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变冷 更糟糕的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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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的1月2日晚，北京、天津等地普降大雪。从2日到3日，京津冀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雪量打破了195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在记者的记忆中，北京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雪。与此对应的是，雪后北京出现了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这逼近了有气象记录以来零下20.1摄氏度的最低值。

　　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的召开，“气候变暖”成为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热门话题。但是，就在大会闭幕的当天即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就出现了冻雨和降雪，20日更是出现了强降雪，伴随着气温大幅下降，给很多参加完会议准备离开的代表造成了不便。一位在当地居住了30多年的老华侨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这是多年未有过的降雪和降温。“不是说全球变暖么，为什么变冷了呢？”

　　事实上，这是不少普通人心中共同的问题。从经验上看，这种降温似乎与全球变暖的讨论热度“冰火两重天”。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日前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最近席卷中国北方乃至整个北半球的大范围大幅度降温属于天气现象，而“天气”与“气候”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他说，此次降温持续时间大约只有一周左右，而气候变化是指长期的过程，两者不属于一个时间尺度。他还介绍，此次降温说的是某一小段时间内的天气现象，具有偶发性质，而气候变化研究的是趋势，两者不在一个范畴内，可以说是“两回事”。

　　“因此，不能单凭这一次降温，就说全球变暖‘逆转’，这需要深入科学考察。”罗勇说。

　　此次中国北方大范围大幅度降温可以说是一次极端天气现象。很多研究者认为，极端天气频发是气候变化的表现——当然，不能仅凭一次极端天气就断言极端天气的频率。

　　不过，气候学界一般认为，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本身也不能直接证明全球变暖，用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来表示气候状态更可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数据指出，如以1961~1990年三十年的全球地表温度均值作为对照，1995~2006年的十二年都高出此值，而且这十二年中除1996年之外的十一年都位列1850年以来最暖和的12年中。而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原因的概率为90%。

　　质疑气候变化

　　事实上，有很多人质疑气候变化的存在。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会场外，就有这样的怀疑气候变化真实性的组织进行示威。他们自称属于“哥本哈根丑闻”组织，认为“全球变暖”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认为，应该把钱投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金融秩序、粮食与水资源等。不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示威者也承认，他们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小了。

　　在会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论仅一个回合便停止。在大会开幕式上，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说：“据报道，有些最初的数据在经过研究后被忽视、修改甚至删除，这损害了独立调查的可信性。”不过，这种言论迅速被瑞典代表的欧盟、苏丹代表的七十七国集团、格林纳达代表的小岛国联盟和中国联合压了下去。

　　不过，这只是政治与舆论，不能掩盖科学界内部的争论。事实上，就在三四十年前，“气候变冷”还是一时盛行的理论。科学家们从轨道周期变化规律出发，提出21世纪地球将进入“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1974年，一批欧美的著名学者在美国布朗大学举办了“当前的间冰期何时结束和如何结束”研讨会，其中两位学者甚至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发出“小冰河时期”临近的警报。

　　有趣的是，就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后，两部风靡全球的影片也反映了这种冷热差距：《2012》与《冰河世纪3》。在哥本哈根大街小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宣传广告与《冰河世纪3》的电影广告同在一个广告位上，时任气候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的冷峻与猛犸象（《冰河世纪》系列影片主角）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

　　从自然说到人为说

　　也有一些人质疑“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导致”这一因果关系。

　　“对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是否人为造成两大问题，科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日前对本报说。

　　“实际上，IPCC第一次报告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自然因素。”郑国光对本报介绍，到了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IPCC报告中，科学家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气候变化源自人类活动的可能性为66%，而第四次IPCC报告中，这一概率是90%。如此，通过控制人类活动来抑制气候变化的逻辑才成立。

　　罗勇表示，随着科技进步、观测网络的完善，数据不断增多，研究不断深入，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加全面，目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科学家的主流共识。

　　罗勇说，在全球温度变化问题上，IPCC第四份报告采用了四个不同机构的研究结果，包括美国航天局、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以及俄罗斯和英国的研究小组等。四份报告的结论数据虽不完全相同，但指出的全球变暖趋势则是一致的。

　　不确定性

　　不过，在认可全球变暖的科学家中，对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存在争论。罗勇介绍，这仍然与时间尺度有关，例如，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以万年为尺度，气候变化主要与地球轨道参数有关；以千年为尺度，气候变化主要与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有关；而以百年为尺度，气候变化就要同时考虑自然活动与人类活动。

　　郑国光介绍，在更大尺度的地质历史时期，地球曾经交替经历过“水球”和“冰球”，即地球曾因气候非常温暖而海洋面积大幅扩张，也曾因气候非常寒冷而冰盖面积大幅扩张。在著名的“雪球”（Snowball Earth）时代，大部分陆地都曾被冰川覆盖，海洋也被冻结。

　　不过，他认为，与地质历史上的超长期相比，当前人类需要关注的是，如果在以百年甚至十年为基数的较短时期内，气候是否经历剧烈变化。他提醒记者注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宗旨是关注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IPCC的研究对象则包含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两部分，二者不尽相同。

　　关于气候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点，罗勇表示，这是由科学发展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比如，利用观测仪器来采集气象数据在20世纪初以后才大规模开展，在我国则是在建国后，而众所周知，观测资料是研究气候问题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赖模型，而模型在设置中会有一些假设条件。这些都有可能产生不确定性。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气象学家竺可桢就发现，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曾经出现过大幅度的气温波动。他通过研究认识到，周代初年、秦汉、唐代前期、清代中前期等都是“小暖期”——虽然这与地质历史上的暖期不可相提并论，但是确实有以摄氏度为基数的气候变化。

　　对本报记者的这个问题，郑国光说道，中国古代气候确实经历了波动。“影响气候的因素很多，过去的波动主要是自然波动，属于自然现象；现在，人们更多关心人类活动的影响。”

　　郑国光介绍，1910年以来，在100年中，中国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1.1摄氏度。他表示，这只是平均概念，具体到不同地区表现也不同，例如在南方一些地区，气候反而是变冷的，而北方一些地区升温则高于平均水平。

　　“气候研究确实存在着不确定性，”郑国光说，“然而，这恰恰需要我们通过科学的方式，用科技的进步缩小这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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