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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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被扣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帽子，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全家近十口人挤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住不下，耿飚只得叫已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耿炎送到济南，拜托其老战友、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给找份工作。当时，对女孩子来说，最时髦的工作莫过于上军校、当兵。但是，耿飚不让老战友以权谋私，只是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一名钳工。

1968年，历经磨难的耿飚终于走出“牛棚”。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不久，江青就向华国锋发难，经常半夜三更给华国锋打电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舆论准备，他们通过掌握的新闻单位和写作班子，大造舆论声势。

忧国忧民的叶剑英元帅亲自拜访华国锋，商讨对“四人帮”及其主要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和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其中就有耿飚。耿飚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直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为邓小平、华国锋的安危担心，另一方面，他也对“四人帮”夺权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

1976年9月30日晚7时，耿飚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座谈会。看见“四人帮”的几个走卒居然得意忘形地坐在了第一排，耿飚感到愤愤不平。他立即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东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座位作了调整，没有让“四人帮”一伙的嚣张行为得逞。耿飚看到“四人帮”的举动，越发坚信：这样的局面绝不会持续太久。

10月5日上午，华国锋又一次把耿飚接到东交民巷其住处，还亲自给他倒了杯茶，问：“你最近听到了什么消息？”耿飚谈了对《光明日报》当天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看法后，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耿飚接着陈述理由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我数了数，大概有十多个部门，甚至不止这个数目，要跟他们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担任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就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清华、北大，还有几个部机关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候，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又问：“你们中联部怎么样？”耿飚说：“中联部不沾边。部内有人想整我，但大多数人与我是一致的。当然，少数人也可能会跟他们跑。”

华国锋欣慰地笑了，接着他郑重地对耿飚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耿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回答说：“我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华国锋拉他坐下，说：“是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如果出了差错，就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造成灾难。所以，叶帅和我特意选择了你。”

耿飚迫不及待地说：“请党中央下命令吧！”

华国锋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这几天不要出门，在家等我电话，一定要是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10月6日晚，耿飚在家里刚收听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就响了，他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耿飚迅速驱车赶到中南海怀仁堂。夜色中，耿飚乘坐黑色轿车驶进中南海，来到怀仁堂门口。一路上，耿飚发现中南海西门的8341部队的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整个中南海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下车匆匆走进怀仁堂，他看见华国锋、叶剑英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交谈。这时他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在征得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当晚8时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那晚，华国锋向耿飚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给你安排。接管电台以后，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都不准擅离工作场所，所有的广播内容，都要经过你们的审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请示！”

这时身着灰色军便服的叶剑英也走过来，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还悄悄地对耿飚说，“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个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耿飚听罢，紧握叶帅的双手，眼眶里盈满了激动的泪水。

　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必须要有你的手令。”华国锋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耿飚接过手令后，向邱巍高了解到广播事业局是警备一师守卫的，便要求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一起参加行动。

　　10月6日晚9时50分，北京的夜色深沉凝重，耿飚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亲自带领，迅速行动，一举控制了广播事业局及电台、电视台。

　　在邱巍高和北京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耿飚步入广播大楼，指定两名战士24小时武装守卫在广播室门口，要求“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不管是谁擅自强行冲进直播室抢话筒发布消息，坚决严惩！要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随后，按照耿飚指示，邱巍高、王甫紧急作了具体布置：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战士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战士们向邱巍高报告：在大楼北面找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还没下班，耿飚与邱巍高和全副武装的战士走进邓岗办公室，耿飚就从口袋里掏出华国锋的手令给他看。手令上写着：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看完手令，心里明白几分。耿飚收起手令，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邓岗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负责人的同时，耿飚把邱巍高拉到一边，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此刻，年已65岁的耿飚又如当年指挥军事战役那般镇定自若，从容不迫。

　　不久，中央广播事业局核心组的11名成员全部到齐，在邓岗办公室正式开会。佩枪的邱巍高紧挨耿飚坐着，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平静地把华国锋的手令念了一遍，然后说：“我要求你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从现在起，你们就在办公室学习、工作、休息，不得擅自离开广播大楼，不得回家。”随后，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开紧急会议，又一次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这些工作做完后，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说：“我们已经把中央台控制住了，广播局的领导人都在我这里，请党中央放心。”

　　此刻，中央政治局正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地会客厅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从6日晚10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历时6个多小时。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夜深了。耿飚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人，工作难以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巍高表示同意，但说：“要找人，卫戍区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耿飚请求中央从中联部调来了副部长张香山和冯铉，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与电台同志一道负责审查播出的节目，防止泄密或发生混乱。据张香山回忆，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耿飚向他们交代任务主要掌握两点：一是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

　　10月6日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佯作正常。耿飚奉命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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