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前百年索引/宋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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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古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文化自三皇起源至先秦时期，诸子以其所知所闻各发高论，对人类古文明总结得最早，贡献颇多。尤其孔孟二圣，不语乱力怪神，缔造人际伦理，首倡仁爱，自此标志人兽揖别。那时兽性虽潜存于人心，然人性与兽性已大不同。人道与社会秩序始有进境，开我中华文化之先河，为中国文化奠一朴学，居功甚伟。与同时之希腊哲人德氏柏氏亚氏三代师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哲人生于乱世又曲高和寡，故此身后落寞，微言大义荒淹凡六百年。至汉初被置于独尊，未知此后为帝王肢解，仅用其中人事与礼遇等级之言。经后儒蓄意培植终成王权文化的内核，官学文化的主干。国贼借此上挟天意，下曲人伦，以此双翼长袖善舞，称孤道寡，行**独裁之私。圣人虽极享尊荣，恐怕亦非所愿。

　　环顾中外，古时人类皆经此途，集权之于农耕文明互相适应。群居动物就是强者为王而且需有强者驾驭群体，号令一致方利于生存。儒家以此为依据的人伦与社会秩序的理念在农耕时代经继承积累愈见丰满成熟，孕育出了我国长达两千余年的辉煌的农耕文化并长时间领先于人类世界。董仲舒、孔颖达等汉唐后儒将早期儒家学说的增改为王权文化系统也不为过。倘若世界大势不变，不产生近代西方文化的个人价值或我中华民族依然能独处封闭环境，作中央之国，不识秦汉，在本文化系统中自然延续当无问题。

　　偏偏时至明代中叶，泰西经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完成了对欧洲文化的超越，他们高扬人本大旗，由此生出了个人价值，以自由、平等、博爱激励民众，17世纪的英国不光形成了新教的思想观念，还建立了立宪民主与法制这个人类崭新的社会制度，生产力迅速提高。仅数百年前还含毛茹血的蛮夷快速跨入了现代社会，创造了高于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相形之下，中华的农业文明快速落伍了。对海外的发展，国人还“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尤在寄来包裹，送来寒衣御严冬 ”。这些水域文明的国家因为久有商贸的传统，自然要寻找原料与市场，同时又有了能力走向世界。他们在满世界寻找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于是打破了中华民族封闭式的生存的环境。我国的内陆边关和大海都不再安宁。中国的古文化受到打扰和挑战，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

　　农业与工业两种文化在中西方各民族间博弈。前者的劣势显见，我国社会出现了这样的连续反映：面对强手--奋起反抗--失败的痛苦--想到图强 --观察对手—人有坚船利炮---我师夷长技---夷以民意治国，民力集中---我行变法--- 泰西之人观念新、民智高---我反孔、创新文化--改变自己—稍有发展—内忧外患---殊死抗争---内战争权---引苏联北极熊入室---折腾30年，频于崩溃---改革开放---再次向西人学科技，引资金技术---经济翻番---融入国际社会---谋共同发展。在上列线路图中，第一次向对手学习时就开始了西学东渐， 两种文化在不平衡地交流，此中充满波折和反复，中西方关系成为我国近代社会文化发展和停滞的主要因素。

　　二 西方文化从器物、典制到观念的渐次引入和碰撞

　　我国在这150年内曾有两次契机进行文化反思，展开文化启蒙这一系统工程。前次始于清末民初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次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破冰时期，止于20年前的那场风波。二者均有数十年社会变乱的诱因和凝重的时代背景，前者迫于外祸，后者源于内乱。第三次启蒙十分紧迫但尚在期待之中。

　　宋元时期中国式的王权文化就已走到尽头，**独裁的文化优势已经告罄。由于它太过强大和成熟，没有内力和外力打破或阻挡王权的历史惯性，明清以降的五百年，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和民清的极端**把我国官学文化送入了末路。康熙帝闭关锁国之策，吕留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文化心理使得中华社会与世隔绝，文化日渐衰微。虽然至今有人仍在夸耀康乾盛世，只说明此辈愚钝。为突出自己的某个研究对象，无视世界文明的大背景而兜售自己的记问之学。世界历史证明，自宋元来我国**社会便已老化，明代发展到极至时已显露凶兆。欧洲在此时已完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进入了近代文明的快车道。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君主立宪的确立使人类第一次“大多数人民赞成的”的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标志着世界已进入了现代文明。这种文明不同于此前各文化系统的局部发展和王朝兴替，它是民主立法为标志，社会上中下个等级妥协共存于法制之下的新制度，为人类农耕文明前所未有。这种现代文明的社会效应逐步影响了大半个世界。许多观念和制度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实践检验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一般价值general value,有时被译为普世价值。

　　西方的新思想、新的生产力和工业技术那时已超越大洋高山的屏障向世界发展。我中华文化自古以来西有高山，东临大海，在地势封闭的安全环境里形成的独立的汉文化体系开始受到了挑战。面对万古未有的大变局，古人不识本无可厚非，但帝王们固守旧制，作为民族理性代表的知识精英和士大夫们也形同商女，不知外患在即，隔海尤唱后庭花，对民族的衰败在道义上难辞其咎。

　　中国文化开始在无奈中与世界文明对话，社会进入了西学东渐的历程。成为此后150年的文化主线。

　　魏源首倡师夷长技，至曾左李张岑盛[2]一代为富国强兵开办洋务、重视海防、设机器制造局、开采煤矿铁矿、建近代军港军校、聘外籍督办教习、派员出洋留学，此等新制亘古未有。是为西学东渐第一阶段，在旧体制内进行的改革，引进和仿造西方的“奇技淫巧”。以制造热兵器为发端，历时30年初创了我国近代工商业，使我国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也使我国在器物文化层面与西方缩小了差距。将我古老民族带到了近代文化的入口，在诸多生产领域开启了近代工商的先河，对民族的发展功不可没。

　　及至甲午兵败，康梁严[3]等第二代文化精英始知泰西所以强大，坚船利炮只是其表，“立议院，合民意为国策”等民主法制方为其本（4）。在要使我国社会改制时，为了根绝历代代“暴力争斗，成则为王”的历史传统，他们主张仿效英国和日本，实行立宪民主制。皇帝只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置其于宪法管制之下，既废止了君主个人集权，又能杜绝觊觎皇位，以天下为私的野心家们制造社会动乱。国家可能走上民主法制之途。政府权力分散。由平民布衣组成的国会制定法律与规则，内阁主持政务。君主作为民族的象征，三方均在宪法管制之下。西洋文化中立宪，**, 议会, 选举等有关制度文化的新概念自此渐入东华。这些都标志着在我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迈进途中已进入制度文化层面，堪称近代中国取得了第二个长足的进步。倘能实现则我国可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起步，或许不会有后来近乎“亡国亡种”的外患和数十年逐鹿中原的内战。

　　可惜在这民智未开的古老的国度，帝王和民众都只熟悉和习惯于前人以暴力改朝换代的传统，对西方文化中君主立宪的实质和必要性难以理解而不能接受。变革的文化精英们试图变法时又不谙官场术略而出现诸多人为的失误。在鼓动变法时将清廷权力集团划分为后党帝党，排斥本可结成同盟的上层实力派人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后来矛头又直指曾经容忍洋务也可能有限支持变法维新的西太后和恭亲王，激化了矛盾，扩大对立面，孤立了自己。他们凭的只是光绪皇帝一次昭见，封了个4、5品官阶，颁数十道变法诏书。真个是势单力薄；尽管有谭嗣同等死士的英风豪气，维新亦仅昙花一现。失此良机，中国近代社会的歧路和苦难就此开始了。

　　持前人旧说者对此论或有反诘，从文化学的角度思量却可以论证。西太后等实力人物当初或是感到其个人最高地位受到威胁而诛杀维新人士而并非一味反对新政。从历史看，六君子为此赴难后，清庭并未因人废事，仅数年康梁的戊戍新政就得到了实施，有些方面且有过之。1902年下诏全国开办新型学校，1905年废除了科举，又以美国返回的庚子赔款选派生员出洋留学。社会实际上已经转型。十年树木，上述改新举措所获甚丰。上世纪中国的第三代文化精英和学术领军人物多出其中，蒋汪胡陈李鲁[5]莫不如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中有限制君权的10条，保障民权9个条款；同时宣称预备立宪，五年后改行宪制；各省咨议局相继组成；中国的改革在君弱的契机下由体制内走到了突破旧制，非暴力地建立民主制度的边缘。这辈精英归国时多年方而立，既具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西学专长，能在西学中寻找批判的武器和新的文化基因以改构中华文化。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摒弃“已失去创造力的儒学，”[6]，改变社会文化传统，对社会痼疾标本兼治的“比西方超越基督教文化的努力更令人畏惧”[7]的文化启蒙。

　　陈李等西学东渐中的第三代先贤从半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意识到中西体用的制式难以兼容。决意改变传统文化的观念和典章制度这个“中体 ”，从**道统的表象，社会礼教和风俗切入，进剿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这一与西学的“平等”理念根本矛盾的汉文化内核。呼喊“打倒孔家店，千万别读中国书，请入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之、钱玄同等力倡白话文，旨在改变我国文化载体的形式，从文法到书写形式和西文相通而便于交流，适于中等文化者阅读。西学的各种思潮和学派在此前后从翻译的渠道陆续输入。社会主义的概念即在此间先经日本后从俄国引译过来。但那时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年轻，多数人的国学水平在大学上下，对西方文化虽学有所长但对其内核知之未深又急求致用，难免带有即学即用的实用与功利烙印。一时间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仅因其新而备受推崇，被大量译入。近代十家郭汉民先生对此间的社会思潮曾做过专门的研究（8）。晚清一代有100余种西方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9），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改构了中国文化。可以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借助翻译的方式发展的。

　　翻译的本质是对两种语言的理解和表达形式的转换。理解必须准确深刻，贵在神会，转换的形式务求贴切，达到神似。由于前人对与母语完全不同种系的西方文化理解欠深，对某些全新的理念和关键词语按潜意识中按故国文化来理解，脱离了原文的语境语意因而表达出错。如果仅是一般文字资料亦不关宏旨，可是社科人文经典中的关键词语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导向被引做我国社会目标时出错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典型的误译除“平等”与“平均”等概念外，还有《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著名的口号“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被错译实在是历史的遗憾。这部经典最早的中文译本是激进的革命党人朱执信先生据日文所译的片段。从俄文译出全文的瞿秋白，陈望道二先生均将此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德文和英文本中马翁的原意是“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译者显然将“劳动者”误为了“无产者”。这种误译源于对外来文化观念理解不透而非语言本身。在这里，“劳动者”与“无产者”的内涵差别被忽略了。在西方文化中这两个概念大不相同。劳动者泛指蓝领和白领及中产阶级和市民，通常不含无产阶级proletaira（普罗塔利亚）即法国大革命中的所称的“无裤衩汉”一类的流氓无产者如乞丐无赖者流。在汉文中二者区别并不明显。因为我国社会只有贫富两极，缺少自由民及中产阶级。亚细亚农业社会中有土地者多不劳动，大量劳动者却没土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都没有基督教文化的“公义”理念，主流社会没形成慈善意识和救助机制。相反，社会逼良为娼，迫贫为盗为匪，贫者因没有土地住房时很容易沦为乞丐。形成了我国边缘社会盗、匪、贫三位一体，结伙造反的独特历史特征。近代社会平民改制时，主导人物虽多属精英但其从众却常以贫、盗为主。这类人具有既无产但也不劳动连个特点，他们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前辈译者们不幸忽视了这点。口号的译错使我国几十年的社会目标发生了偏移！直接导致了漠视、敌视中产阶级尤其知识分子这类社会中最可靠、最稳定的人群。后来还由此产生了国共两党用人的差异和革命术略的分歧。建国后长期的极左思潮和政策导致两次把社会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至今社会性的流氓意识充溢各界且积重难返，使改革开放起步格外艰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关隘漫道。

　　类似的误译还有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司法程序中的”陪审团“等术语。美国宪法的正文只字不能改。与时俱进需增加条款时必须经国会的两会各75%的议员和75%州议会双双通过后才能增加一条补充案。对新增加的条款美国人称之为“增补案”Amendment而不是修正案reviesed。在英语中，以补、贴的方式修理用mend一词，文稿类的修改用revise。译者因不懂美国政治文化而译错。错译使国人误以为制定了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人都在修改，我有何不可。所以我国频繁修宪，而且每每修改原文，此举降低了我国宪法的权威。还有英美司法中的jury，根本不是现译的“陪审团”。他们参加合议庭，对涉案者罪的有无、轻重、如何处罚和法官一样有一票表决权，是名符其实的＂审判团“。何以称之为”陪审”?译者错以中国官衙判案类比，大人升堂问案，一人独断，想当然地人为西方法官也是如此，其他人只是陪衬而已。误译改变了英美法庭以表决的程序集体判决的实质。让中国法官具有独判的自由度，把中国现代司法导入歧途，给司法改革徒添障碍。笔者执笔翻译凡30余年，深知翻译可兴国也可误国。上述错译都出自名著名译。可见即使翻译名家，对西方文化也不是处处了然，事事深刻，按古国文化想当然来理解就铸成大错。

　　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新思潮大都具有反叛与激进、未经历史捡验三个特点，一般也不是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因为这种反叛与激进思潮正适合上世纪初我国文化精英们批判否定中国**文化的需要，因而更易于被他们认同，不仅被用作批判的武器, 还将其设立为我国未来社会的人文坐标。

　　在北洋时期唯一的文人总统徐世昌的任内发生了五四运动，此后民族救亡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跃居首要，方才开始那场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系统的启蒙运动遂成落曰黄花。外来文化的引入和选择近乎停顿。对中华文化的复兴而言，这样的停顿和断裂确是致命的。人们忙于外层文化如政权的更替，经济民生，无暇顾及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这一深层问题。而这时英美各国经在１９２０年代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与罗斯福新政(new deals)时出台了诸多法律，缓解了社会矛盾，调整了劳资关系，社会的对峙渐趋平和。曾影响西方社会半个世纪之久的那种以弱势群体的反叛和暴力对抗为主旨的激进思潮和组织渐失往日光华。基督教文化圈的工业文明作为社会主流得到了延续。由于我国第一次文化启蒙已断裂，外部世界的重大变化已不再为中国文化精英所关注。因为自我封闭，我国布衣改制成功的领袖人物秉持旧的文化理念，最终在孙中山先生的“武力统一”和蒋中正先生”军政,，训政,，宪政”的线路图和 “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9]”的传统模式中，中国历史开始了又一次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江河易帜并走进了冷战时代。我国近代第一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幕，就此怏怏落下。给中国带来进步的西学东渐行程就此中止。

　　. 十九世纪中期的至上世纪中叶的90年是我国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它的前、中、后三个时期经过了三代人的奋斗，竖看其历程有大量迷尘，宏观评述见仁见智。我以为整体上看发展正常也颇为成功。

　　首先, 它使中国社会在文化理念上完成了转型。反**而主共和，反独裁倡民主，近代工商初见端睨，中国人在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层面比前清都有了长足进步。其次，从两种文化交流的规律来考察，它依次经历了器物文化, 制度文化, 观念文化三个层面的引进更新，呈文化交流的正常态势。开榛辟莽，第一次使国人认识到我国以汉民族农耕文明为源头，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农业文明经同系继承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已落后于西方，必须向其学习。这种文化觉醒除在文革极端时期外，在百余年社会变幻中始终得到了主流社会和各党各派的认同。虽然这三代精英在外来文化参照系的选择并确立新的社会人文坐标上存在模糊与偏差，但均有文化启蒙效应。只是诸如议会，共和，德先生，赛先生等外来文化的观念和体制还极为嫩弱，中国社会生态环境太过恶劣，新植入的文化种系遇到了本土文化的强烈排斥与抵制。勉强为之，恰似橘移植到了淮北。我国久有的抑商与集权的传统将西方近代工业生产变成了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国企.。康梁力主的那种宪法至上，王室贵族平民等三个阶层妥协共生的立宪改革和刷新民智的文化方略不敌孙黄所代表的不惜摧残生产力而以暴力更迭政权，必求取而代之的传统意识，在历史较量中处于下风。

　　1908至1916年间我国曾又一度出现立宪政治的契机。康南海、严幼陵、刘师培还有孙黄见面的引见者，日后秘密成为中共党员的杨度都企图扶持袁世凯称帝。他们或非痴恋清廷的**而是出于对立宪国体和法治社会的追求，但此举招致了朝野的声讨。一则国人苦于君主**久矣，感知上有切肤之痛。二是对君主立宪乃是实行法治民主的实质认识尤浅。当然，袁宫保自随其母舅吴长庆入朝作战到小站练兵，一路凭武力起家。如登上帝位，就其观念、经历和势力，焉保其愿做虚君，接受宪法管制。在自古君主乱法度，百姓轻规则，朝野无理性的中国，注定了当时施行立宪政治的艰难。日本明治维新所以能成，有两点与我国不同。一是他们君弱臣强，幕府势力强大，天皇的权力远不如中国皇帝在思想观念和体制上的大一统。第二，日本进入“兰学时代”[7]时没有仿效中国提出“日体西用 ”的模式而以“脱亚入欧“为社会坐标。第三，他们没有我国大汉大唐这种以我为中心和晚明晚清时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情结。太和民族自古就向外学习，文化心态比较开放，好用的就全部学来。第四，臣民对天皇的情感与中国人不同，多有忠诚拥戴之心，就像英国人并不认为其国王残暴**得不可理喻，故此他们向欧洲学习时容易接受英国首创的君主立宪国体，建立保持天皇名位而权力归国会，议员由民选的民主政体。而国人笃信**文化。

　　三 新学和文化启蒙的断裂

　　在同一文化系统中，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上存在冲突，文化观念确是相同的，否则便不能互相适应而长期共处。一般的“革命者”受利益驱使居多而理性反叛者少，事成后能创立新制度者少之又少。这是同一种文化系统给强者的局限。其实当时的中国共和与立宪两种民主制式都很难建成，尤其在统一的权力框架被撕裂之后。保皇革命两派精英为各自的政治抱负展开内斗，作为主流的王权意识正好凭借历史惯性，重演陈胜吴广直至洪扬的那套不惜摧残社会生产，牺牲大量同胞的生命，成王败寇，改朝换代而社会文化属性不变的的怪圈。胡陈李鲁等一班曾经力图更新中国社会坐文化目标的文化精英很快就被另一班务实的政治精英所取代。

　　诸多史实证明此后中国两大政治集群间数十年的恩怨离合更多的是革命战略与策术之争而不再是对社会人文坐标的岐见。国共两党早期党员相互交叉；戴季陶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为共产党“一大”起草党纲；黄埔军校七位政治部主任中共党人占六人；共产国际的饱罗廷擢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其一大的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过三分之一，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位列部长等高层职务；两党均以苏俄为范本，取法苏共布尔什维克的城市暴动；蒋先生率孙博士代表团访苏时，共产党早接受了以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援助和领导；两党高层人士及其子女均留学苏联，接受苏共的培养与教育；在武力北伐和共同抗日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即使在台海两岸政治对峙时，认祖归宗，对南海诸岛的外衅蒋毛二位都能默契借道发兵等均可佐证这两个政治精英集群的社会目标并非水火不容。

　　如将曾左李张作为第一代社会精英，康梁孙黄等为第二代，胡陈蒋毛等第三代精英具有两个文化特征：植根于故国的**文化又曾接受了社会改良的新学和西学，渴望向西方求真理。他们对传统文化有反叛心理但很难最后超越；追求布衣改制但难以确定新的社会目标，潜意识中仍受“为民做主，替天行道”明君贤臣等观念的支配，深信自己代表先进和正义，能为民服务，振兴家国。将“为民做主”混同于西方民主。从学理上看，宪政、共和等外来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无此基因，不比暴力、阶级专政等理论易于与中国文化嫁接。章太炎晚年由激烈反孔反帝制回归到尊孔治经，绝非个例而是这一代精英思想回归的普遍模式。

　　当年批判旧礼教将孔孟的人伦和人格理念全部颠覆，等级和**观念却未及根绝；礼仪之邦的行为规范荡然无存但成王败寇、沐猴而冠、拥兵自雄、窃国者王等社会价值取向和国民奴性却依然故我；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使我国文化的文字载体少了几分高雅和美感。各国文字皆有语体、文体的区别。书面语面对受过教育的人，庄重高雅，是阳春白雪；口语体浅白易懂，针对的是大众，恰如下里巴人。二者各有千秋，本应并存，使用时依对象而定，英法等西语莫不如此。精英们不遵儒家中庸之道而偏执一端，一味追求大众白话，不仅有美学上的艳俗之讥，还因多数人不能识记而可能使国故失传，影响甚或终止中华文明的传承，重蹈古印度梵文消亡旧辙，后果堪虞。但那时正值中华文化的转折路口，先贤在探索前无古人的道路，形情复杂，时间紧迫，文化理念出现偏差固然遗憾但无可厚非。前次的文化启蒙得大于失，只是历史终未成全这两代伟人。

　　四 外来的苏联文化的折腾

　　在冷战时代国际上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进入了上世纪中后期，被纳入冷战的的角力场。出于政治恩怨和情感意气，随着毛先生在一届政协会议上宣布倒向苏联一边[10]，此前我国已植入的西方文化被当作敌对的观念和体制系统驱出了主流社会。那时对外开放的程度空前加大，只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变成只对政治血缘相同的苏联。所有重要国事都依赖苏联指导。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暴力**、重战好斗、计划经济等教条和模式被全盘被移植到中国。新政权的名称原拟为“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国”。直到开国大典前夕政协会商时经我国第一个留美的政治学硕士张奚若先生等提议方定为现名。由此可知当时的精英们对“共和”国体心向往之但并无理性认识。以为用苏联模式也是在向外国求真理。

　　这种模糊本不足怪。美国立国之初，其开国之父们虽受清教尤其贵格教派熏陶甚深，秉持欧洲宗教革命后的个人本位和民主自治的理念，又有立国前 100多年各地自治的社会实践，他们对旧时欧洲社会的寡头**，封建政体天然地心存两大恐惧(fears)，一是害怕在“新大陆”出现中央集权的政府，丧失各自已经实施了一百五十年的地方自治权利。二是集权的政府出现暴君式强人而形成个人独裁。遵循洛克“大多数人赞成”（11）的民主原则创造了共和的国体。但当时他们对美国该用何种政体也不甚明了，经过十年邦联制的困扰后才在两个恐惧和政府实权中找到平衡点：采用“制衡”论的学理，以分权的原则管理统一的大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层治理，联邦和各州各有自己的权力，形成公共权力双轨制，杜绝了中央集权，确保民主自治的新制度体系，解决了第一个恐惧。同时将各级政府的权力一分为三，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三权分立的实质是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独立的权力，每个系统的权力不能超过其他系统，任何系统都可以制止其他系统的违宪行为。用制衡的方式防止个人独裁。解决了他们的第二个恐惧。创造了人类一个崭新的政体形式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发展成人类社会第一个平民的民主共和国体，为保证公共权力的民享、民治、民有设置了两道防盗门。民主法制使他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文化求“和与合”，西方文化重“分与析”，显然这种分治理论与实践符合西方文化传统而难以为喜好大一统德国人接受。

　　上世纪中期我国有过确立民主法制的社会文化坐标，还政于民，共享胜利的成果的历史契机。历史遗憾在于山河易帜后没能清理传统**文化废墟。反**的精英们的思想和章太炎先生一样走上了传统文化的复归之途。无独有偶，造反时满腔激情要打破旧次序等级系统，得胜后自己居高等阶层后觉得中国的王道这玩意儿挺受用。斗志不存，锋芒改变。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支配，对外封闭，对原已引进的西方文化一概排斥。我们用作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也是外来文化, 但是其阶级学说与儒家等级观念相近，其革命和专政理论与中国的君主**和农民反**的传统相似。比西方文化系统中其他的“公正平等博爱”等观念更容易融入张之洞所说的“中体”。政治精英把土改和废除旧礼教等视为反封建。把故国文化中“替天行道，为民作主，崇尚明君清官和暴力反抗”的传统和一元化的价值观作为“中学”的本体来继承并发展，把近代志士仁人向西方求真理的宏愿定格为复制苏联文化。这种体用结合在中国现代社会建立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都不相同的社会目标：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新的不中不西的文化传统。

　　苏联文化在我国那三十年间形成的社会生态可圈可点的有下列的文化景观：

　　两弹一星、长江两桥、胰岛素人工合成、十万吨远洋.轮；1952年院系调整、大学套用苏联培养专才的模式，在教育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了五百万大中专学生；政体国体方面：人大、政协机构仿苏设置并用外来名称；组织推荐、间接选举、神圣一票、工农联盟；国际方面：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帝反修、国际革命、勒紧裤腰带支援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或外国反政府的武装的头人常为席上宾、高层有人提出“三和一少”，被斥为修正主义、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等我们去解放；生产关系上土改、公私合营、三反五反、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个总路线、一大二公、三面红旗、大办钢铁、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河南最早放卫星、各地每亩产粮万斤、砍树砸锅大办钢铁、学大庆、学大寨；政治折腾不断，阶级斗争、阶级成分、五类分子、反右、反右倾、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四清、文革；思想观念方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忠于、四无限、五好战士；移风易俗、刑燕子、董加耕、白启娴、雷锋、王杰、欧阳海；刘文学、金顺华、政治挂帅、斗私批修；民生方面统购统销、生活资料按苏联黑面包的分配方式、城乡二元化把国人分为村民、居民两种、吃国家粮的居民每月粮食二十七斤、食油四两、豆制品四两、糖二两；食农村粮的村民则无此分配指标，全靠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粮不够，瓜菜凑、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近四千万、人们端着稀饭唱《洪湖水，浪打浪》、半天学习半天睡（劳逸结合）、每年人均发布票九尺或一丈二尺、肥皂缝衣线凭票购买、过年配几包香烟票；党内斗争有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全国学解放军、5.16通知、八届十三中全会、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一月风暴、二月逆流、造反派、两报一刊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雄文四卷、活学活用、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九大党章、三支两军、革命大联合、斗私批修、斗批改、东方红歌曲响彻云霄、全国山河一片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八亿神州八亿兵、八个样板戏唱八年、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四人帮、文革后官方文件说已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后才恍觉洞中方数日, 四小龙已发展几十年。

　　在那30年中我国社会的主旋律不是安定团结，和谐发展，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社会生态只有政治作物在疯长。对外韩战越战，对内阶级斗争弦绷紧。以思想意识划分阶级，社会的政治岐视，文化歧视，以言定罪、用人为亲、自乱章法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高岗、彭德怀等均因言论得咎，柯庆施、林彪、康生、江青因善解圣意而进入中枢。在17年中搞了九次政治运动。首先批《红楼梦研究》以警示知识分子。反胡风运动以整肃鲁迅的爱徒胡风而惩戒王元化等左联的作家，周扬夏衍等左翼文化人硕果仅存；周恩来、邓子恢、陈云等因务实而被毛视为“反冒进”，共和国总理之位差点坐上柯庆施。自此后周先生亦步亦趋，邓陈[12]长受冷落；正当毛泽东个人权力渐入佳之时,1956年苏联和东欧吹来反个人崇拜冷气。1957年老先生未雨先绸缪，编织了其本人称之为“阳谋”的反右大网。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昔日的反蒋盟友、诸多”民主斗士”和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尽落网中；个中落井下石者如史良、吴晗等仍列君侧，从此后党外文化人士噤若寒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理性尽失，社会始呈集体无意识凶兆；1959年，庐山会议方向突变，彭大将军等四人落马，一批高级将帅官员倒地，其中就有在遵义和延安有禅让之风，扶毛出头的张闻天。李锐先生后来在《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沉痛地说,党内理性与良知自此被摘除。

　　五 不良基因的大裂变，文革

　　我国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在饥馑中开局。毛主席曾半抱琵琶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轻言罪己。对3面红旗的人祸造成的全国饥荒以自己减吃红烧肉、穿补丁内衣表示体恤，同时开始将刘少奇等一批法理型领导人物目为异己，筹划使之消失在王土之上。为此有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此间林彪元帅位高权显, 战绩骄人。他营造了全社会个人崇拜的狂热氛围；斯大林当年为个人集权而整肃三分之一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将领，我国文革中有两位元帅屈死，70余位开国将军入冷宫，178位“八大”中央委员入另册。同等数目的造反头人入进党中央，凑成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是阶级司令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大打出手，5.16通知拉开序幕，陈伯达一纸奇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中华传统礼俗均作四旧扫除，外来文化皆作帝修反而被打倒；红卫兵们走上前台，端的一派“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架式，恰似我是盘古我开天地，此前文化等于零，这种丧失理性的“大无畏”精神终于从蔑视文化走到了摧残文化。

　　1966年“8，18”开始的天安门8次接见红卫兵，同时策动了大串连以搅乱各级党的组织机构，揪斗党内高级干部；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月风暴”开始了造反派夺权；江清的八个样板戏供八亿人唱了八年（至今还有人喜欢和怀念）；两报一刊社论调遣全国，以此表达极峰人物的指令；十三年不开党代会,十六年不加工资；大学停办，1968年，一代青年学生被驱去广阔天地；大批中高级干部扫入干校；共和国宪法尤其虚弱，连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性命也末能保全。这位延安时期最早向毛献忠，促成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本身又属于法理型领导的二把手到头来自食其果，终于成了殒命开封的孤魂。从剥夺其行动自由、说话的权力直到生命凭的都只是会议“公”报、伟大领袖“已圈阅”的文件、煽情的舆论和执行者个人签字。据说刘在最后一次面对迫害者时手捧我国宪法，但并不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也没澄清万里埃。可怜这共和国的第一公民被定罪致死居然没经任何审判程序。国家元首的遗体的登记卡上著名的竟然是是王军，出身工人，无职业。身后虽行追谥, 但已是物是人非。

　　三十年前的社会悲剧产生的原因诸多，最深层的缘由是由于我国自秦汉以来积淀形成的忠君、集权、个人**、愚民、等级制等传统文化的基因没有更变，王权文化的观念根深蒂固。终身制的政坛上唯一不变就是毛主席的个人意志与权威。个人迷信的光环使老人家如入无人之境，超越在宪法、党章之上，个人操控组织，算计别人而且永操胜券，其生命不止，权势不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斑靠献媚得宠者如家臣恶奴，有恃无恐，危害天下。此乃体制之失和观念之误的并蒂苦果。是体制之痛，宪法之痛，党章之痛！决非个人情欲德行好坏的悲喜剧。

　　刘少奇的崛起与消亡是现代中国的一幅古典政治的写生画。当时我国引入近现代工业文明已渝百年，教科书声称辛亥一役后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被推翻，王权.被认为已告终结。二十年代就有冯玉祥将军驱逐清朝逊帝出宫。五十年代末这位末代君主从沈阳故宫经西伯利亚战俘营流转至沈阳战犯营，1959年被毛大赦成为公民后再度入居京畿。当年反封建的毛先生入主了紫禁城，他.和溥仪的个人命运互相换位，各有轮回，此乃国运之痛。为以史为镜,巴金先生曾呼喊建立文革博物馆。老先生半个世纪来慑于时势所说真话不多，但此乃良言！即是被奉为文坛泰斗的巴老此言，主流社会也反映寂寂，不像数年前超度巴老亡灵那般热烈隆重虔诚。文坛泰斗遭逢的这一冷一热令人啼笑皆非。

　　竖看我国社会文化的轨迹，百年风云际会，对现代中国社会为祸最为惨烈，对民族心理创痛至深者莫过于十年内乱。国人对此恰已遽尔忘却！有意抑或无意，谈笑间遗忘了历史。何健忘兮，可怕的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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