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市场能否有效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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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认为，在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因此经济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第28页）当然，萨缪尔森承认，由于完全竞争的条件十分苛刻，存在垄断、外部性和公共品生产等问题，因此现实生活中市场并不能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却近似有效。

但是，即使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即所有厂商都是价格跟随者，都无法独立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也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就必须在任何商品市场上都存在无数竞争的生产商，市场首先要将资源配置给无数生产商。例如，为了在钢铁市场上有无数生产商，首先要将大量土地、矿石、机器、劳动力配置给生产商，从而占用本可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本可以被大规模生产高效提炼的矿石，本可以生产钢筋、钢轨、汽车的钢材，本可以直接从事消费品生产的劳动力。其次，为了保证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影响价格，必须没有技术革命，没有规模经济；如果有技术革命，则必须保证一夜之间该技术就能在所有厂商间普及，从而不可能有一家技术首创厂首先大幅降低成本影响价格。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提高效率的可能。第三，所有市场都必须是既有的。如果有新产品出现，必须保证新产品生产技术迅速扩散给无数生产商。这意味着没有创新。这就是说，一个符合完全竞争条件的市场必然是资源浪费的，低效率的，没有创新的。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当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时，大量资源就被浪费了；而当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时，市场又总是接近垄断。例如，在中国彩电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全国有一百多家彩电生产商，每家生产商都投资数亿仍至数十亿人民币，形成了不同型号、规格的数百条生产线，每家都雄心勃勃地想在彩电市场上拼博一番。短短几年以后，彩电价格直线下落，大量生产商被淘汰出局，数百亿资金变成地方财政赤字或银行坏帐，数百条生产线连同厂房、土地成为现代废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又如，九十年代中期，市场上甲鱼价格居高不下，刺激了大量农民挖塘养甲鱼，无数块良田顷刻间变成鱼塘，农户们把多年积蓄加上亲友间拼凑的资金都放到鱼苗、技术员和饲料上，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甲鱼价格暴跌，积蓄、欠债和希望，连同土地资源统统化作泡影。这样的故事从南海泡沫事件起就一直是市场经济的典型情境。伴随着每次大规模淘汰和资源浪费而来的，则是市场渐渐集中到少数生产商手中，形成相对垄断格局。这时候，资源的利用效率往往提高了，因为这少数生产商在技术、管理或质量上拥有优势，或者能够调动更大量的资金，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投入，从而达到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好了，市场崇拜者说，这不就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吗？就算如此吧，但是，这与完全竞争模型所许诺的资源有效配置是两码事。事实上，通过优胜劣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是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承诺。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完全竞争模型（或看不见的手模型，或新古典模型，或新自由主义模型）的推论，优胜劣汰意味着垄断，而垄断又意味着“社会的产出将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第28页），即资源非有效配置。因此，完全竞争模型与优胜劣汰模型事实上相互冲突。如果有人先用完全竞争模型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失败后又转而用优胜劣汰模型来辩护，则说明此人完全不顾形式逻辑，更谈不上有理论可言，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崇拜者而己。

如果撇开完全竞争模型，只是用优胜劣汰来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我想就会有很多人反对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型的资源配置意味着“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须的东西”（第29页），意味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江泽Min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事实上，别说是世界，单看中国就可以知道优胜劣汰式的资源配置结果了。自从中国采用市场机制以来，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就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据王绍光《正视不平等的挑战》一文介绍：“80年代初，中国是个收入分配相当平均的社会，不平等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90年中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虽然仍比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还低，但中国已没有任何骄傲的理由了。因为哪怕是依据保守的估计，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超过了多数过渡经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超过了不少亚洲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以往都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里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国家，而中国的情况比它们还糟。”人们从日常生活感受到，一切资源的配置都在向着优胜者集中。教育改革使教育资源向有钱人集中，贫困乡村里的优秀学生无力支付高昂的学杂费，而城市里的纨绔子弟却可以花钱买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医疗改革使医疗资源向有钱人集中，有钱人得小病可以买到医院的精心治疗，而无钱人得大病却只能在家坐以待毙；大量的郊区别墅常年无人居住，而珠江三角洲的打工仔却20个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屋；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跑的是寥寥无几的豪华车，而旁边的辅路上却堵着长长的卡车、公共汽车、出租车、摩托车；汽车零部件分散在全球各地生产，组装后又销到全球各地，但生产和销售线路最短的本地汽车厂商却纷纷倒闭。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

优胜劣汰论者辩称，虽然有这一切不合理现象，但市场经济毕竟使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使超级市场上货物种类极其繁多，使人类的需要得到空前未有的满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谁就是强者；谁能降低生产成本，谁就是强者；谁能开发出新的能源，谁就是强者；谁能生产出新的交通、通讯工具，谁就是强者。因此，资源朝强者集中总体上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如果科技进步只能与优胜劣汰相联系，如果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只能被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人享用，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挤到失业的队伍中，那么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科技进步给生态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使人类濒临灭绝的境地，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逻辑使地球面临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使人类三分之一的资源配置到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军队的演习上，科技进步还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满足有钱者的一切需要，包括有钱者武装自己侵略他人的需要。我们也知道，有钱者往往信奉弱肉强食逻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者仍然是那些有着最强大武器装备的国度。

一些最彻底的强者逻辑主张者认为，弱者被淘汰乃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而历史进步又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就可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搞“生物圈二号”试验了。他们把地球称作“生物圈1号”，而“生物圈2号”则是一个模拟地球生态环境的封闭实验试。为什么要搞“生物圈2号”呢？其实这是一些人担心地球环境遭到核战争毁灭的产物。但他们并不是想办法阻止战争，而是琢磨怎样在战后的核冬天里生存下来。因此，“生物圈2号”也可以看作是诺亚方舟的现代版。一批男男女女的科学家住进美国亚利桑那州市郊的一个占地1.2公顷的全封闭的特殊建筑物，里面模仿地球上的海洋、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地带、沙漠地带、灌木丛地带、温带草原和作物集约耕作区。据称该建筑物已建成并试验了7年时间，人靠这里的农业设施，生产食物，自给自足，其食物生产可比地球上高 16倍。但实际上，“生物圈2号”已经失败了。尽管如此，“生物圈2号”还是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某些人的进步观究竟是怎样的进步观。在“生物圈2号” 的构想者看来，即使地球毁灭了，只要有“生物圈2号 ”存在，生命便还在繁衍，科技便还在提高，历史便还在进步。这意味着，在这些构想者心目中，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的生命完全可以被淘汰，只要他们这些强者、精英能生存下来就行。这样，也算是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这个弱肉强食社会中大多数强者的普遍心态：他们打着科技进步的旗号，根本无视生命的价值。“生物圈2号”的失败给构想者以不小的打击，看来，并没有一个可以供他们逃脱普遍性毁灭的安全港。这会使强者收敛一些吗？

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曾经批驳“腐败进步论”者，认为腐败的社会成本很高，“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 ”，“ 其次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一点讲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其实这一分析同样可用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论”。市场经济通过无数财富的毁灭来将资源配置到强者手中，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而且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为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从根本上颠倒了善恶，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从而使社会越来越原子化。实际上，“腐败进步论”无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逻辑运用，而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也同样是这一逻辑运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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