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北线：通往圣域的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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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夏天，我又独自一人上路，目标依然是西藏。但这次我选择了川藏公路北线。

　　川藏公路东起成都，经康定分岔为南北两条线路。北线从康定西边的新都桥折向北行，经道孚、炉霍、甘孜、雀儿山，抵达川藏交界的德格，复从德格西行，经江达，抵达藏东首府昌都，然后沿著名的黑昌公路西行（黑即黑河，即那曲，昌即昌都），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复从那曲折向南行，最终抵达终点拉萨，全长2413公里。

　　就这样，我从康定踏上川藏北线的漫漫长途。

川藏北线：通往圣域的门廊

　　□许晖

康定：我的川藏线起点

　　以《康定情歌》著名的康定，旧称打箭炉，据清人松筠所著《卫藏通志》记载，打箭炉“昔为南诏地……后汉诸葛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往彼处造箭，因名”。

　　康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民居的建筑，商业机构的设置，娱乐场所和所谓度假村的样式，皆和内地的小县城一模一样。我在横贯小城的折多河边走动，看到的惟一的区别之处，就是桥上或远远的河面上，间或飘动着五颜六色的经幡。

　　我的好朋友唯色，在一篇叫《我的孪生姐姐不丹》的随笔中这样描述1980年代的康定：

　　啊，康定！民歌中的小城，我们心中最黯然、最美好的隐痛，群山翠绿，街道狭窄，经幡林立，横贯其中的折多河蜿蜒、喧嚣，以及挨肩接踵的用上好的木板搭成的房屋，那两三间散发着往昔酒香的小酒馆，那四五间里，本分的小贩耐心地守候着别处的绸缎、香料和银饰，以及格子一样的窗户前，那一盆盆怒放的海棠、月季和吊金钟，辉映着一张张白里透红的俏脸庞，以及，凉爽的春夏时节满载新鲜水果的远游，跑马山，秋天的风，一俟大雪纷飞，就关闭门户，几个人，几杯滚烫的清茶，红红的炉火，倾心的谈话，看来这样抚慰人心的日常生活，只适宜那些一贯敦厚、质朴、安于现状的常人，对于因为年少而自以为是的我们来说，只会认为那是失意人儿的温柔之乡。

　　穿过杂乱无章的贸易市场，我居然发现了一间小小的、但是在康定的文化人中却非常有名的“雪域书店”，而且居然买到了最新一期的《西藏文学》。书店年轻的老板留着长发，和几个朋友在聊天，除了没有佩戴红头饰之外，其余一切特征，都是典型的康巴汉子。

　　晚上买到了第二天中午去德格的汽车票，心里才安定下来。第二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知什么地方发生了泥石流，路被堵了，无法准时发车。我约了一同等车的康定师专老师嘎玛降村去逛街。嘎玛降村长得可不像康巴汉子，十分瘦小，一副学者的模样。他家就在德格，在著名的八邦寺所在的村子里。他不愧为一个学者，后来我约他写过关于德格印经院的文章，他对德格印经院的源流和藏文的印刷术颇有研究，后来在德格还帮过我很大的忙。

　　下午等到通知：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发车。我见惯不惊，一个人跑到标有“川藏线”路牌的路口，拍了张照片。那路脱离了康定的大路，从旁边的山上拐上去了。这时正是黄昏，太阳正在坠落，彤红的晚霞映红了这边地小城的一草一木。折多河谷的风远远地吹拂而来，清凉宜人。它撩起了我的衣襟，也撩起了我对即将踏上的长途的向往。是啊，在路上，永远地在路上，这自由自在的生涯，曾经无数次让我惆怅，又无限地热爱。

　　第二天中午准点发车，康定，成了我的川藏线起点。

新都桥遇雨

　　下午翻过海拔4900米的折多山口，到了南、北线的分岔路口———新都桥，要在这儿住宿一夜。

　　黄昏时开始下雨，新都桥沿线的秀美风光刹那间掩映在一片蒙蒙雨幕当中。在大车店放下行李，就开始听说新都桥以北数十公里处的八美至道孚县的森林口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那儿是一大片原始森林，据说有几个车队被马帮强盗劫了，还死了好几个人。武警赶到的时候，强盗们早已一哄而散，遁入密林。

　　川藏线上跑长途运输的司机，人人都知道这条路在四川境内的一段不能走夜路，宁可多花一些时间也要在夜里住下；而一进入西藏境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夜路，没有被劫之虞了。我很好奇地问过个中缘由，人们说四川这边民风剽悍。我私下觉得这个理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新都桥号称“摄影者的天堂”。一群一群穿着花里胡哨摄影背心的所谓摄影家，人人端着像炮筒一样的相机，四处游弋。

　　第二天天放晴，车准时上路，中午经过森林口时，车上有人指点说，哪儿哪儿就是劫案发生的地方。我们安全通过。

马尼干戈

　　马尼干戈是一处小小的三岔路口，东面过甘孜接康定，北去石渠可达青海玉树，西边，翻越著名的雀儿山（海拔6168米），就是与西藏接壤的美丽的德格。

　　早上天没亮的时候，我们的长途车在一片狗吠声中出了甘孜县城，半中午到了马尼干戈。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着的马尼干戈安静极了，几排木板房掩映在犬吠声中，四围的群山，青翠得鲜嫩欲滴。长途车要在这里停上一个多小时，让旅客和司机吃饭。

　　这时我才发现，除了到达拉萨必需的几百块钱之外，我差不多弹尽粮绝了。我不敢再跟同车的嘎玛降村他们去AA制“高消费”，一个人躲进客运站食堂，要了一份半生不熟的炒豌豆荚和一碗白米饭。邻桌的藏民频频看我，我不知为什么，就抬头冲他们笑，他们立刻抓住机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吃肉？”我说：“我已经没有钱了。”我看看他们的菜，是红烧肉、羊肉和炒鸡蛋。

　　填饱肚子出来，下起了小雨。我在周围转了一圈，一只狗一直盯着我看，站在大门口动也不动。我过去拍照片的时候，它却不屑地把头转向一边。后来，我就站在它曾站过的地方，让嘎玛降村给我留影。这张照片，后来让女孩们笑得肚子疼，因为狗的长尾巴还在画面一侧摇摆。

　　站在那个竖有“甘孜、石渠、德格”牌子的路口等车的时候，马尼干戈才渐渐有了生气。起床的藏民和汉民刚刚开始梳洗，有铺子在一块一块地卸门板，偶尔一个藏族汉子骑着高头大马从眼前过去，沿着荒无人烟的路不知去什么地方。犬类倾巢而出，追逐衣饰鲜艳的女子。木板房上的炊烟也袅袅地升起来了。

　　此时的马尼干戈像极了美国电影中的西部小镇，怪不得纪录片导演温普林称它为“新龙门客栈”呢。

　　我冻得缩成一团，心里却安详无比。我无限地热爱着这块大陆上每一个像马尼干戈这样的路口，我知道，我将会以我的自由之身，一次又一次地到达这里，再踏上它所生发出去的新的道路。

　　不是别的，是热爱。

美丽的德格

　　德格位于四川和西藏交界处，是川藏线上四川境内的最后一个县城。翻过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就是德格。

　　一路上，高原特有的阳光暴晒着地面，升腾起一股股虚幻的蜃气。眼睛看着远处闪闪发亮的河水，看得久了，会被那明亮的反光刺得产生幻觉，继而生疼。我们一车人就是这样进入德格的。下午两点，正是太阳毒辣的时候，破破烂烂的大客车停靠在县城惟一的一条主干道上，路被群山挤得极窄。

　　德格才是一座典型的“风情小城”。金沙江支流穿城而过，河面上经幡点点；尤其让我满心欢喜的是：小城色彩浓烈，朱红，棕黄，浓绿，加上木头的原色，藏式窗户的黑框，蓝得不真实的天空，白得像假的一样的云朵，简直像油彩泼染的艳丽布景。行人来来往往，转经轮在老人的手上摇晃，几家人家的房顶上依然不适时地冒着炊烟——— 唉，这吉祥的小城，这雍容又童稚的莲花宝地，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我满足地叹息起来，像被包容的游子，回到了生养之地。

　　我身上的钱已经不多，嘎玛降村把我带到八邦寺旅馆。它鲜艳的刚粉刷过的七彩新漆，高高的门槛，深深的门洞，左边的铺子卖的是银饰或铜黄的藏族首饰，右边的铺子摆放着一匹匹氆氇———色彩！又是有着浓烈的色彩。

　　此后两天，我就开始在这座小城里游荡，到处与人结交。第二天起个大早去转经，远远地睃了一眼以印刷术著名的德格印经院就离开了，因为实在没有买门票的钱了。

　　川藏公路四川段就到此为止了，再西去昌都就要拦便车。旅馆附近的人让我耐心等待，说他们帮我在路上看着。我很焦急，因为钱不多，想尽快上路。旅馆下面铺子里卖首饰的藏族小伙计十八九岁的样子，看我和人谈论在松潘得到的带鞘藏刀，看得眼睛都直了。后来他羞涩地问起我的刀，想再看看。这刀极长，弯曲的形状像月牙，刀鞘上刻着藏族的吉祥符号和花纹。小伙计拿起刀，爱不释手。我问他：你真喜欢？他只是点头，不说话。我笑了起来，冲他说：那就送给你了！围观者轰的一声。小伙计脸都涨红了，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开什么玩笑，我路上带着也不方便，就送给你吧。他迟疑地问：多少钱？我瞪大眼：我说送给你，不要钱！他又问：那你想换我这儿的什么东西？我一摆手：什么都不要。小伙计咧开嘴，憨厚地笑了。

　　刀送给他了，后来我才觉得若有所失———那刀实在太漂亮了。

　　下午5点左右，小伙计叫我，原来等到了一辆开往昌都的车。我一看，是极老式的解放牌卡车，不知服役了多少年，车厢上覆盖着帆布篷。一个60多岁的司机，一个押车的年轻男人。他们告诉我，装的货是四川生产的蓝剑啤酒，前面还有一个座位，40块钱，去不去？当然去。

　　我和旅馆里的人、街面上的人一一打招呼告别，坐进驾驶室，沿着金沙江，开始了考验忍耐力的旅程。

杨卓雍在岗拖的险境

　　天还没黑，我们就停在了宿营点岗拖，晚上就住这里。

　　岗拖荒凉到只有一个大院子，里面两排土坯房，养着几只鸡。它同时也是一个木材转运站，到处都堆着巨大的木头。

　　后来在昌都遇到在郎木寺认识的杨卓雍（化名），听她讲了在岗拖遇到的险境。

　　杨卓雍是外交部的法语翻译，30岁，老江湖了，国外不说，国内几乎都跑遍了，而且走新藏线进过西藏阿里。她从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直接到郎木寺，而我从玛曲出来到郎木寺。在郎木寺认识之后，杨卓雍说早就看见过我了。她从合作坐小巴到郎木寺，中午时经过尕海路口，阒无人烟，尕海子远远地翻腾着蜃气，巨大的三岔口路牌下面，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长发飘飘，伸手拦车，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一只鬼。杨卓雍说，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这鬼地方会有人拦车。我哈哈大笑，说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那三岔口西去，是著名的玛曲草原啊。我饿着肚子步行了四个多小时才赶到尕海路口，要赶不上这趟车我就惨了，还得饿着肚子再步行回去。

　　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旅馆的回廊上看星星聊天。我和德国人、长相酷似马克思的福尔克拼酒，每人喝了十瓶蓝剑啤酒，不停地上厕所。突然一颗流星划破天幕，瞬间消失。我们惊得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原来流星在深蓝得发紫的夜空，先划出一道金黄的光，再渐转成蓝，最后以深紫融入夜色。我们都被这旷世之美震撼了，半晌没有人说话。

　　问起来才知道杨卓雍也要走川藏公路入藏，于是我们互相说，肯定能在路上遇到。

　　杨卓雍比我早到德格两天，在德格搭的也是破破烂烂的解放牌卡车，晚上住在岗拖，司机和押车的师傅喝了点酒，睡在一个带套间的房间外屋，让她睡里屋。外屋里屋门锁都是坏的，也没人修，大概是因为住的人少的缘故吧。杨卓雍也不好意思拿东西把里屋门顶上，只是把房门掩上了。

　　杨卓雍在睡袋外面盖上被子。两个师傅的鼾声早已响起来了。半夜她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人摸她，一下惊醒，黑暗中感觉到一个人的手已经把上面的被子掀开，摸到了睡袋，却突然缩回手，拔腿跑了。后来我们分析，可能是一摸之下，滑腻无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惊而逃。杨卓雍吓出一身冷汗，把床挪到门后，紧紧顶住门。后半夜再也没有睡着，第二天还不敢跟师傅说，因为常年在路上走的人，心思都很微妙。

江达一夜

　　第二天早早起床赶路。我趁换车胎的当口下车洗脸刷牙，饱览了一番青山绿水的秀色。

　　黄昏时，离江达已经很近了。车在半山腰吭哧吭哧，动静很大地爬坡。突然山路两边跑过来两个藏族小孩，十五六岁的样子，喊着搭车，说话间一边一个，站到驾驶室两侧的踏板上。司机和押车的对视一眼，眼神戒备，但看样子是不敢说什么。两个小孩脸晒得通红，兴奋得用藏语叽里咕噜地说话。翻过山头，他俩说到了，向司机道谢，跳下踏板跑了。直到他俩跑得不见人影，司机才把车停下来，和押车的去后面盘货。两人回来时一脸沮丧，押车的气哼哼地说：遇见强盗了。原来那俩小孩故意站在踏板上，把后视镜挡住，后面的人跳进车厢，搬走了50多捆啤酒。押车的嘟哝着说损失惨重。

　　夜宿江达。下起了小雨。吃饭时我要了炒土豆丝，司机和押车的要了肉菜，我不好意思吃他们的，但是押车的非要我喝点酒。吃完饭押车的跟我一块儿去房间睡觉，每人10块钱。我问司机为什么不来睡觉，押车的说：他睡在车里看货。我知道肯定是为了省钱。

　　第二天上路，翻一座山时，押车的突然捅捅我，我一看司机，只见他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珠一动不动，直视前方，握着方向盘的手机械地运动着。我看了半天，发现他不光眼珠一动不动，竟然一次都没有眨过眼！押车的小声告诉我，他睡着了。我第一次见到人睁着眼睡觉，而且还在开车！他昨晚肯定没睡好，那么冷的天，还下着雨，驾驶室又这么窄，现在犯困了。押车的靠着门边坐，把车门打开了一条缝，一副随时准备往下跳的模样。我坐在中间，跳无可跳，心一横，管他呢。又注视了司机很长时间，他还是不眨眼。

　　不知过了多久，司机终于说话了：停一会儿，我得睡5分钟。押车的这才长出一口气。

达马拉山的巨大彩虹

　　下午，翻越达马拉山。到达山口的途中，一直在盘山路上绕来绕去。天时阴时晴，湿度很大。不过雨一直没能下来。我正昏昏欲睡呢，拐过一处山垭，蓦然眼前一亮，就在车的侧前方，一道巨大的彩虹，两端横跨三座山峰，主体部分架在三座山峰间的山洼里。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艳丽得虚假的颜色，变幻闪烁。一瞬间我头晕目眩，这哪像此岸的世间啊。世界静极了，仿佛一切都屏住了呼吸，只有破烂卡车力不从心的轰鸣声，震得耳朵都聋了。我呆呆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它如此之近，近在咫尺，仿佛一伸手就能揽进怀里———呵，我居然妄想把它揽进怀里！它如此巨大，如此完整，整个一道彩虹的五分之四，就这样轻易地呈现，和它相比，海拔5000多米的山峰成了侏儒。我的意识完全丧失了，直到拐进又一座山背后，转回头看着它若隐若现，我才如梦初醒，赶紧央求司机，在另一处山垭停一下车，让我拍张照片。司机满口答应，说再过一个山垭，再过一个山垭，我把相机端在手里，恨不得拉开车门跳下去。又过了几个山垭，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它转来转去，翻过最高的达马拉山口，它彻底消失了。我不顾一切地冲司机大叫：“这边就下山了，还怎么能看见！怎么能拍到！”他满脸歉意不说话。这时，缄口半天的押车人说：“我跑了这么长时间川藏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彩虹。”我转过头盯着他，都快哭了。

　　车开始下山，那种震耳欲聋的破烂轰鸣，像戳着我的心。我知道它还在我身后，沉默地炫耀着。

　　这是我第一次猝然遇见巨大无匹的天文现象。我没有拍到它，但它永远在我心里。

杨卓雍跳车事件

　　深夜到达昌都。我把车票买好，胡乱在汽车站旅馆找了最便宜的房间住下。

　　昌都是一个极端无聊的城市。我曾听人说过，昌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天葬台，天葬师是个老头儿，住的房子的围墙全是用人的头骨垒成的，极为壮观。可惜离城太远，没办法找去。

　　有一次我在路上随便乱转悠，突然听见路边一家小饭铺有人叫我名字。转头一看，赫然竟是杨卓雍！她安安稳稳地坐在小饭铺里，冲我招手。

　　这一下我可是喜出望外，简直像遇见了救星。原来她也在等去拉萨的车。

　　此后几天，我和杨卓雍朝夕相处，吃最简单的饭食，抽最便宜的芙蓉烟，但是过得无比快乐。藏东高原的热烈阳光，像巨大无比的板刷，扫净了我们心中的阴霾，抚平了我们心中的忧伤。

　　10天后，我和杨卓雍坐上长途车，开始沿著名的黑昌公路旅行。当晚宿在类乌齐。

　　出丁青5个小时，我正昏昏沉沉打瞌睡，突听前面砰的一声，驾驶员旁边的发动机箱爆炸起火，车上人纷纷往下跳。待我拉下车窗跳下去时，发现杨卓雍躺在路边排水沟里，冲我惨叫：“我的腿断了！我的腿断了！”脚踝处白生生的骨头茬子戳在外面，触目惊心。

　　我手足无措。

　　人群围拢上去。同车刚好有两个军医大学学生，把杨卓雍搬到草地上，使劲儿把骨头对回去，用我带的半瓶白酒给家用针线消毒，硬生生缝上创口。我把地图册的硬壳封面撕下，权当夹板，牢牢固定住。

　　整个过程中，两个大学生脸色煞白，手一直在抖，而杨卓雍一声没叫，还在指挥旁人从她的背包里拿东西。

　　等司机修车的工夫，我在路上拦了不下10辆沙漠王子，没有一辆愿意搭载。

　　车修好后，继续走。副驾驶座是张简易床，大家让杨卓雍斜靠在上面。半夜，她开始叫疼，我寸步不离守着她，却束手无策，帮不上一点忙。

　　满车人，只有那个精灵似的哑巴女孩听不见杨卓雍叫疼，照样活泼地比比画画，还向我要口香糖吃。

　　一路上，夜里住宿的时候，我们就把杨卓雍抬到房间。靠她自带的消炎药维持。沿途的县城医院都不具备输液消炎的条件，只在那曲输了几瓶内地早已淘汰的红霉素。那天，已经是第五天。

　　就这样，我们一路颠簸1160多公里，终于到达拉萨，历时六天六夜。

和二毛火并以及归途

　　下车我就给拉萨的朋友二毛打电话，打车直奔军区总医院，后又转到自治区医院。骨科大夫说：再晚来半天，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杨卓雍住进了医院，需要时间恢复。我每天去给她送吃的，晚上在二毛家住。二毛住在雪新村，就在布达拉宫后面，远远地能看见布达拉宫的巍峨宫殿。

　　有二毛接应，我感觉肩上的担子轻多了，甚至还抽时间去自治区医院对面的建筑设计院，看了看5年前我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暗恋上的达娃。

　　1992年夏天，我第一次去西藏。圣域西藏，我愿意这样称呼它。拉萨狭窄的大街上，牦牛和放生的山羊安静地散着步，健康红润的姑娘和小伙懒散地行动着。空气清澈明朗，阳光却灼烫。这是圣城拉萨啊，我茫然地想。那时的我，脆弱又没有方向。

　　8月底，我到了后藏首府日喀则。第二天一大早，扎什伦布寺还没有开门，我就在它的门外徘徊。开门后，我向把门的喇嘛交了两毛钱，径直走进去。门廊里有几只铜铃，磨得锃亮，悠长的铃声久久回荡。寺院里刚刚打扫过，到处都干干净净。人也稀少，酥油和桑烟的味道弥漫着。这是一个安静的早晨。

　　我是第一次进入札什伦布，路不熟，刚好遇见一家人家———爸爸，叔叔，姐姐，妹妹，还有她，此后牢牢镌刻在我心上的达娃———一早赶来添酥油灯，转寺。达娃向我招手，用汉语要我跟着他们一起走。我变成了一条孤独的尾巴，紧紧跟在她身后。她告诉我所有这些大殿的用途。添灯的时候，她扶着爸爸的手臂，把酥油依次添进长案前闪烁的灯盏里。她指着装饰华丽的柱子，光滑、纯洁的额头轻轻抵着柱子上的一个脚印，她说：这是释迦牟尼的脚印。她指给我看班禅大师栩栩如生的真身，轻轻指着，像指着什么奥秘，什么预定的命运。她一次次跪下，俯身，双手扒在身前的地上，五体投地地磕头。她轻声用藏语和姐姐交谈，然后轻轻地笑了起来。懵懵懂懂的我，沉默着，在心里叹息。这一刻千金的时间，我任它流逝，却充满了无言的快乐。

　　她在广州读完四年制的大学建筑系，这年夏天分配到拉萨的自治区建筑设计院。趁着还没报到，她回到日喀则的家。在我短暂的生涯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她这样的姑娘。她穿着牛仔裤，上衣是一件时髦茄克，长长的黑发束成一束马尾，脚上，是一双雪白的旅行鞋。我从来没有见过异族之美如此和谐地和现代结为一体，好像是两种文明的最优秀的因子，水乳交融地集于她一身。我变得更沉默了，这种刺目的美，让我甚至艰于呼吸。而达娃明眸皓齿，被雅鲁藏布江洗干净了身体和灵魂。她不是幸福的，她是幸福本身；她也不是美的，她是美本身；她是最美的一尊白度母。

　　从几个殿里出来，摇摇达娃摇过的铃，人已经多起来了，汉人和外国人都多起来了。走到开阔地，达娃说：这里是惟一能拍到全景的地方。我靠在栏杆上，无言以对，心里知道我无比珍视的时日渐渐流逝。

　　那次，我怀着初遇的满心震惊，没有要她的地址，回到了我污染严重的内陆城市。

　　那天下午，我和二毛去自治区医院对面的建筑设计院，一路问到达娃三楼的办公室。人人都知道她正筹备结婚。她已经记不起我了，莫名其妙地陪我们说话。站在办公楼阴暗的走廊里，我看见亲爱的达娃，她的眼角爬上了皱纹。但是那曾经刺痛过我的耀眼的美色，依然光芒逼人。是的，达娃依然。

　　达娃，达娃，我灼痛神秘爱情不可言说的达娃，我不知是苦是甜。

　　第三天晚上，杨卓雍在医院住得快崩溃了，二毛和我偷偷把她从医院里抬了出来。二毛买了几瓶北京二锅头，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喝酒。剩下四个人时，我对二毛说：“二毛，明天我要走了。”

　　二毛带着酒意，挥挥手：“走什么走！再住几天嘛！”

　　我心里焦急：“不行！明天无论如何得回去了，我的杂志又该出了。”

　　二毛直直地盯着我：“你有什么着急的破事儿？什么破杂志，管它干吗？”

　　我不说话，只管低头喝酒。二毛突然大怒，对我说：“把你眼镜摘掉！”

　　我依言摘掉眼镜，二毛一拳打在我眼角，血珠立刻溅了出来。我镇定自若，也挥起一拳，准确地命中他眼眶内。我俩打得兴起，索性把酒桌掀翻，又从屋里滚到门外。我只记得天蓝得好像变成了深紫色，一颗星星都没有，只有那种无尽的蓝和紫，浸透了广大的宇宙。

　　第二天一早醒来，头疼得厉害。二毛站在院子里，冲隔壁喊：“德吉大姐！打一瓶酥油茶来！谢谢你！”

　　德吉大姐送酥油茶过来的时候，我和二毛尴尬地互相看着，不说话。喝完两大碗滚烫滚烫的酥油茶，我俩同时放声大笑。

　　我的车票是这天中午的，到西宁。我已经弹尽粮绝，车票钱还是杨卓雍给的。二毛和小李把我送到汽车站，我问二毛取钱了没有，二毛嘟哝半天，说来不及取了。我估计他也没钱了。我有些着急，说这怎么办，我身上只剩20多块钱了，怎么到西宁？小李犹豫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100元的钞票递给我，期期艾艾地说，我这儿只有100了，你拿着吧。我揣进怀里，也没有道谢。

　　一路无话。青藏线我已经走过好几次，熟得不得了。经格尔木到西宁后，住了一夜，第二天给《青海广播电视报》的龙仁青打电话，联系上之后，去他家借了300块钱，这才回到了家。

　　后来得知，杨卓雍在二毛的精心护理下，渐渐好转，回到北京后伤口愈合顺利。如今在法国读书。据朋友说，杨卓雍说这次经历对她的人生观触动很大，以前实在过得太优越了。

　　二毛后来到了北京，在藏学中心五楼的奇正藏药负责宣传，非典时期回到了拉萨。

　　我呢，这几年还在不停地走，只是不知自己这逆旅的尽头；我没有所谓的好预感，没有所谓的行走的成就，只是静静地走在路上，等待终结的一天。

南方周末 200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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