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凤先生/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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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李白凤先生素昧平生，一九七六年秋，他以被赶出校门的前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开封街头拉板车老头的低贱身份殁于逆境之中时，我还是一个毫无前途的知青；一年多后，当我考入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时，李先生的名字似乎早已在那里销声匿迹，像一片冬天的残叶，不复存在了。七年之后，一九八三年夏，我偶遇李先生的公子，在驻马店师专任教的李老师，听到了一些李先生的事。

　　据李老师回忆，李白凤先生三十年代与鲁迅先生曾过从甚密，与《现代》的戴望舒、施蛰存等的来往也是比较频繁的。因艺术旨趣接近，又属同龄人，他经常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并颇得诗名。后来，人们编现代派诗人的选集时，自然就把李白凤先生的作品与戴望舒、卞之琳、金克木、玲君、林庚等放在一起，他的 “现代诗人”的声名因此延续至今。

　　然而，在李老师幼年的记忆里，父亲不单是一个耽于幻想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个忧国忧民、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有两件事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是在西南联大回迁北方之前，昆明反对国民党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空前的高涨。作为西南联大教授的父亲自然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竟冒着生命危险，走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当中。一天傍晚，久不见父亲归来，母亲甚是焦急，校园里盛传街上已布满国民党特务，空气十分紧张。约八点多钟，父亲突然回家，显得很疲倦，一回来就趴在床上睡着了。在灯下，母亲看见他的衬衣上染着血迹，查看之后，见没有受伤，才放下心来。李老师说，我那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弱冠少年，朦胧地听父亲对朋友感叹“国家快完了”并不真正懂得正义、真理的奥义，但从父亲的行动中，还是隐约感受到某种重大的事情发生了。第二件事，发生在父亲回上海之后。他仍在大学做教授，随着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对国家的前途不免忧心忡仲。记得他写了不少诗，寄托自己内心的苦闷和茫然，如《口笛》这样写道：“在繁华的大街上／我吹着凄凉的口笛……今夜，我在街头闲荡／用嘶哑的喉音／唱着无人理会的歌”。在《我们歌唱苦难的岁月》中，隐含着一种无言的愤慨：“我歌唱着苦难／歌唱着穷困和颠沛流离；/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春天／没有一朵花一根草／值得大声地歌颂。”就在“没有春天”的一九四八年的岁末，国民党军队在主要战场连连失利，解放军从南、西几个方向在朝上海、南京合围。尽管政府的报纸大肆宣传国军的“胜利”，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沪宁两地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政府要员已在将家眷转移台湾，达官贵人、富豪商贾更是风流云散，或转道海外，或准备流寓港台。恰在这人慌马乱之际，父亲在国民党中宣部做副部长的侄子送来三张去台北的机票，敦请他尽快离沪，但遭到他的拒绝，理由是：“我绝不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李白风先生保全了一个读书人的面子，同时也失去了最后走的机会。

　　五十年代初，李白风先生因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偕家眷北上哈尔滨，被聘为赫赫有名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的教授。他先是感到吃惊，继而是不理解：自己一个外国文学教授何以被分配到工科大学来？尽管感到懊恼，他还是按照刚刚学会的“组织程序”找了一位副院长，据说是位将军同志。未想李白凤先生还没陈述完专业不对口、申请调走的要求，副院长就发了脾气，甚至拍了桌子，说：“乱弹琴！怎么说走就要走，还有组织纪律没有！”李白凤先生早已习惯了旧社会大学对教授尊重的风气，一时还没有意识到“时代” 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此情状，以为受了莫大侮辱，也把桌子一拍，高声说道：“不干就是了，鄙人走人！”转身摔了门走掉了。耿介一生、且不免憨直的他却不知道，在新社会里，不是随便想“走”就让你走的，什么都有纪律，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情况被夸大其词地反映到了上级部门，商量结果，为肃正“纪律”，教育本人，将李白风调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原、西北，让他在河南大学和山西大学之间做一选择。组织的威严终于打掉了李白凤先生身上的“傲气”，出于无奈，南方人的他放弃了吃粗粮的太原，而选择了前者。

　　既然是暗地“背着黑锅”到河南大学来的，人们自然会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位新到的教授了。好在吃一堑长一智，李先生也懂得了收敛，只教他的外国文学，并不理会其它是非。这样平安地过了几年。一九五七年春，急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席卷到河南大学校园。一时间，很多教授、学生被打成了右派，中文系著名的现代文学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还被发配到了豫东某地的劳改农场。组织上没有忘记李先生这个漏网之鱼，正好右派的计划尚未完成，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替他补了“极右”，处理结果是开除公职。正在中文系读书的大儿子受其株连，被同时勒令退学。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李白凤先生，顿时遭到了灭顶之灾！在三十年代，他曾做过《白莲》一诗，诗中云：“总应该一身是胆了／我不受苦难谁受苦难？”二十年后，历史的悲剧竟在这首不乏夸张的诗里应验，却是李先生万万不曾料到的。

　　被扫出校门的李白凤先生成了开封街头的拉板车的老头。每逢冬季来临，他总是穿着一身油腻腻的灰布棉袄，拉一车货物从包公府或豆芽街一带蹒跚地走过。偶尔有人看见，半晌时分，他会买一只白薯充作午饭，在某一街角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充，一边吃，一边还不住用袖子抹不停淌下的鼻涕，若不知情，还以为是街上行乞的乞丐。据熟悉李白凤先生的人讲，先生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是学者型的诗人。他大半生身居都市，风流倜傥，一年四季总是西服革履，其洁癖在当时教授圈子中是颇为有名的。不到十年，一个人的变化竟有天上人间之别，不知李白凤先生那些流寓欧美的朋友会作何感想，亦不知留在国内、景况颇佳的诸位友人如果知道了，心里究竟是何种滋味。

　　我事后读过李白凤先生四十年代写给“爱儿惟风”的一首诗，其中有如下诗句：“暮色足三重叠的／深秋的下弦月如一只小船／渡一个无梦的流浪儿飘过银海了／我将载一船好梦归去。”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云烟，其中亦有世事的莫测与人心的蜕变，但这轻快、透明的文字仍然能令今天的人们约略感知那一代文人心境的单纯，以及无邪的梦。怀有这种心境的人，是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人生的结局的。然而，李白凤先生却没有“载一船好梦归去”，就在四人帮即将倒台之际，他在一个只有家人知道的寂寞的傍晚悄然而去，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是的，在一个即将到来的不同的时代面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尚未恢复身份的老人的去世，大概是不会惊动什么人的。

　　作为未曾与李白凤先生谋面的一位后辈，我是没有资格来写祭文的。权且忠实地录下这段故事，留予今天人们的面前，已经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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