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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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林毅夫教授参加北大国发院第三届国家发展论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时的演讲，授权观察者网刊发。】

林毅夫 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个成员非常高兴有机会在第三届国家发展论坛的闭幕上来跟各位交流一些我关心的，相信各位也可能关心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美的贸易争端。

今年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年份，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的发展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以十九大时习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过去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一般讲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那么中美贸易争端对我们发展的模式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我们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从这样的角度来跟各位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可以有各种不同解读，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过去这些推动中国发展的模式在新时代还是会继续。首先，中国会永远在改革的路上，过去40年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但过去40年中所有国家都在转型，其他发展中国家80年代、90年代后也都从政府主导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但绝大多数并没有如中国稳定快速发展，而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关键在于中国改革开放时采取与当时国际主流的转型方式不同的渐进的双轨制。

一方面对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活不了的老国有企业，老人老办法给他转型期的保护补贴维持经济稳定。同时采取新人新办法，对那些比较优势产业放开准入，政府因势利导，让这些产业变成竞争优势。当然在座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抓住时代机遇，做出了巨大贡献，让中国可以快速发展。

这样的转型方式并没有出现停滞和危机，但也产生问题，为了保护补贴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对市场还要有很多干预和扭曲，才能转移必要的资源资金保护比较优势大的国有企业。但这种干预会造成资源的重复配置和腐败，同时也会伴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以这种状况下虽然总体经济发展不错，但社会问题也很多。

改革应该与时俱进，直到2002年我们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是短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当时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而且很快到2025年左右就变成高收入国家，资本不再短缺，比较优势也跟着变化，很多产业今天已经符合比较优势。

比如家电产业，90年代刚刚引进的时候，不是比较优势，不保护补贴活不了，今天我们家电产业在世界上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非常有竞争力。装备业也是，民营的三一重工生产的工程机械在国际上可以跟西门子和卡特彼勒竞争，国营的徐州工程生产的机器设备同样可以在国际上跟著名品牌竞争。

这代表企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自身能力，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从企业角度来看保护补贴多多益善，从社会角度来看保护补贴会带来资源重复配置和寻租腐败，导致差距扩大。

所以改革应该与时俱进，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把保护补贴取消掉，让市场竞争决定价格和引导资源配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来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外部性困难。

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已经推出三百多项政策，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当然需要时间，我个人看法是把三百多项全面深化改革措施都落实到位以后，随着经济的一步步发展，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会不断延伸，这种状况下也要不断进行改革。

第一点在新时代改革会永远在路上。第二点在新时代增长潜力还非常大。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都非常关注，因为中国占全世界经济比重达16%，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达30%，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态势。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取得连续40年9.5%的增长，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哪个国家地区以这么高的增长维持这么长时间。东亚经济也曾发展较快，他们8%-10%的增长通常20年以后下降到5%-6%甚至4%。

美国财政部部长讲任何国家的常规增长是3%-3.5%，中国9.5%的增长是非常规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抵抗地心引力，他认为中国增长会逐渐向6%-3%回归。这种观点很有影响，尤其中国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下滑到6.7%，这是最低的，去年回升到6.9%，今年又继续下滑，明年从目前看下滑压力很大。

但我认为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但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技术在世界最前面，依靠自己发明，发明投资很大，风险很大。过去一百年来发达国家常规增长速度在3%-3.5%，统计上非常稳定。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过去40年平均达到9.5%，这是后来者优势。发展中国家有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来源的可能性，这种方式成本和风险低一点，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过去40年我们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是很重要的必要条件。

其他国家20年潜力就没有了，中国现在利用了40年。我认为利用这个潜力不在于用多少年，而在于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少产业和技术的差距。衡量产业和技术差距最好的办法是衡量人均GDP差距，人均GDP代表平均技术水平。

我们人均GDP2008年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这些国家利用和美国的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20年8%-9%增长。如果他们能实现，代表我们从2008年开始应该有20年8%的增长潜力。

而且还有个新优势，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还没有现在的新经济，其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主要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跟发达国家比，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人均拥有量比发达国家低，但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差距不那么大，尤其人力资本当中很重要的资本天才、天赋，中国人多天才多，再加上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所以短周期且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产业，中国跟发达国家比一点不差而且可能还有优势。

独角兽公司当中目前美国120家，中国130家，市场价值最大的50家中，美国16家，中国27家，韩国、日本、德国和英国通常是一两家。我认为目前如果从旧经济的后来者优势来说，中国到2008年之前有8%的增长潜力，加上新经济优势2030年之前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不是过度高估。

当然潜力不是真正能实现的，潜力是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能够实现多少还决定于需求。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整个经济疲软，衡量国际需求的指标是国际贸易的增长，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现在2倍，2008年以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下滑，这种状况会影响需求面。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现在整个国际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国内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2010年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我觉得因为需求不足。很多人觉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因为国内机制造成的，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不管印度、俄罗斯、巴西，或者是土耳其，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下滑，而且幅度比我们还大。出口比较多的东亚经济，2010年以后增长速度下滑幅度也都比我们大。

中国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实际实现的增长少于8%的增长潜力，最主要原因我认为是需求面不足。国际需求要看国际经济是否真正走出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对此有很多说法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仔细分析的话，美国经济到今天也还没复苏，我认为很可能是像日本那样。

美国在2016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017年2.3%，今年特朗普减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今年增长速度是2.7%，明年下滑到2.5%， 2020年下滑到2%。一个国家经济危机真正复苏后，一般会有一两年达到3%-3.5%的增长，甚至4%-5%，这样看美国经济没有完全复苏。

欧盟经济更没有复苏，欧盟2008年以后经济增长率在1.5%上下浮动。日本从1991年国际金融危机泡沫破灭到现在一直在3%上下波动，即使有安倍的三支箭也没有复苏。这些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一定有不少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应该进行改革以消除国内结构性问题。

2016年G20峰会的共识就是每个国家回去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应该减少工人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如果这些都能推行，对发达国家是有好处的。

减少工人福利，生产成本降低，产品就有竞争力。金融机构去杠杆，爆发风险可能性就低。政府如果能减少财政赤字，当国内国际出现波动的时候政府进行反周期干预，增加福利或者多做一些投资创造需求就业的能力就强。

这些结构性改革对发达国家长期来讲都是必要的，短期来讲政治上不可行，发达国家目前经济增长率已经比长期应有的增长率跌了不少，这种状况下如果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必然会减少消费、投资和需求，经济增长率就会更低，失业会增加，社会就不稳定。

所以政治家都说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是真回家以后谁都不敢吭声。安倍上台后说要推出三支箭恢复日本经济活力，第一支箭让日元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第二支箭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创造需求，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但到现在这支箭迟迟未发。

过去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通常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用货币贬值增加国外市场的需求，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个过程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钱帮其渡过短暂的难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很难用这个政策，因为这次危机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而他们的产业重构，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国际上是竞争的，如果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给国内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话，增加出口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以后，其他国家国内的状况就会更难。

现在国内增长很慢，很差的状况下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你贬值我也贬值，结果大家都不能用贬值方式增加出口。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很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这个增长会比他应该有的3%-3.5%低，也可能在2个百分点上下波动，很可能长期处于这种状况。

那么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经济非常疲软的状况下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降得非常低，即使调整，考虑通货膨胀率的话，现在发达国家是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这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一系列影响。

首先造成很大的资产泡沫，现在道琼斯指数达到25000点，高的时候达到26000。我2008年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大家非常操心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美国股票市场在2008年前最高是一万三千点，当时大家说有很大泡沫。现在十年过去，实体经济没有复苏，道琼斯指数达到两万五千点，高的时候两万六千点。

实体经济没有复苏价格指数翻了一翻，泡沫不是更大？现在股票市场上，任何一个利好消息或者利差消息都会造成巨幅上下波动，这很有可能是崩溃的前兆。发达国家未来一两年出现一个巨大的股票崩盘，我觉得可能性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这不仅造成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脆弱，实际上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有钱人在银行能借到钱，有钱人借到钱不投资到实体经济，投资到股票中去，所以有钱人财富增加非常多，造成财富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发达国家因为国内收入分配、就业等问题突出，出现民粹主义保护主义。英国脱欧，还有美国特朗普当选，以及最近法国出现的“黄背心”运动，都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的结果。这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影响，经济增长慢了以后，贸易需求少，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减少，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并且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不好等，也会造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中美贸易争端需要在这样时代背景下考虑，表面上中美贸易争端是由于贸易逆差，而且贸易不平衡从1985年以后急剧扩张。1985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当时贸易顺差非常小，只有六千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去年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3700亿美元，占美国整个贸易逆差的44%。

在美国就业状况不好等情况下，特朗普竞选时把美国国内问题焦点指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对美国贸易有太大顺差，把美国国内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美国老百姓就业状况不好工资不上涨。然后他竞选时提出上台后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对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当然目前为止也没有做到。

今年6月份开始对中国五百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分两步，6月份对34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8月份对另外16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我们采取反制。9月份的时候特朗普针对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先征收10%的关税，声称如果中国采取反制的话明年1月份把10%的关税增加到25%。

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趋势，但是不是像美国所说因为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造成，对这个问题要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卖到美国的产品，实际上是劳动力比较密集，附加价值比较低，中国人均GDP8600美元，美国已经达到6万美元。我们出口的产品实际上美国现在是不生产的，而且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从国外进口，最早开始50年代、60年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主要从日本进口，所以日本当时跟美国有相当大的贸易逆差。

到了60年代、70年代，日本工资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转移，变成美国从亚洲四小龙进口这些产品，顺差主要在亚洲四条小龙。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亚洲四条小龙工资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美国对亚洲四条小龙贸易逆差转移到中国大陆。

80年代，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最高的时候超过100%，而且整个80年代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超过80%，都是亚洲四小龙。现在对中国为44%，但对东亚的逆差从80年代超过80%降到现在50%。

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不在于中国也不在于东亚，主要是居民储蓄率很低，加上财政赤字。学过经济学都知道不储蓄加上政府还有赤字一定是逆差，不同的是其他国家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逆差维持几年以后就要出现危机，而美国可以不断印钞票买东西，把逆差越变越大，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

那么这种状况下，美国真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征收25%的关税，中国反制，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真这样做的话能不能像特朗普所讲的减少逆差，增加就业，其实不会。

因为这些产品美国从50年代以后就不生产了，现在更不可能生产，他要鼓励就业转移回美国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比较优势，这种状况下不生产但消费这些产品基本上是必须的。

美国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继续从中国进口，老百姓对这些产品要增加25%的价格，家庭生活支出要增加，剩下可以买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就造成失业率增加。而且中国反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减少，会进一步减少国内就业。

另外一种选择是将进口转移到其他国家像越南、柬埔寨，没有贸易战之前就可以这么做，但没有。因为从那些地方进口比中国贵，这种状况下转移到东亚四小龙、越南、柬埔寨等等去的话，美国的消费者也要增加成本。而且卖得比较贵，贸易逆差还要扩大。消费者对这些增加更多的支出，能买国内生产和服务的钱就减少，这样讲起来贸易战对美国不利。

当然贸易战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利的，我们希望跟美国维持好的关系，希望不要有贸易战，这些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设想最糟糕的状况，如果到最后对我们250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20%的关税，将来对我们5000亿美元的产品都增加关税，对中国影响会有多大？

按照研究模型计算大概会减少中国0.5个百分点的增长，美国的增长大概减少0.3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的增长当然也不少，但是我前面讲中国有8%增长的潜力，国内增长的空间还很大。靠国内增长的话，有投资和消费增长。

投资增长即使现在产能过剩，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升级，基础设施和环保有可以完善的空间，还有城镇化的过程。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目前经济很疲软他们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但中国可以。

投资要钱，我们财政负债占的比重不到6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我们集体财政运用比较大，民间储蓄占45%，全世界最高，政府的投资撬动民间投资。外部环境不好经济下行压力大，可以动员国内投资，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有投资增长率的话就会有就业，消费就会增加。

这种状况下，如果只是国际经济疲软没有中美贸易战，我相信从现在到2020年维持6.5%左右的增长，2020年-2030年维持5.5%左右的增长应该没问题。如果有贸易战减少0.5个百分点，现在到2020年维持6%的增长，2020年-2030年维持5%左右的增长也没问题。

我们现在的GDP占全世界16%，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全世界30%的增长来自于中国，2020年以后我们经济增长下滑一个台阶，但经济规模占全世界比重增加，一减一增每年对世界增长贡献还是在一个百分点左右，全世界30%左右的增长还会是在中国。

如果全世界经济状况不好，我们当然受影响，中国的市场扩张还是全世界最快最大。因此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保持定力支持全球化，继续寻求贸易的开放。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二方面也可以让中国的增长提供给外国企业，外国不断增长的时候可以创造利润的来源。

如果美国要贸易战，我们以牙还牙，可以把中国市场开放，欧洲企业、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就可以在扩大生产中占更大的份额，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

这样做的前提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渐进双轨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消除掉，经济效率会更好，这样的话我相信十九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就能实现。这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更需要我们企业家抓住机遇实现企业发展的理想，同时为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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