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族记者：对在内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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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疆三地州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这些贫困现象，不得不悲然泪下。从1983年至2000年间，我作为一名记者和一家杂志社的副社长，每年都要下这些地州采访和工作两三个月，足迹遍及这23个县市的一百多个乡镇和上千个村子，接触过无数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佃农、农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访过几百名各族从基层乡村干部到地县级领导，对这里的贫困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有所了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三个地州总人口目前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基本上从事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农牧业资源不谓不丰富，粮食、棉花、油菜及林果业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农牧业生产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资源的严重束缚，外加国家资金、政策和技术投入少，自解放以来遭受的所谓“土改”、“三反五反”、“ 社教”和“文革”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普通干部群众的国家归属认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点，形成了解放后南疆三地州“疆独”势力得以产生的温床，遇到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过近几年来“反分打恐”的维稳工作扩大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政策），反而使经济没有得到像样儿的实际发展，更使当地老百姓穷困潦倒，党和国家的威望降到了冰点，正常合理的民意诉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下派到这些地州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由于基本指导思想的偏悖，只是简单地将维稳作为要务和体现所谓政绩的倾向，加之一些干部的腐败作风，导致他们在这里除了狠抓稳定和个人的政治资本和经济私利之外，几乎没有认真地抓过经济发展和当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与政府干部的对立和不信任的关系，且这种干群鸿沟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的往复，终于使当地的政府决策者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已经到了非“泻洪减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乎，从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们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农牧业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之外，基本上没有可供大量开发的工业资源，最近发现并开发的石油资源似乎基本上与当地无关，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通讯状况，稍微带动了一些相关的餐饮行业的发展，资源转换战略实施缓慢，丰富农牧业资源开发利用，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的进展不过也只是开了个头，目前尚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唯有组织这些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改善南疆三地州贫困状况必由之路。

　　万事开头难，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得知，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部分农民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过去的一位保姆领着她的两个妹妹突然来到我家，声泪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两个妹妹的命。原来，她们老家莎车县某乡的一位副乡长，将她们的父亲关在了乡政府，要求这位农民交出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丫头。因为早已听到风声的这位农民，早已将还没结业的丫头，偷偷藏在了另外一个乡的亲戚家。而他在乡政府附近开饭馆的二女儿（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亲被关在乡政府，又偷偷将两个妹妹带到了乌鲁木齐。我当时的确为乡干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风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遂打电话给该县的一位朋友（副县长）询问详情。当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就为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而头痛。经与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后，决定答应留下这对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暂避风头，姐姐必须回乡“救出”父亲，并如约前往内地打工。我请一位朋友帮忙，出具了一张“妹妹”已在乌鲁木齐一家公司打工的证明，并通过那位副县长朋友帮忙疏通，到三甬碑客运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岛打工，她经常打电话“报告”她在那里打工的情况，所说情况与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采访报道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厂家拖欠工资、不按规定支付报酬的加班现象、维吾尔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后不一致（即应付媒体监督玩花架子的情况）等情况，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个别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根据我目前得到一些情况分析，在青岛打工的这批维吾尔女工，可以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三个部分，一头积极一头想跑，中间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倾向于拿上工钱早点儿离开，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属于中间派。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毕竟是第一批，又是从未离开过家乡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况她们基本上都是“被迫”而来的。

　　结论：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组织南疆三地州农民到内地打工，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多一些解释说服工作，少一些简单粗暴作风；二是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必须配套到位，必须派出得力的领队干部，坚决依法维护维吾尔民工在内地打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三是尽量拓宽劳务市场信息渠道，适当增加组织男性维吾尔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何况这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向来无小事，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大批组织南疆农民到内地打工，毕竟是开天蔽地第一遭，是一个不易被普通大众正确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制定常年的报道宣传计划，辟出专门经费，组织新闻媒体进行长期的宣传报道；有关科研单位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也应该组织适当的科研力量，对这一改变维吾尔社会结构的重大历史事件，仔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尽快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翔实的依据，促使决策部门尽快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维吾尔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此问题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现象，甚至是暂时的不明白情况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绝不是所谓的“分离”情绪，更不是别有用心，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基本没有关系，只是人民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能与分裂势力划等号，不加分析地随便地乱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视和排挤他们，而是应该以春天般的温暖说服教育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办，适当组织维吾尔社会的头面人物组团到内地，实地考察同胞在那里的工作生活情况，然后到南疆三地州“现身说法”，帮助广大农民尽快打消顾虑，热情迎接维吾尔社会转型的春天。至于对付那绝对一小撮确有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那就是司法部门的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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