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鸥：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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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达赖喇嘛的特使已经于30日抵达北京，开始与中国政府的第8次商谈。在此之前，据说达赖的态度一度出现反复，先是美联社报道说达赖有“放弃”与中国政府继续和谈的打算，后又有报道说达赖只是感到“失望”，而并没有“放弃”和谈。

在和谈前传出的这种报道，有两个可能性：1，达赖在和谈前的舆论造势，以对中国政府制造一定的谈判压力；2，在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次和谈后，达赖确实对与中国政府的和谈失去了信心而产生了一种“无力感”，从而萌生退意。

本人在《达赖，也许是一把钥匙》文中，曾经分析过达赖身上的一体三面：政治人物、民族首领和宗教领袖。这三种身份与西藏问题问题的一体三面—-藏独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高度吻合。

这两者的关联，如果把之放在自元代至现在的历史时段中去分析，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先有达赖问题（以其为代表的旧藏贵族统治或达赖集团的农奴制），后有西藏问题（与现代国家体制的不兼容）；如果把之放在1959年至今的一个历史时段中，那么其逻辑顺序刚好倒过来，是先有西藏问题，后有达赖问题，但是其政治诉求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西方势力的介入而演变为以达赖为代表的部分藏民的政治、民族、宗教等各种诉求，这是两者因相互支持而在价值上必须契合的结果。从政治实力上看，达赖集团与现在的中国政府根本不处在同一个量级，达赖集团基本上没有与中国政府博弈的政治实力，其政治牌有两张：1，指望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的变化而对中国不时的呱噪一下；2，是西藏可能的暴力化前景。这两张牌实际上丝毫无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反而使西藏问题更复杂，因为外国的介入很容易触及中国敏感的民族主义这一雷区，而西藏暴力事件则会引起国内其他民众的反

弹和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强力镇压。

达赖集团最可以倚仗的是其单方面认为的各种主张的“道义正当性”，这也是达赖集团最常用的一张牌。而这种道义正当性往往脱离了西藏问题的本来内涵，它经过必要的修饰，表现为非暴力、民主自治、藏民人权、文化保存、宗教自由等价值主张。从而在文化心理上迎合西方文化中子虚乌有的“香格里拉”情结，在意识形态上迎合西方“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在政治传统上迎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东方主义“他者”心态，加上人们对“受到文化灭绝”的弱者的本能同情，辅之以达赖宗教领袖“迷人微笑”的明星效应，形成某种“软实力”与中国政府博弈。

但是，这种价值主张毕竟脱离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因而显得十分荒谬，一个历史上以农奴制和政教合一为主要治理方式的统治集团，忽然高喊民主人权，在逻辑上实在令人生疑；而建立在单向迎合西方基础上的同情和支持毕竟是靠不住的，尤其当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以许多西方民众和政治人物对西藏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为前提。

今年西藏314暴乱事件引起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对抗，这并不令人奇怪。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众与政治人物突然发现，与以往面对一个被视为并不能代表民意的政权不同，这一次，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中国十几亿民众的自发愤怒，从遥远东方的群情汹涌，到就在他们身边的红色国旗。

之后，关于西藏的历史与现状被许多华人自发的挖掘出来，并通过一切现代媒体散布到全世界。西方世界才错谔的发现：“香格里拉”只是贫瘠的高原雪域，民主人权从来与以前的西藏无关，东方主义原来还得继续检讨，“弱者”们在拉萨街头原来如此狂暴，“文化灭绝”原来只是世俗化的代名词，达赖的宗教领袖原来还受雄天信徒们的质疑……这种“软实力”一经质疑，马上就不攻自破。

这一切，也许超出了达赖集团的原有估计。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利用西藏暴乱和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一次次的把西藏问题置身于国际舆论的焦点之下时，同时也把他们自身也置于这个焦点之下，从而也必然受到人们的检视和质疑，包括那个恐怖主义形象十足的藏青会，代表性不足的西藏流亡政府。这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达赖本人，从德国到法国，开始有媒体公开的质疑达赖本人，其非暴力形象开始消退，“政治和尚”的说法开始被人广为所知，本来就一体三位的达赖根本无法辩解，笼罩其身上的各种光环开始褪色，这个被某些追星族肉麻的吹捧为“东方大智者”的人开始越来越变得象个失意的政客。

明眼人都能看出，当达赖集团原来所依仗的“软实力”一经解构，那么达赖就开始无牌可打，尤其是近来的全球金融风暴让西方世界发现中国原来对世界是这么重要，而且将越来越重要。

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这么个问题，达赖本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无力感”并非没有原因，达赖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指日可待，人们将要面对的是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

对西方国家和民众来说，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将会褪下其原来的道义和美学色彩，而还其本来面目。道义支持和理想色彩必将被理性和功利所取代，这也许将成为西方国家和民众在面对西藏问题时新的基本出发点。

对中国来说，外部的压力毕竟只是肌肤之疾，真正的心头之患还是西藏内部尤其是藏民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要能从根本上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又取决于中国民众尤其是汉族民众对藏族民众的诉求有多大的认可。

现在看来，在西藏的自治问题上，不管是达赖原有的独立，后来的“高度自治”，还是“大藏区”，又或者是“限制汉族迁入西藏”等主张，根本得不到国内民众的认可。如果后达赖时代的藏民的上述诉求如西藏314暴乱那样向暴力方向发展，那么无异于自寻死路，不但将在国际上彻底丧失道义正当性，而且必将引起汉族民众的反弹。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藏民社会的世俗化潮流不可阻挡的大背景下，这种暴力活动只能走向末路，某些学者如王力雄所担心的西藏暴力化在失去国际支持和国内影响的情况下不可能持续太久。

在民族问题上，只要中国能够持续的发展西藏的经济，保证藏族的民众的日常利益，并以一种更柔化的手段促进藏族和汉族的相互融合和共处，那么，历史上许多民族意识同样十分强烈的少数民族如回族、蒙古族等与汉族相互融合的前景就是可期的，因为中华文化历来具有非常独特的消融性。

在后达赖时代，西藏问题的真正要害还是藏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和民主权利诉求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才能引起国内其他族裔民众的共鸣，才能使依附于这两个问题之上的藏族民众的政治诉求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反响并深刻影响到西藏问题的整体解决。而这两个问题的内部张力，在中国的宗教信仰逐渐开放和逐渐民主化的背景下，有逐步释放的现实条件，这个现实条件是：1，是中国社会普遍对中国政治状况“渐进改革”的认可和期待；2，在达赖圆寂后后可能会出现的“两个达赖”而导致藏传佛教的分裂，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也可能乘机扩大影响，藏民的宗教信仰将不再系于达赖一尊。

这也许是中国政府近来“只商谈达赖的个人问题”立场的现实评估基础。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最重大的现实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这个问题往往被许多舆论所忽视了，那就是流亡印度等国家的多达十多万的流亡藏人的回国问题。在后达赖时代，这才是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必须要处理的迫切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才是影响西藏短、中、长期稳定的真正乱源。

一方面，如此数量庞大的藏民对西藏藏民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现在全国藏族人口的总数才六百万左右，而西藏藏民约三百万。这些流亡藏民的亲戚、朋友的数量可能以数十万计，占藏民总数的很大一部分，很容易形成一股占藏民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现代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中有明确政治意向的群体往往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民众只是随大流。而这部分流亡藏民由于自身的坎坷经历，感受不到西藏发展而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很容易形成共同的政治意向，其对国内亲友的影响比一般的政治灌输更有效，更容易形成一种藏民社会长久的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如此数量众多的中国公民流亡在外，对国内其他民众的心理影响是难以形容的，而且这部分流亡藏民有许多并不是基于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恩怨，而是纯粹的基于宗教信仰原因，如对达赖的追随。

更重要的是，在后达赖时代，在面对藏独势力和西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可能政治摊牌的前景中，这部分流亡藏民将成为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政治棋子和人质，尤其是当中国在处理与印度政府的边界问题时。

现在尚没有公开的权威资料可以证实这部分的藏族民众是出于何种原因而去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藏民是出于宗教信念而追随达赖。因此，一方面尽可能的争取与达赖的谈判成功，使其能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回国，而带动流亡藏民回国；另一方面，实实在在的放开藏民的宗教信仰，增强流亡藏民回国的宗教吸引力，并动用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利用各种时机，动员流亡藏民回国，为应对可能的“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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