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主义国家”希腊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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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吉莲•邰蒂的文章说，什么东西爱尔兰有，但希腊没有？当然，雨水与好喝的啤酒除外。这个问题，许多西方政府都最好问一下自己，尤其是英国、葡萄牙以及西班牙。

　　近些天来，困扰希腊的财政危机使欧洲动荡不安。但在希腊抗议者放火之际，欧洲另一边上演着另一则受关注较少、却同样吸引人的故事：即爱尔兰没有因为政治与财政混乱而陷入动荡这一事实。

　　毕竟，去年的这个时候，资本市场普遍猜测，在欧洲负债率较高的国家中，爱尔兰将会成为首批遭受财政冲击的国家之一。它的银行一团糟。它刚刚经历了疯狂的楼市繁荣与萧条。它的公共债务积重难返。

　　不过，爱尔兰随后出台了非常严厉的计划来解决债务，包括大幅削减公共部门工资，以及解决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迄今，爱尔兰击败了市场末日论者的预言。

　　尽管今年一年就将公共部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削减7.5%的承诺，未能让爱尔兰免受所有的市场痛苦——上周，其债券与德国国债的息差触及3%，但它让该国避免被贴上“彻头彻尾的极差国家”这一标签。

　　难怪上周占据新闻头条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而不是爱尔兰。

　　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爱尔兰的基本经济状况，它不像希腊或葡萄牙那样糟糕。举例来说，爱尔兰明年净债务占GDP的比重预计约为50%，是希腊的一半。但数字本身还无法解释事情的全貌。还有其它两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因素，似乎也在爱尔兰的故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对其国债风险的看法。

　　文章指出，其中一个是政治基础设施问题，更明确地说，即一国是否拥有决策机构来削减债务。第二个是金融家此前很少操心的一个问题：社会凝聚力，也就是说，政府能否把艰难的选择强加于一个社会，而不致引起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乃至更糟糕的情况。

　　看来，希腊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不好。正如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也许合适的是，他以前是一名学术社会学家——喜欢解释的，近年来，希腊已成为一个“侍从主义国家”（clientilist　state，公权占有者伺候其主要庇护者、从事权钱交易的 “寻租型国家”——译者注）。

　　该国腐败猖獗，法治不完善、政治基础设施相当薄弱。穷人与富人，或者，不同政党间的凝聚力相当脆弱。毕竟，这是一个拥有暴力抗议悠久传统的国家。因此，倒霉的帕潘德里欧能否让全国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分担痛苦，仍是一个问题。

　　爱尔兰则感觉非常不同。之前令人憎恨的英国殖民统治，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法律与政治基础设施。该国较小的规模，使得它更容易进行管理。尽管爱尔兰有一段血腥的内战史，但它在眼下这场危机面前，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高度的社会凝聚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尔兰对待这场危机，就像对待可怕的新年宿醉一样：每个人都知道，爱尔兰在信贷繁荣时期疯狂地纵情，他们也知道，排泄——如果不是忏悔的话——是必要的。于是，国民都集体依偎在沙发上呻吟着。

　　如此高的凝聚力也许不会在爱尔兰持续很久。随着公共部门工资削减造成生活困难，而一些银行家被发现享受着丰厚的薪酬，政治紧张正在升温。但对于其它西方政府而言，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他们是朝着更“爱尔兰”，还是更“希腊”的结局前进？

比如，英国下任首相可以诉诸于英国选民的“敦刻尔克”精神，要求他们共同分担一场新财政战争带来的痛苦吗？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可以复制这种做法吗？眼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这非常危险；债券市场正在观望——并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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