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想当然/俞吾金

加跟贴 发新贴

我们认为, 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关键在于透彻地理解并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社会背景。长期以来,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片面解读导致了当代中国研究者们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漠视。众所周知, 列宁在《启蒙》杂志1913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肯定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平心而论, 列宁的这一见解大体上是合理的, 但它包含着一种把马克思理论解释为欧洲中心主义理论的危险。事实上, 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大量阅读, 深入研究古代非欧社会, 如印度村社、斯拉夫公社、俄国土地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等, 而列宁生前当然没有见过马克思在这方面留下的大量笔记。因此, 我们认为, 要按照事实的真相, 把马克思理解为世界主义者, 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 就应该超越列宁的观点, 把以古代非欧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理论来源。[⑥]长期以来,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类学来源被边缘化, 甚至完全被遮蔽起来了, 因而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论述也被遮蔽起来了, 现、当代的中国研究者, 如历史学家郭沫

若就完全根据欧洲社会演化的“五形态说”来解释中国社会, 从而抹杀了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⑦]四天后,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回信中也表明: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的确, 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⑧]显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些重要论述正是我们透彻地认识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思想武器。

二是历史境遇。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落差。19 世纪下半叶, 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 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 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 与此同时, 在西方国家中, 却掀起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潮。20 世纪初, 在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双重夹击下, 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歧路亡羊的窘境, 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 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 当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冲击下的中国政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西方国家又掀起了后现代思潮, 开始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系统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有趣的是, 每当中国社会追求什么的时候,西方社会就开始抛弃什么。正是这种巨大的历史错位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事实上,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大价值系统是并存的, 因此, 当当代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时, 必须把现代性的价值系统与前现代、后现代的价值系统区分开来, 既要坚持现代性的立场, 又要批判地借鉴前现代、后现代价值系统中的合理因素, 从而对现代性的价值系统做出必要的修正。换言之, 当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 不是西方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那种原初的现代性, 而是反思的现代性。正是通过这种反思的现代性, 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是现实道路。当代中国社会是从传统的宗法等级制社会和近代以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脱胎出来的。这一现实的发展道路蕴含着一个明显的缺陷, 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启蒙的缺失”。比较起来, 从14世纪到18世纪, 欧洲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这三大思想文化运动。从这三大运动内在精神的连贯性来看, 不妨把它们统称为“启蒙运动”。众所周知, 启蒙运动的主旨是肯定人性、理性和个性,维护人权、人格和自由。实际上, 启蒙的主旨正是现代性价值系统中的基础性的部分。

然而, 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转向中国社会时, 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传统中国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社会,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批评说,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人人都等于零, 只有皇帝是自由的。其实, 这个貌似深刻的批评仍然是肤浅的, 因为连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 甚至他们的废立也都完全处于皇族和大臣的操控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 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中国传统社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的态势下, 对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任。于是,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萌发出来的启蒙思潮, 在这个压倒一切的重任的支配下, 完全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 当代中国人是在启蒙缺失的条件下接受并奉行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是奠基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系统之上的。这就启示我们, 当当代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追求现代性时, 还必须补上启蒙这一课。事实上, 当人们在伦理学领域里谈论所谓“普世性价值” ( universal value) 时, 他们谈论的也正是蕴含在启蒙运动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而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 1857 - 1858 ) 》中所说的“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实际上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的认可和继承。

加跟贴 发新贴 〖一品 各抒己见索引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