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就业要靠社会主义方法/毛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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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降低退休年龄，50岁比较合适。改革开放的硕果累累，全国总体已进入了小康，一大把年纪的人，理应享受成果，而不是劳神劳力，手脚不停地上班。50岁退休，可推动其子女一代就业，又享受稳定的退休金，对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又很有帮助。过去退休顶替制度，曾经施行了好多年，简便易行，效果不错，减低了求职成本，免除了很多职工的后顾之忧。尽管此办法不尽科学合理，但非常时期借鉴一下也未尝不可，毕竟“老子退下，孩子顶上”还是说得过去的。当然，这个办法只适于企业或一般事业单位，解决的仅仅是就业而已，而公务员系列并不适合顶替制，因为当了公务员不仅就业，而且还当了官，而官位是不好顶替的，否则，那部长，省长，市长……的职位，就更没有寒门子弟的份了。

2、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6小时/天工作制比较好，有些不得间歇的生产单位，应实行四班制。如今的生产，自动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和普及，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本来人们理应从繁重的体力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了，然而，新兴资本家超额攫取工人的劳动果实的惯用伎俩，与老一辈资本家手段一脉相承，还是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还是减员增效，等等。曾有媒体披露，南方的民营私营工厂，打工者每天上班时间十来个小时的如同家常便饭，甚至星期天也不怎么过，而且劳动强度之大也非同寻常，有的甚至连工人上厕所都要严格控制，这样实际形成了三个人的活一人干，三天的活一天干和劳动力过度廉价的状态。因此，要促就业必须强制性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以腾出空间容纳更多人就业。同时也会有效的压缩资本家利润，扼制两极分化的蔓延速度。

3、应尽快组建国营、集体企业。国家的投资计划，比如4万亿也好，18万亿也罢，不宜热衷于投入修铁路修公路修机场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用技术替代劳动，要多发展效益好、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也要以内需为主，而不要光盯着出口创汇。最好是抓紧组建国营、集体企业，同时紧急叫停一切国有集体企业的改革改制，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就业群体，避免一有风吹草动，职工就马上下岗失业的被动情况地发生。不久前我已就此专门写了一帖，就在本坛，在此不再赘述；

4、对央企和垄断企业，必须强制性摊派给他们安排就业的任务。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国家为其奠定的雄厚基础，政策使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令其坐收渔利，养尊处优，膘肥体胖，企业老板、高管拿着高昂的年薪，职工也是高工资，高福利。比如国际原油从147美元/桶一路跌至不到40美元/桶，而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巨头由于价格垄断，居然将中国成品油价格维持在最高价近半年之久，光是多赚的差价每天达数亿元，那么难道当国家遇到就业困难的时候，能让他们袖手旁观吗？绝对不能，必须量其所能，责令其吸纳大量人员，为国家消化就业压力。

5、大量招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莫再人为制造那僵死的所谓编制并卡着不放。就业难，根子在于分配不公，社会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然而，人为因素也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以往，用人用工有计划，按比例，讲梯次。甭说很久以前的计划经济，就是七八年前，政府人事部门所掌控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系列，往往还能根据工作需要，每年都有较客观的招人计划。如今，人事部门以编制为名，把所有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用人权统统垄断起来，既无长期规划，也无年度用人计划。有的甚至仅仅依据何时有了关系户亟待安排，才量体裁衣，组织招考，纯属典型的因人设岗，而不是以事设岗，按岗招人。有的单位因为申请用人指标难，干脆招聘临时工或者借人应付工作之需。因此，一方面加紧补齐现有岗位空缺，另一方面抓紧扩大编制，以吸纳更多人员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队伍。这样不仅很好地促进就业，而且对庞大丰厚的财政储备也是一个较好的消化（人们极力谴责的奇高的“三公”费用，部分原因是财政收入过高）。另外，叫停一切事业单位改革。这之前的事业单位的所谓改革，许多实际是走了一条“改革——改制——私有”的破坏性之路，其危害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6、 大幅降低拿年薪的而且早已富起来的企业高管的收入，适当降低高层和新进入不久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等人员工资。临近2008年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于12月15日宣称，2006年央企主要负责人平均薪酬为53.1万元，并无“天价薪酬”。至于2007年度年薪，是手下人没统计出来还是有意回避，不得而知。但相信2007年度的年薪比上年度要高得多，因为这一年企业效益总体很好。至于53.1万元是否“天价薪酬”，高官与平民的看法自然无法趋于一致。但即使与同年官方公布的在职职工人均不足2万元的年收入相比，53.1万也是惊人数字，有着巨大的降薪空间，降下来就能解决很多人就业。谈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拿公务员职务工资来说，好处向正处级以上高职务倾斜得非常明显，如副处级 640元（非领导590元），正处级830元，级差达190元，且越往上级差越大，至正国家级已到4000元。而副处级以下的级差特别小，最低的办事员为 340元。事业单位的岗位工资标准也有类似规律，这意味着基层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不管你干多少年，工资与刚参加工作的差别不大。这种工资结构十分不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因此，适当调低高职务和新进不久人员的工资，以便为招收更多新人提供一定援助。

7、农村“土地流转”应当缓行。不流转，农民工回乡则还有地种，有饭吃，民以食为天嘛。农民稳定，中国一大半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动不动就说“失地农民”如何如何，那么怎么造成的失地？还会不会产生新的失地？这一问题很值得深思，反省。我始终认为，允许土地流转，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挺危险的信号。切不可忽略了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简单地以为取消农业户口就意味着现代化了，就与先进国家接轨了，那是一种浅薄。换个户口本并不难，几块钱工本费而已，难的是消除差别，均衡发展。近来已有很多省份纷纷匆忙争先恐后地取消了农业户口，唯恐落在后面影响了政绩。而“亲美派”茅于轼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甚至不惜明火执仗地公然向“18亿亩耕地红线”发起进攻，当然就不是为了“政绩”了。当然，这也从反面为我们提出警示：粮食安全涉及国家安全，吃饭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

8、取消或减少众多五花八门、混乱不堪的兼职。任何人没有分身术，兼职对工作对事业的害处无须多说，兼职占据大量的岗位确实令人痛心，当然这是从上层做起的，如国家的一些部长们，站完最后一班岗（到达任职最高年龄）后还不过瘾，又进入官办的协会，基金会，研究会，等等。上行下效，地方的类似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把这些兼职取消，会腾出数量较可观的岗位。；

9、在党政干部和国企管理层中深入进行道德良知教育，号召贪官在国家困难之际，要顾全大局，应适度收敛，与人民一道，共克时艰。当然在经济困难、就业压力巨大的形势下，贪官的贪腐行为无异于发国难财，因此对这段时间犯事的贪官，应罪加一等，严厉惩处，决不手软。

10、禁止一定范围内的出国。国家已有这方面的精神，即过紧日子。为响应此精神，非常时期，禁止地级市以下党政官员出国“考察”，国家、省级出国要严控，省下来的钱可用于国内旅游，以拉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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