突时，为了维护其主张，利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不健全、政治制度缺乏监督机制的严重缺陷、人民参政程度的严重不足、群众路线的非制度化动员以及党内民主的削弱、自己的巨大个人威望和超凡魅力，借助于中国人无条件崇拜权威的文化传统，直接诉诸于人民大众来实现其个人理想与政治目的，由上至下地发动群众运动来挑战和直接冲击现存的国家机构和管理体制。

再就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而言。毛泽东号召群众去造官僚机构的反，而许多群众的确踊跃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毛泽东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之外，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有直接关系，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上许多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压抑严重不满。现代官僚制本身存在着两重性的特点，即在带来理性化管理和效率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形成压迫。新中国学习苏联所建立的庞大官僚机构，全面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造成了其不断膨胀和与社会的日益分离，压抑了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严格限制了个人的选择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毛泽东本人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肃官僚主义，通过提倡干部接触群众和参加劳动来减少官僚主义作风。然而，这些防范官僚主义的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不但没有解决强大的官僚制国家压抑个人的问题，而且所进行的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官僚操纵下的群众整群众，从而使不少人对官僚机构心怀怨恨。毛泽东号召群众砸碎官僚制和批斗官僚，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政治文化中的道德精英主义，群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当作圣人（20），广大群众由此有一种解放感，长期被严重压抑的激情和愤懑突然有了获得释放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文化大革命就能够在全中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中国人对平均主义有深厚的依恋情结。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过现代经济中无情的竞争，经济意识偏于保守。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起步很晚，人们还未看到其进步一面时却已发现了其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对市场经济一直存有偏见与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先天地愿意在生存与发展中倾向于生存；在公平与效率中倾向于公平；没有见过真正的竞争却害怕竞争；不了解市场的含意却对市场反感；没有管理的经验却反对计算成本和追求利润。（21） 20世纪初孙中山等人就批评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其后的中国人大致上都想避免市场的弊端在中国重现，而对其积极作用却认识不足。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在文革前就对经济调整中引入市场力量和物质刺激不满，把经济改革的要求视为修正主义，把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采用更灵活的经济组织形式视为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观点不仅仅代表他个人对市场的片面看法，而是表达了中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害怕市场竞争和反对拉开收入差距的平均主义要求。因此，毛泽东发动的以建立平均主义理想社会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自然迎合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对调整措施不满者的心理，从而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并将反市场的做法推向极端。

当然，由于毛泽东提出的乌托邦理想社会没有实现的现实基础，因此文化大革命没有建立起他所理想的社会或新世界。相反，长达10年的文革所走的是和现代社会完全背道而驰的反官僚制、反民主化和反市场的反现代化道路，从而将中国推入了激进主义的绝境：破坏了共产党组织和相应的制度，严重损害了国家政权，极大地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导致了国家发展能力的削弱，给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

四、小结

激进主义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呈现为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曲线，其产生、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第一个阶段，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以及解决危机过程的不断受挫，使得中国人的思想倾向和解决手段愈来愈趋向激烈，从而催生了激进主义思潮；第二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政策本身的问题，对苏联赶超发展模式的迷恋，中国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思想文化与集权体制的作用，加之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极度困难状况，西方世界实行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方针，使得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变革措施和发展措施，从而推动了激进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失败、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诉求以及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将激进主义推进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导致现代化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抛弃了激进主义的发展路线，选择了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采取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释放了传统发展体制下被压抑的市场活力、社会自主性和个体潜力；强调制度化建设，最大限度地缩小了领导者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等因素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使制度而不是领导者个人、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决策的主要基础。总体上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迅速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革、人们观念的变化，滋生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被很大地削弱了，整个社会精神气质趋向于务实主义。但应该看到，激进主义的社会根源和制度基础还没有完全消除：经济上贫富悬殊、城乡差别、地区差距比较突出，政治上各项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人治”与家长制作风还普遍存在，文化上平均主义观念还没完全铲除，乌托邦幻想在不少中国人中间还有广泛的市场，这些都是激进主义生长的温床。今天，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还不难看到激进主义的各种表现，比如，一些人对乌托邦的向往，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理解，或者在具体工作中习惯于采取“大跃进”的方式而导致巨大的浪费，等等。因此，中国只有继续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才能最终铲除滋生大面积激进主义的社会土壤。

注释：

①关于“激进主义”（radicalism）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是将其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对立。本文的含义主要是指政治上相信暴力、经济上追求赶超式发展、文化上追求乌托邦理想等现象。

②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美]西里尔·E. 布莱克等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9页。

④[美]塞缪尔·P.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1页。

⑤陈方正：《毁灭与新生Ⅱ》，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年2月号，第89页。

⑥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年10月号，第21-23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第413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页。

⑨《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11）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2）薄一波认为毛泽东“在酝酿思考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时”，受到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曾经宣扬过的“新村”模式和中国史籍中描述过的“大同”思想的影响。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74页。逄先知也明确指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13）《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第1版。

（14）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1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16）胡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载《红旗》杂志，1983年第6期，第21页。

（17）[美]科恩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7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19）[法]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0）金耀基著：《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0页。

（21）朱嘉明：《文化大革命：其经济根源和经济后果》，载《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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