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涉藏问题的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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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藏问题的三点建议

彭真怀

涉藏问题关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没有一个国家会容忍自己的主权受损，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坐视自己的领土被分裂。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一方面表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子孙后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决与邻国的长期纠纷，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现在要做的，是客观认识历史，理性思考现实，把涉藏问题转化为正确认识汉藏民族优秀文化的机会，转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进步的机会。从缺乏信任到达成共识，这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路，但这条路非走不可。

一、关注达赖喇嘛的积极动向，把他与极端分裂势力区分开来。

我始终认为,把达赖喇嘛本人与极端分裂势力混为一谈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达赖喇嘛本人至少在表面上不再讲西藏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直接批评，客观上会把他推向对立面。有鉴于此，我建议把达赖喇嘛本人与“达赖方面”、“达赖集团”区分开来，打破原有的思维程式，及时把握萌动中的和解希望。比如，达赖喇嘛本人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发生的变化，承认西藏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他表示反对西藏独立，拥护一个中国，对于暴力事件始终想与极端分裂势力划清界线；他先后派出20多批代表和参观团回国考察，私人代表也9次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商谈。对于这些积极动向，应当给予足够关注和必要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达赖喇嘛已75岁高龄,离开生养他的父母之邦已经50年，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为形势所迫流亡海外。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达赖喇嘛现在很着急，他的追随者也很着急，究竟“达赖之后”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必须非常明确地告诉达赖喇嘛这样一个信息，所谓“大藏区”和“高度自治”很不现实。他不能因个人的判断失误毁灭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毁灭藏族同胞对他回归的殷切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说，妥善处理涉藏问题应当与达赖体系的传承同步进行，应当与尊重佛教文化的传统同步进行。在流亡国外的岁月中，达赖喇嘛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也被人利用。达赖喇嘛与他的追随者并不是铁板一块，每当他发表和解言论时，极端分裂势力就会进行威胁。他们以中间道路走不通为由，极力推行自己的暴力主张。

应当看到，如果达赖喇嘛能顺利回到爱国立场，发挥他对藏族同胞的特定影响,是对极端分裂势力最严厉的打击。在处理涉藏问题的招式上，我认为既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要执行政策，讲究策略。硬措施自然可以显示实力，但软招数也不是示弱的表现。如果一味以强硬还击，难免有时候拳头打在棉花上，效果不佳。因此，十分有必要指给达赖喇嘛一条清楚的底线，就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主权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了这条底线，中国政府就可以在宪法框架内与达赖喇嘛进行商谈，在他有生之年为国家、为藏族同胞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谴责并阻止暴力，就是手足同胞之情。毛泽东说过：“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邓小平也明确表示：“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二、从宗教角度看待涉藏问题，关键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佛教信仰。

在西藏，随处可见的经幡和玛尼堆，川流不息的转经群众，熙熙攘攘的朝佛人，成为一种特有的宗教和文化景观。涉藏问题，表面上与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10多万境外追随者有关。但真正的要害不在国外，而在中国藏区。西藏有270万藏族同胞，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也有近400万藏族同胞，他们生活在中国 1/4的国土上。国内与境外遥相呼应，就不能不让人有所顾忌，这才是最应该担忧的涉藏问题。我了解到，藏族文明的精华是佛教本身，是藏族同胞对因果的普遍敬畏。藏区各类成规模的藏传佛教寺庙有1,700多处，有僧尼４.６万多人，平均每1,600人就有一处宗教活动场所，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藏族同胞达百万人以上。由此可以判断，妥善处理涉藏问题的关键是人心，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传统宗教信仰。

1959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提高藏族同胞生活福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今日西藏的繁荣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藏族同胞对此也普遍承认。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改变藏族同胞在佛教上的执着信念。人们应该注意到，宗教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问题，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藏族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信教者对佛教领袖无条件的服从→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领袖。按照这个逻辑，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是维系西藏500多年的达赖世系。有人误以为反对的仅仅是这世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但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达赖世系是观世音菩萨通过肉身普度众生,反对一世达赖，就是反对全部达赖，就是否定佛教精神不灭和灵魂轮回转世的学说。鉴于达赖喇嘛在藏族同胞中的特定影响力，我个人认为避开他解决涉藏问题很有难度。

民族宗教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一般都经过商谈形成协议，并在履行协议中逐步建立互信。要妥善解决涉藏问题，最大的忌讳是情绪化地纠缠历史旧账。有人认为商谈的前提不是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口头立场”，而必须是一个“真诚立场”。他们指责达赖喇嘛的表态是不真诚的，证据是他过去主张西藏独立，一些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与他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开表示自治只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我认为，这样下去永远不会有积极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内心真诚与否无法检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豁达大度、宽厚坦诚的胸怀，应当秉持敞开会谈大门的一贯态度，爱国不分先后的一贯政策，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与达赖喇嘛的商谈。我建议，在具体商谈过程中更多地重视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不必追究对方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活动。

三、主动引导国际形势，客观分析一些国家在涉藏问题上的态度。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早在 1997年4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就说：“美国政府从孙中山时期就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年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希望法国就涉藏问题表明态度，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埃里克·舍瓦利耶立即就回应说:“我们的立场决无改变，即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接受分裂主义和西藏独立。”我认为，国际社会长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为解决涉藏问题搬掉了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应当在此基础上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综合考虑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协调、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协调、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协调、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协调。

涉藏问题本属中国内政，攸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此指手画脚，都有违国际法基本原则。今年3月11日，美国众议院以422票赞成、1 票反对通过涉藏问题决议，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寻求长远的解决方法”；12日，欧洲议会也通过一项涉藏问题决议，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 展开政治对话，以求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善意的建议、提议甚至批评，与别有用心的反华噪音加以区别，完善和调整对涉藏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从客观上看，涉藏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刻意回避会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如果能采用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现的局面。我注意到，西藏远在元朝就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但有一些国家并不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很容易听信带有偏见的传言。这反映出中国需要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方式，开展有说服力的工作，引导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我看来，一些国家的出发点，主要还是希望发挥达赖喇嘛的特定影响力，化解涉藏问题的各种矛盾，他们无心也无力承担一场东西方的根本对抗。今年4月1日，中法两国外交部发表的新闻公报指出，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当晚，法国总统萨科齐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双方举行了会谈，中法关系峰回路转。在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的关键时刻，两个大国的做法给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无独有偶，去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也宣布，英国放弃101年来坚持西藏为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为英国没能早日承认这一事实而道歉。应当看到，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奋斗的目标。我真诚希望所有真正关心涉藏问题的人士，在措辞与论述上多一些关怀和温暖，而不要教唆；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而不要煽动；多一些鼓励和推动，而不要挑衅。

历史早就证明，西藏的稳定发展是汉藏人民的共同利益。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开始，藏汉两族就结成了亲如一家的关系。元明清三朝更是通过宗教影响，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正视涉藏问题的主角达赖喇嘛，趁他健在时把问题妥善处理好，以免他客死异国后埋下更大的隐患，成为汉藏人民和谐共处的一个永久伤痛。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树一座和谐的丰碑，以宽广的胸怀审视当今世界大势，从容地主导涉藏问题的大格局，表明我们有智慧和能力处理好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实现共同团结进步，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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