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已步向衰落/吕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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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衰退的迅速蔓延和不断深化，“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模式”的历史命运问题再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几年前，许多人还在津津乐道于美国经济的高度繁荣，热衷于探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否能够一统天下。如今，即便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英美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问题，“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已步向衰落。此次源自美国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究竟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具有怎样的关系？危机本身又会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全球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扩张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在英国首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其在当代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纵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发展，可以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下，该模式为克服资本主义面对的各种危机，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即便是最新发展阶段的“新美国模式”形成之后，该模式在近年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正如英国经济制度比较研究领域著名的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Philip Dore）所说：“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今天与20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论如何发展，该模式的基本框架和特征保持了不变：一是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二是强调个人主义、注重自由创新；三是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对经济影响较大，股东的利益至高无上。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经济方面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其所倡导的放松管制、削减社会福利以及贸易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等观点，不仅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经济困难的需要，而且也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稳定经济的需要，得到了西方大财团、大资本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鼎力支持。在这种强力的支持操纵之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扶摇直上，得到了不断扩张。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也获得了长达十年以上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91年3月开始的美国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00年12月，创造了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记录。在这次长达117个月的经济扩张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5%，创造了2500万个新就业机会，年增长率达2%。失业率则下降到最低为3.9%。美国此轮历史上为时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用 “新经济”、“新模式”一词描述该模式的优势，认为美国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长期繁荣”（long boom）的新时代，指出“美国经济的统计表明，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繁荣，而是源自一系列结构性优势的繁荣”。其实，美国上述经济成效的取得、“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优势地位的彰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科技进步的推动，也是政策作用的结果，更是该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新美国的影响很快就达到了顶峰，从拉美、亚洲到非洲，许多国家几乎都开始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正如克林顿所曾经标榜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自己是经济样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甚至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救世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把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进行了一系列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削减税率、放松市场管制以及大幅度的私有化等改革措施，并基本摆脱了“滞胀”的困境，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繁荣。

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一向有着“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也开始“盎格鲁—撒克逊”化，政策取向逐步向资本倾斜，致使雇员的收入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国家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向美国模式看齐”，“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以经济、金融为工具，横扫欧洲大陆，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能幸免地遭其袭击。甚至连被誉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典范”的“莱茵”模式，也在这种“美国化”浪潮的冲击下被侵蚀，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全球化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印记。”甚至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在全力实行私有化，求助于市场、竞争和私人企业。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该模式在同“日本模式”、“莱茵模式”等其它资本主义模式的较量中占据了明显的上风。甚至一些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模式在经济方面所显示的优势地位。譬如：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最不完善的模式”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也不否认20世纪后10年“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取得的成就，他明确指出：“美国再一次坚定地向世人表明：它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仅仅是美国自己这样认为。因为所以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了保守主义革命的成就，尽力照方吃药。”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视为“最恶劣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John Gray）也明确提出：“在全球自由市场中，有一个格雷欣法则的变种：恶劣的资本主义往往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按照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规则开展的竞争是以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蓝本的，在这种竞争中，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处于系统的劣势。”

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缺陷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国内外各界对金融危机的解读也在不断深入。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解答：有的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有的认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以及不良竞争和借贷过度”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有的认为“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人指出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则提出“缺乏足够的监管”是泡沫乃至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此次金融危机究竟是缘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等具体政策层面的原因，还是缘于整个模式本身的缺陷？

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身的缺陷，其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以及在该理念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是造成今天“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诱因。概而言之，该模式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过分强调个人的利益，忽视了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个人主义是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立在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虽然有助于个人能力乃至经济活力的充分发挥，但同时，个人主义中反社会的、排他的、非道德的一面，即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的一面愈演愈烈，并严重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和代言人布热津斯基对此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不能构成任何坚实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2）不平等现象突出，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严重。“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扩大了不平等和贫富差别。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现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两极分化的分配不公现象，即一边是财富的日益积累，另一边是贫困的积累，美国等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收入的降低损害着就业的大多数人，对在职的穷人中的多多数损害尤甚。美国的生产率在过去的20年里稳步上升，而大多数人，即10人中有8人收入停滞或下降，……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如约翰•格雷所言：“自由市场还削弱或毁坏了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其他制度。它创造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大多数美国人却很难从中受益。美国国内不平等的程度与拉丁美洲国家相似，而且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3）工业薄弱、物质生产萎缩，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和股市交易恶性膨胀，使经济沦为一种“赌场经济”。美国工业自里根年代以来呈现出不断衰退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票市场等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是阻碍工业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美国，各大工商业金融公司大都从事包括“对冲基金”、“利率期货”、“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及股市交易组成的金融赌博业。即使在那些从事物质生产的非金融公司，50%左右的经营活动也转向了金融赌博领域。对此，有学者分析说：“80年代突出表现出来的股市、投机经济和暴利的诱惑力起了反对工业的作用”，在卡西诺（Casino,意即赌博）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股市变形已经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当金融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时，工业自然衰退了。”难怪有人会感慨到：“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从制造和提供服务作为核心经济活动到金融资产贸易的巨大转变。最有利可图的不是生产，而是金融活动。”伴随物质生产萎缩而膨胀起来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股市交易，使“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沦为了一种“赌博式资本主义”。

4）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加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即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该模式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市场为主导，无政府性质的市场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和盲目性，加之全球化条件下无限制的资本国际流动和全球自由贸易，进一步削弱了主权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民族国家只能受制于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无组织性和混乱盲目性，使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力量越来越不可预测和控制，限制它们的并不是国际政治的机构和常规，而是国际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现象，这一现象也被一些西方学者成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5）负债累累、赤字巨大。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基本都是在里根政府（1983-1988）大肆扩军备战以及老布什政府（1989-1993）从事海湾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正是在里根任期内，美国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1989年，美国的净外债已达6000亿美元，相当于第三世界外债总额的一半。虽然克林顿任期内美国负债和财政赤字的状况有所好转，但小布什执政后又开始急剧恶化，截至2002年底，美国国内债务额已达到了33.2万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的债务金额已经攀升至6.4550万亿美元。美国之所以债台高筑、赤字巨大，既有政府财政政策方面的原因，也与国内储蓄有着直接关联。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奉行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理念，美国居民非但不储蓄，而且还为消费和享乐而举债（2002年居民家庭负债金额为8.38万亿美元，较1990年的4万亿美元翻了一番还要多），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现在美国家庭的全部债务几乎占全部可支配的年收入的98%，美国政府的赤字到2010年可能达到11.2万亿美元。这种“高负债、低储蓄”的消费模式决定了美国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为其投资提供资金，不得不每年向国外（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借外债。外债的持续攀升不仅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且必然会损害美国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负债累累、赤字巨大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一大缺陷。

正是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种种缺陷，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衰退的爆发。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已清醒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近30年来在市场自由竞争理念指导下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走向衰落

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仍处于全面扩张时期，实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仍处于繁荣发展阶段之时，国内外一些学者就开始探讨该模式的弊端及其必然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有学者甚至直接预言到了当前金融危机乃至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

譬如，曾对美国做过广泛考察的我国著名学者张海涛先生，在世纪之交就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自1999年4月—2003年3月，张海涛在《当代思潮》上连续发表了七篇“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的文章（其中“六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一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2期），对由物质生产萎缩、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和股市交易恶性膨胀组成的美国“赌博资本主义”，对存在于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内涵和发展状况做出了精辟分析，并由此得出美国“贿博资本主义”面临险境，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形成，这场经济危机有可能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那种资本主义史上特别严重的“大萧条”的结论。又如，美国斯沃索莫尔大学教授，世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方面的专家弗雷德里克•普赖尔（Frederic.L.Pryor）于200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决定美国经济制度的长期因素及其变化》一书中，详尽分析了影响美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分析内部因素特别是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对经济体制的影响，他明确提出：“21世纪伊始，美国经济乌云密布。对外贸易巨额逆差，股票价格泛起泡沫，国内债台高筑，孕育着一场金融风暴。”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衰落，在现实中也不断地被实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各个国家的发展所验证。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发达国家的实行，虽然使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问题，带来了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隐患。“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结构性痼疾是，损害劳工优待资本，因而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20%的人，你可能从新自由主义得到一些东西，你沿着这个阶梯爬得越高，你得到的就越多。相反，社会底层80%的人将受到损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就会相应地失去越多。”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推行更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80年到2005年的25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远远低于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不仅使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使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能力遭到了大大削弱，而且还使这些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等遭到了不断弱化。譬如，在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和影响的拉美地区，从1982—199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8%。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实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经济更是一蹶不振。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其他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国家也大致相仿。如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都是采纳新自由主义，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破坏的表现。拉美、俄罗斯、东南亚以及东欧等地的实践表明，“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和危机之中。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各种救市手段，企图遏制危机扩散，但却未能逃脱经济全面衰退的厄运。在美国，继“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申请破产之后，其他著名金融机构也都相继陷入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进入了全面深层次的大爆发阶段并进而演变为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如今，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至欧洲、亚太等地区，并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不得不让世人反思“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可行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在危机面前，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再鼓吹自由市场的完美，也开始承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弊端。他指出：“我认为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银行，应该最善于保护他们的股东的权利和公司股份，但是我错了。”法国总统萨科齐更是明确将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视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少经济学家更是大胆断言，美国政府大范围、大力度介入市场标志着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譬如，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分析了金融领域“盎格鲁——撒克逊”监管体系的缺陷，并得出了“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已经失败”的结论。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破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走向了衰落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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