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的微笑为何迷不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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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的微笑为何迷不倒我

在德华人5月18日在纽伦堡和班贝格抗议达赖活动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在德国热线的萍聚论坛上，一位化名“阿空”的纽伦堡华人写了篇名为《亲历达赖——与他面对面的对话》的帖子。连日来，跟贴不计其数，大多对他在此文中隐晦流露出来的观点进行了谴责，也有一些当地的同胞对他与“莲蓬头”阻挠在纽伦堡发动同胞参与“5·18”抗议达赖活动表示不满。作为一位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听过达赖宣讲的我，也曾经有机会与达赖亲自对话，只不过，我却从未被他的微笑所迷倒。

似是而非，无独有偶

记得在去年我们华人奋起反击《明镜周刊》的时候，纽伦堡化名“莲蓬头”的华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明镜·周坚·孔子》的帖子（http: //www.dolc.de/forum/viewthread.php?tid=616088），将德国《明镜》周刊将孔子名言“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歪曲捏造为“将复制作为艺术”的恶劣行径相对化，最后他得出了“明镜，周坚，孔子，也许你们都没有错”的结论。“莲蓬头”没有恶意，问题在于轻率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主权拱手让与了西方反华势力，这种文化主权意识的缺失令我担忧。他如果潜心钻研了《论语》，认真调查了德国汉学翻译的实际状况与学术水平，应当就不会得出他帖子中似是而非的论点。当时，我写了题为《释解论语到文化主权》的文章，对“莲蓬头”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问题之所在。

如今，在中国全体56个民族持久和平共荣的共同利益遭遇藏独与西方反华势力联合挑战的时候，纽伦堡出现了这位“阿空”。而前不久，网上也曾出现过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名叫孔灵犀的中国留学生，发表了一篇描写他与达赖会见之后的“感受”，为达赖鸣冤叫屈。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由于都不是我熟识的人，所以无法确认其内心的真实动机。但是从他们言论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上来看，这类貌似客观独立，在实质问题上似是而非，缺乏分析研究和严密论证的文章，对不少同胞来说很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它能起到混淆是非，削弱甚至瓦解我们华人维权抗争的作用，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

与孔灵犀相比，“阿空”的观点更为隐晦，表面上并未将自己置于达赖一边。但是细细读来，他内心对达赖的赞赏仍然无法掩饰。他写到：“所不同的是，亲耳听他的演讲，的确，有一种很平和的力量，毕竟是佛教高僧，藏人的精神领袖。……而且，他慢条斯理却抑扬顿挫的话语，让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同样七旬的爷爷，就像我经常坐在爷爷面前的一样，听他慢慢的讲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看到他，我就想到跟达赖一样年纪的爷爷。我或许不同意达赖的言论，但我也得尊重磨练了他的岁月。……你可能会说，我被他利用了，他又成功的作秀了，但是，他作秀的舞台可以说有很多，此时此刻，我宁愿相信他，作为一个佛教高僧，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老者，他内心是充满了对灾难的哀悼和慈悲的祈祷，虽然，我仍然质疑，他在这个关头，卖着票到处演讲，他到底为灾民做过什么没有？”

从网上跟贴中反映的情况来看，“阿空”似乎是当地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令人担忧，这似乎的确解释了为何5月18日在纽伦堡和班贝格两地反击达赖的抗议活动中，纽伦堡的华人留学生寥寥无几，纽伦堡华侨们对当地学生会负责人颇有微词。在这样一个牵涉到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利益，关系到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大问题上，如果代表我们华人学者学生群体的社团组织人员缺乏清醒的头脑，将自己的个人情绪和观点置于群体利益之上，不仅不协助抗议活动的组织，反而抵制自己同胞的抗争，成为一股内耗的力量，那么，我们华人维权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很多，我们祖国遭遇外来攻击后的境况就会严峻得多。

“阿空”显然感觉自己去听了两场达赖的演讲就有了他个人观点的依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有人说，人不可能总是能得到最全面的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就不应当去探索了，思考了，再建立自己的观点么？就像我今天对德国人说，事实的真相总有两个面，你对一个面敞开了心扉，你对另外一个面，至少也应该有胆量去尝试了解它。我们愿意跟你们沟通，就算你们有完全不同的观点。”面对爱国同胞们的批驳，“阿空”和孔灵犀所具有的优势，无外乎是能够标榜他们亲自听过、见过达赖。除此之外，他们的文章中通篇找不到他们对达赖言行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因此显得缺乏依据和说服力。阿空一句“有的东西，人们听说的，跟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会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显然就是拿他两次现场听达赖演讲来压人。但是看来他没有搞明白，“格物”未必就能“致知”，世上不乏亲眼见、亲耳听貌似正道的邪教演讲后被蛊惑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我鼓励大家与达赖和流亡藏人接触，进行对话，展开辩论。不过，没有真正潜心分析研究海外藏独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言行，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知识基础，没有对相关历史文化方面的了解，毫无批判精神地与达赖本人或流亡藏人进行“阿空”这样的接触、对话不仅意义不大，而且这种将自己的立场置于达赖华表言辞的影响之下的形式上的“兼听”却是实质上的“偏信”，这样是不可能探“明”达赖花言巧语背后的真相的，反而易使自己陷于幼稚与无知，甚至做出类似王千源那样的言行，从而成为被藏独和反华势力利用的工具。

就像绝大多数跟贴同胞们所认为的，“阿空”去接触达赖本身并不是什么错误，如果仅仅像“阿空”自己所写：“去听达赖演讲，则是为了了解，为什么普通德国民众会崇拜他。”但是，问题出在他的内心没有一个清晰的立场，对于达赖的言行及其渐进藏独的手段没有真正的了解。“阿空”在其帖子正文后的反问，明确暴露出了他的这一问题：“为什么除了支持，就是反对？为什么除了朋友，就是敌人？”其实这里并没有人非友即敌似地看问题，问题在于他自己对于应当反对的东西一无所知，他的言行更像“八戒”面对巧妙伪装的“白骨精”，敌我不识。

我是如何走出西藏问题的迷宫的

关注西藏问题缘于我个人的中德联姻。我太太出生于巴伐利亚，自幼是天主教徒，长大后却成了达赖的“粉丝”。我们十几年前在大学晚会上结识，成为好朋友以后，我就从她那里开始了解到不少德国人对达赖和西藏问题的看法。后来我们谈恋爱时，也经常会讨论西藏问题。最初，她也认为中国政府在压迫藏民，不理解为什么西藏不能从中国独立出来，而并不富裕的中国政府却每年都要反哺西藏巨额资金。

别看我太太是个研究基因工程的生物化学博士，但她的知识面很广，而且对任何她所关心的问题，都能拿出与在研究所里一样的认真去寻找和阅读书籍和资料，听取各种观点，然后再独立思考，拿出或校正自己的观点。面对这样的爱人，我也就被“逼”着走入了这个可能对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个迷宫的西藏问题。我开始搜索和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和资料，以加深我对西藏历史、现状以及西藏问题与国际局势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知识，听取各种观点，并且不时地与身边的她探讨西藏问题的方方面面。

我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没有试图去干涉我太太的个人信仰，没有抱着陈见去看待西藏问题，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将达赖装入“分离主义分子”、“叛徒”、“骗子” 等抽屉，没有对达赖进行过谩骂式的攻击。但是，我也没有陷入天真幼稚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而是以一个成年学人应有的姿态，真正独立地去了解和思考西藏问题，分析和判断达赖的言行实质。因为不断地学习使我明白，这个世界至今仍然充满了强权的逻辑，平民百姓仅仅依靠自己的善良与本分，并不能换来身边的和平与繁荣。仅拿中国近代史来看看，曾几何时，绝大多数早已实现了“民主”、早已将“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理想的八国联军，奉民主议会的决议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烧杀掳掠，中国人的善良与文明在西方伪善与强权的枪炮声中留下了屈辱的烙印，阿Q们麻木不仁地实践着精神胜利法，而崇洋媚外的洋买办们开始横行。正是英帝国殖民者的贪婪，才在中国近代史上造成了西藏问题。

在积累了一定的相关知识，经历了不少辩论之后，我才开始寻找亲自了解达赖的机会。我随着我的爱人去参加了多次达赖在德国举办的活动，从而不止一次亲历达赖，也还曾有机会向他提问，与他对话，第一次都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除此之外，达赖流亡政府的总理林波切来德游说，我也曾去旁听过，提过问题。说实在的，那时华人中很少有人热衷于研究西藏问题，德国人对西藏的狂热也远没有最近那么邪乎。

记得在十几年前的一次达赖活动中，刚正式退位不久的德国自由民主党元老、达赖的忠实支持者拉姆斯多夫（Graf Lambsdorf）在参与活动时当众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达赖不能保证流亡藏人坚持非暴力路线，那么德国和西方“将无法继续帮助”他们，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要知道，当时几乎没有在位的政客敢接见达赖，所以，拉姆斯多夫是退位后才公开参加达赖活动的。拉姆斯多夫说这句话时口气非常严厉，立刻遭致数位支持藏独的德国听众的不满，他们站起来质问这是为什么。拉姆斯多夫依旧严厉地回应他们道，激进和暴力只会对流亡藏人不利，使国际社会难以找到借口介入西藏问题，只有坚持达赖中间道路的主张，西藏或许还有可能有一天实现独立。

就这样，通过学习和讨论，通过直接的了解和接触多方面观点，通过对达赖言行的深入分析和真正独立的思考，我走出了西藏问题的迷宫，看透了达赖表面的伪善。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受到，要真正认清西藏问题的实质，仅仅凭借我们的纯朴与善良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一问题早已成为当今奸诈险恶的国际政治与军事安全的角逐焦点之一。

在交友和恋爱期间，经过与我爱人讨论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我使她认识到了西藏当今的进步。我借助欧洲千百年来在一个共同的宗教屋顶下征战不断的血的历史教训，以文化包容与融合的理念，论证了维护西藏持久和平、保护藏族宗教文化真正有效的办法并不是独立，而是在中国统一的格局下加强藏族与非藏族之间的人文融合。我通过分析保障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持久和平的国家政治与安全需要，使她逐渐理解了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和有益性。几年讨论下来，她终于承认，西藏的未来在于进一步融入中国这一大家庭，海外流亡藏人只有放弃暴力的或隐蔽的渐进藏独企图，海内外藏族民众才能真正获得实惠，藏族只有与中国其他55个族群和平共处，西藏才能真正在全体中国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发展。自此以后，由于她开始反对藏独，有时她还会因此遭到一些倾向于藏独的德国人的排斥。

达赖为何不可信

我曾经多次见到的达赖与今日的达赖在外表举止上没有太多的差异，正如“阿空”所描写的那样，达赖“总是表现得平易近人”。但是，“阿空”从达赖“给他的翻译端茶送水，帮他捡掉在地上的稿纸”这些普通的做人本份，居然得出了以下的认识：“你可以理解为他在作秀，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真的是一位有道高僧，钻研了很多东西，看破了很多东西，早已真的平和了，只想在异乡待了50年之后，回到故乡，而且看到故乡变得更好。”可能是因为我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为人须平等待人，所以，我不会因为达赖平易近人就轻易推导出他的政治理念和修身境界。“阿空”实在就是在以其自身的主观感觉凭空臆测。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西藏问题，对于达赖言行不一的行径轨迹，可谓颇有了解。他在这些年间表面上虽然打出了不追求藏独的大旗，但实质上极尽文字游戏之能事，并且不断散布诋毁中国的危言耸听的谣言，为国际干预中国内政制造借口，以期借助西方势力渐进实现藏独。

达赖的人品并不那么纯净。就连我崇拜达赖的太太，都对他提出了不少质疑。最近我们俩讨论达赖问题时，她表示，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达赖喇嘛经常与一些有问题的人走得很近”。例如，达赖接受奥地利极右政客海德接见时的亲密，称发动了侵略伊拉克战争的乔治·W·布什为“好小伙子（good guy）”，使我的太太怀疑他究竟是否真的“幼稚（naiv）”。

作为在宪章中载明藏独目的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首脑，达赖对藏独势力的发展负有责任。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愿意负责的人。近来，他一方面继续摆出代表全体藏民的当然姿态，另一方面却开始以自己无力控制手下流亡政府中的人推卸自己在最近发生的暴力活动中的责任。如果真是他所说的那样，他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全体藏人呢？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西方很多国家内部都存在民族和种族矛盾，许多至今都没有平息其国内追求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看看西方欧美几个大国，英国有北爱尔兰（Nordirland）独立问题，法国有科西嘉岛（Korsika）独立问题，意大利有南蒂罗尔（Südtirol）独立问题，西班牙有巴斯肯地区（Baskenland）独立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省（Quebec）独立问题，澳大利亚有土著人独立问题，美国自身有残杀土著印第安人、吞食墨西哥领土的历史问题。如果放眼世界，那么领土争端与独立问题就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希腊有塞浦路斯岛（Zypern）的归属问题，土耳其有库尔德人（Kurden）独立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国家都无一例外地使用国家强制力在遏制分裂势力。如果仅仅看民族矛盾，那更是比比皆是，因为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任何明目张胆叫嚣藏独的势力，都只会使西方许多政府在自己使用国家强制力应对本国分裂主义势力的情况下，难以打出道义大旗，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无论何时，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有哪个政府会愚蠢地迫于外来压力与分裂势力妥协？在攸关全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历史错误，放弃其实际控制下的领土主权？

达赖本人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深明暴力藏独的不现实性。虽然曾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有印度尼赫鲁的纵容，但是，他 1959年领导的西藏暴力政变惨遭失败，仅仅给他留下了一个逃亡的选择，使他至今仍是一个流落异乡的丧家之犬。他个人一直奉行的明确的藏独主张一直到 1970年代末才被迫在形式发生改变。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经济陷入从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上半叶的长达十数年的衰退，西方在与苏联和东欧对峙的同时，围堵中国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毛泽东通过在朝鲜和越南战场直接或间接地击溃装备精良的美军，通过“三个世界”理论的软势力竞争，使新中国在1960和1970年代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重返联大，掌握了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国际政治与军事格局的变化，使西方不得不在冷战中改变反华策略，开始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纷纷与新中国建交，从而使藏独企图在国际法层面彻底失败。在这种战略转变下，西方对达赖集团武力藏独的支持开始减弱。这样的国际现实使达赖不得不开始顺应形势，改变其海外政治活动的基调。

但是，自达赖1979 年提出所谓“中间道路（Middle Way Approach）”以来，一直敌视中国多民族融和，因为这正是从根本上使分裂主义失去土壤。达赖极尽诬蔑之能事，经常使用影射纳粹暴行或种族大屠杀的词语来诋毁中国。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荒唐指责，就直接出于达赖之口。例如，在其1987年9月21日致美国议会人权委员会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Five Point Peace Plan）》演讲中，他指控中国对藏民进行了数十年的“种族大屠杀（holocaust）”，称“一百多万藏人被屠杀”。他将非藏族民众迁居西藏的自由权利，歪曲为中国政府针对藏民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要知道，所谓“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毒气室中残杀犹太人的罪恶手段，“阿空”眼中“钻研了很多东西”的达赖，应当不会不明白中国对西藏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与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性质截然相悖。

达赖在其《五点和平计划》中，还将在东北、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多民族融和，描写为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殖民”（colonization）。那么，为什么达赖要极尽文字游戏来诋毁中国多民族融和的进步呢？因为，西藏在一个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殖民与侵略的中国的实际主权控制下，任何海外藏独势力都无法有效渗透西藏。在日益加深的中国多民族融合进程中，中国政府加大西部经济建设，使越来越多的藏民开始摆脱了宗教的单一影响和精神控制。自1950年以来西藏历史上首次实现的全民教育，使越来越多的藏族孩子摆脱了文盲状态造成的愚昧，使他们真正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与人权。就像达赖意识到的，这些变化正在日益削弱西藏传统中政教合一暴政的统治阶层的影响力，寺庙中僧人越来越少。这种趋势的延续最终会使西藏真正融入到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去，藏独也就会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最近，达赖在接受德国《明星》（Stern）杂志时声称，他从未要求在藏区生活的中国人离开西藏，说这是谣传。然而，在达赖《五点和平计划》的第二点建议中，他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藏族人来说要想作为一个族群幸存下来，必须停止（笔者加：非藏族）人口迁入，而且中国移民须返回中国。（For the Tibetans to survive as a peopl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s stopped and Chinese settlers return to China.）”请问，达赖难道真是健忘？如果达赖真心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公民难道没有在自己祖国领土上迁徙和居住的权利？

实质上，达赖对非藏族民众移居西藏从而影响西藏文化存续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不仅并不需要隔离于其他种族与文化才能得以保证，而且与其共为邻友的他族民众与文化的存在大多是促进其自身文化发展的有益环境条件。世界上很多国家中多民族共存的例证说明，少数民族生活在其他文化的伴邻下，不但很好地保留和延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在与其他多数族群的共存之下得到进步和发展。研读了世界历史，研究了文明发展的路径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多民族和平共处、各族文化得以延续的关键，在于各族之间是否存在文化包容和融合的心态来对待和处理这种多民族共存关系。只有通过与其他种族结为邻友，才会有日常相互沟通与了解的机会，才会形成真正能够保证持久和平的文化包容、交流、进步乃至融合。认真剖析达赖的主张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藏族沙文主义思想，是敌视多民族和平共存、抵制文化包容与融合的精神根源。达赖实际上是假借“保护民族文化”，在推行种族文化隔离。

而恰恰是要求在藏区实现藏族与非藏族民众之间的种族隔离的达赖，却在其《五点和平计划》的第三点建议中，无理指责中国“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在西藏实行着歧视措施（Discrimination is practiced in Tibet under a policy of "apartheid"）”，声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最多也就是二等公民（Tibetans are, at best, second class citizens in their own country.）”等等。他不断重复着这种对中国的无理指控。2001年，他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再次声称：“在西藏各地，严重的人权侵害广泛存在，并且经常是种族和文化歧视政策的结果。（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re widespread throughout Tibet and are often the result of policies of racial and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向来是优待少数民族，防范大汉族主义的。最为生动的例证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汉族家庭中严格执行，但对藏族没有这样的限制，藏族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是普遍的事实。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教育中，一直坚持着藏语和普通话双轨教学。普通僧人和藏民的宗教活动，只要不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自由的。请问，有这样“屠杀”少数族群及其文化的吗？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很好的证人，因为我们在学校和政府舆论宣传中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从来就是尊重少数民族。至于达赖和流亡藏人对普通话课程的指责，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需要一种官方的通用语言文字，这一点无可厚非，而且普通话正是藏族民众参与和融入中国56个民族共同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国内、在海外学习了外语一样，一个掌握多种语言文字的人甚至拥有别人没有的优势，难道学习外语消灭了我们身上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印度流亡藏人的学校里用英语教学又算什么呢？为何他们那样就不算在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进行“大屠杀”？德国政府推行文化融合，甚至倡导“主导文化（Leitkultur）”，立法强制要求非德裔的外族学习德语。为何达赖从未指责德国的文化政策和德语教育，但却将在西藏以藏语教学为主的情况下学习普通话，当作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种族大屠杀”的依据？事实上，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没有人们共同理解的语言，就少有交流，容易产生不同种族间的猜忌，滋长偏见。没有直接的交流，就难以消除误解，平息仇恨。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为德语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也许“阿空”会说，他这次怎么没有听到达赖这么指责中国呢？或许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吧？不，当然不是。在今年3月10日，作为今年西藏问题导火索的达赖演讲《神圣的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起义第49周年纪念日的声明（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Forty-Nin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中，他继续着这种对华的谣言攻击，违背事实地声称中国“已将原居藏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变为明显的少数（reducing native Tibetans to an insignificant minority in their own country）”，危言耸听地宣称“反映了西藏人民真正的本质与特性的西藏的语言、习惯和传统正在逐渐消失（the languag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ibet, which reflect the true na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are gradually fading away.）”，指责“这些是中国政府在其民族统一政策道路上蓄意设置的主要障碍，这些在西藏与中国人民之间制造了歧视。（These are major obstacl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puts in the way of its policy of unifying nationalities which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达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散布的不负责任的妖魔化中国的谎言，而这些正是许多藏民与西方一些民众仇视中国与华人的根源。对于他自己散布的这些无理指控，他不仅从未收回，而且至今仍然在各种场合下继续散布，近年来甚至搬出了“中国对西藏实施文化种族大屠杀（cultural genocide）”的罪名。

达赖承认中国主权只是文字游戏

在作为达赖 “中间道路”主张核心文件的《五点和平计划》中，他以所谓“将西藏转变为一个和平地带”（a conversion of Tibet into a zone of peace）为由，在美国国会面前明确提出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的政治要求：“在西藏建立一个和平地带就要求中国军队与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中撤出。（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 zone in Tibet would require withdrawal of Chinese troo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from the country）”他还要求这一撤军协议“在一个国际协定下达成（achieved under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谋求的正是借助国际反华势力实现实质藏独。1988年6月15日，在致欧洲议会成员的题为《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的演讲中，他对此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允许中国“保留数量上严格限制的军队驻扎西藏（maintain a restricted number of military installations in Tibet）”。如果达赖真正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果他真不谋求实质藏独，为何他却要在这种关键的主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呢？

近年来，达赖的“中间道路”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不得不逐渐改口，公开表示中国政府有权保留在西藏的国防和外交权，但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一下达赖最近的言论的话，“中间道路” 的正式表述至今仍是“中国政府为其保护任务可以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军队（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keep a limited number of armed forces in Tibet for its protection）”，这是一种实际内涵含糊不清的表述。因为，自英帝国殖民者插手西藏以来，英美反华势力以及藏独势力玩弄“主权”与“宗主权”的文字游戏一直没有停止过。达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施主”、“宗主”关系，妄图削弱中国在西藏的实际主权控制，限制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基于国家主权的军事活动权利。他至今一直将中国1949至1950年恢复对西藏的主权称为“侵略”和“占领”，将西藏与祖国的关系看作为“殖民”关系。

那么，在体现国家实际主权控制的外交领域，达赖提出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在作为表述“中间道路”主张的重要文件《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中，达赖是这么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保持负责西藏外交政策。而西藏政府应当通过其自己的外交事务办公室发展和保持在商业、教育、文化、宗教、旅游、科学、体育以及其他非政治活动领域的关系。西藏应当加入与这些活动相关的国际组织。（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remain responsible for Tibet's foreign policy.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should, however, develop and maintain relations, through its own foreign affairs bureau,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education, culture, religion, tourism, science, sports and other non-political activities. Tibet should jo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with such activities.）”也就是说，西藏拥有绝大多数事务方面的外交权力，这种文字游戏中明确透露出达赖渐进藏独的真实意图。

达赖实际否认中国主权的文字游戏实在太多了。例如，他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在大藏区依法建立“一个自我统治的民主政治实体（a self-governing democratic political entity）”时，只使用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联（in associ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而非“在中国主权法律下”的表述。要知道，一个中央政府的法令如果不具备上位法的地位，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也就被否定了。

达赖在耍赖上是有前科的。他曾经在1959年逃往印度后推翻自己签署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声称那是他在被胁迫下签署的。他在公开场合下经常否认他曾经做出的言论和行为。这样的人，今后难保不再出尔反尔，推翻自己做出或签署的任何声明，更何况他的“中间道路”主张从文字推理上就无法真正体现中国对西藏的实质主权。

与《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相一致，在阐明其“中间道路”主张的公开文献中，达赖的阐述至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国际关系和国防的政治方面担负责任。（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ibe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fense）”（请参见http://www.dalailama.com/page.225.htm，《神圣（笔者加：达赖喇嘛）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渐进中间道路（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在国际法上，宗主国当然有义务帮助附庸国防御他国侵略，但这种关系是宗主国的“责任（responsibility）”而非基于主权的 “权利（rights）”。

达赖层出不穷的谎言与文字游戏，使对他的言行有深入了解的人难以建立起对他的充分信任，他的个人魅力容易迷惑的只是一些对西藏问题和对藏独策略一知半解的人。达赖最近甚至否认自己提出过大藏区要求，而无论在《五点和平计划》还是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的演讲中，他的“中间道路”主张一贯都直指大藏区。例如，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中，他称“令人熟知的被称为‘乔尔卡松’的完整西藏”时在括号中注明了“U -Tsang, Kham and Amdo”，这些正是包括了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的“大藏区”的藏语地理名称。

达赖追求的真实目标在《1988年施特拉斯堡建议》的总结性论述中已昭然若揭：“我相信这些思想代表了重建西藏独离形象的最现实的折中方法。（I believe these thoughts represent the most realistic means by which to re-establish Tibet's separate identity.）”

在我与达赖的面对面接触中，达赖尽管开始非常友好，但面对我就其自相矛盾处提出的尖锐的问题，他向来立刻寻找借口回避做出回答。这次在班贝格，我与其他两位组织和参加“5·18”抗议达赖活动的同胞，想通过向达赖递交我致达赖的题为《达赖喇嘛，请听我们的声音（Dalai Lama, please hear our voice）》的公开信，要求他出来与我们对话，对其言行不一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做出解释。达赖没有与我们对话，而是派了他的私人秘书出来收下了这封信。尽管我注明了联系方式，但至今也没有收到达赖的任何回复。我相信，他会害怕这样深入而尖锐的对话，因为面对我们有凭有据的质疑，他难以自圆其说。面对他自己白纸黑字的谎言，他无法再施展表面肤浅的伪善来欲盖弥彰。

达赖的伪善与“正义”形象建立在国际反华的利益基础之上

达赖到底是怎样的精神领袖？他口口声声高举“人权”，但是，当藏独暴力犯罪分子在拉萨制造了大规模的“3·14”烧杀抢暴乱事件之后，从达赖到流亡藏人中的藏独恐怖势力，都忙着利用西方媒体大肆谴责中国军警“血腥镇压西藏人民”，达赖更是借机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该事件，要求中国军警撤出西藏。例如，他在4月6日发布的《神圣达赖喇嘛致全体藏人声明（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all Tibetans）》中，尽然将导致很多无辜的非藏族平民伤亡的暴乱活动定性为“非常值得赞扬（very commendable）”的“勇气与决心（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对于藏族暴徒烧杀抢等暴力犯罪行为的谴责却是含糊不清地一带而过。达赖在暴乱发生后不时以谎言为这种暴行辩护，声称这次西藏暴乱是缘于中国对西藏的长期压迫所致，将中国军警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恢复法治秩序的必要措施，歪曲为“镇压（crackdown）”。达赖多年来不断在制造反华谣言，难道这不是在煽动仇华情绪，他在暴乱后的言论难道不是火上浇油吗？

自从今年3月10日，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始进行所谓 “和平进军拉萨”的活动以来，西方媒体就利用藏独势力在世界各地的造势活动，以造谣和诋毁能事展开了一场反华宣传战。华人同胞们都意识到了，西方媒体是如何将一个在历史上曾与邻国征战不断、直至1950年前仍处于中世纪般野蛮专制的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描绘为神话中的世外桃源的。大家也都体会到了，西方的 “自由”媒体是如何集体失明，无视拉萨暴乱中死伤的无辜非藏族平民的最基本人权——生命权和健康权的。

无论是基督教文明的十字军东征，还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都是对人类和平的践踏。进入21世纪，帝国强权打出了实现“民主”和解放 “被压迫人民”的旗号实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夺走了65万无辜伊拉克平民的生命，伤残以及被美军虐待、奸杀的伊拉克平民更是无以数计，有多少人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亲友和家园！面对每天仍在继续的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害，作为一位倡导“非暴力”和“人权”的“精神领袖”，达赖何曾大声为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伤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平民们奔走呼吁过，何曾谴责过美国及其西方参战盟国政客们的反人类罪行，何曾呼吁过世界各国领袖来共同谴责和干预美国的这一侵犯国际法的战争罪行。而西方各国倡导“人权价值观”的政客们和“自由”媒体们，除了偶尔“批评”一下之外，又有哪个像在炒作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攻击奥运圣火 “和谐之旅”接力时那样不依不饶？！

这些现象与事实都证明，达赖本人以及支持他的那些西方政治势力，并没有坚定的道德立场，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血腥战争暴力，他们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明。达赖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没有西方的反华政治需要，怎么可能被比作“圣雄”甘地，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他的“正义”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政客的伪善。

为何此次德国出头挑起“西藏问题”

此次西方媒体和藏独势力趁着中国举办奥运的机会大打西藏牌，其中有不少不同于以往的特点，背后隐藏着一些特殊的原因。静观此次反华攻势，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此次在西藏问题上带头的国家竟然不是目前独霸世界的美国，也不是欧洲在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英国和法国，偏偏却是与新中国建交早于美国7年的德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背后拥有深刻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

以往的反华都是美国为首，欧美等地的一些西方国家紧跟。但是，美国自“9·11”以来打响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实现其对华能源遏制、完成地缘军事包围的战略预期，反而深陷类似越南战争那样的持久战，战争费用不断上升，战略上进退两难，其军事硬实力被大大削弱。原本咄咄逼人的美国，不仅在北朝鲜核武问题上因中国的外交斡旋而颜面丧尽，而且因为其遏华能源战略顾此失彼，使俄罗斯借助高涨的能源价格一举摆脱了西方债权国“巴黎俱乐部”的制约，这无异于在战略上放虎归山，使西方必须再次面对一个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重新崛起的俄罗斯。美国对有着俄罗斯军事支持的伊朗至今不敢动手，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威慑力已然又一次陷入毛泽东所贬斥的“纸老虎”形象。

伴随着军事上的被动，美欧又从去年开始陷入了一场不亚于世界上有史以来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使西方未来三到五年的经济发展前景陷入了自己设置的金融无底洞，使之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无力发动“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经济战争，对中国的汇率战也被中国巧妙应对，不仅没有达到原来投机人民币资产的目的，反而彻底暴露出外强中干的美元只是在大唱“空城计”。与此同时，美国及其战争盟国目前的战争经济，有赖于来自中国等消费品生产国和资源输出型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以维系其国内的民生需求。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剥削反哺其国内民生的办法在美元疲软引发的国际通胀面前不再充分奏效，发达国家给自己国民的社会福利承诺难以兑现，国内政治危机开始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显现。

除了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硬实力较量中逐渐丧失优势，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软实力较量中，西方也开始陷入被动。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未印证西方“民主才能带来繁荣”的意识形态童话，西方舆论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也至今没有获得“独裁”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证据。相反，美国及盟国发起的“输出自由和民主”的伊拉克战争，公然违反国际法，已然成为国际和平的威胁。而且伊拉克平民至今死伤超过百万，千万伊拉克民众因家园被西方联军摧毁而颠沛流离，美军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的监狱中践踏人权的虐囚暴行被曝光，美军奸杀伊拉克平民的发指罪行不断在发生，而这一切罪恶并没有使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客和将军们停止这场战争，这使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在世界上黯然失色。这充分暴露出美欧等西方新十字军在当今称霸世界的战略中，只不过拿着“自由、民主、人权”充当其掩盖霸权行径所需要的道义旗帜，公然打着人权的旗帜践踏着人权。因此，当中国树立起“和谐世界”的理想旗帜之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士们就感受到了挑战。因为中国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赢得了众多国家的信赖与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平等互惠的经济关系，这使西方国家在全球围堵中国的战略难有建树。

面对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崛起的中国，美国独霸世界的美梦逐渐受到制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西方反华势力构筑了一场反华、反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新冷战，只是这种新冷战需要一个道义上的借口。在中国举办奥运的 2008年，美国试图利用台独遏制中国的计划流产了。因为，美军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难以再开辟新战场，美国“联日拉澳”参与干涉台海的反华战略，在其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变得群龙无首。在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日澳两国显然不愿以卵击石。而陈水扁激进台独差点造成中国军事收复台湾的借口。所以，今年3月22日的台湾地方总统选举和公投就显得相对波澜不惊了。

失去了台独这张牌，疆独在中国有力的反恐防御中又难以施展手脚，于是乎，披着“非暴力”外衣的达赖喇嘛就成了一张难得的反华王牌。

仔细看看西方的这次布局，为何七国集团中偏偏德国出头。美国不出头是因为美国目前仍然深陷伊拉克战争，其自身形象在国际社会中已失去了公信力，而且，美国出头挑西藏问题容易引起中国的警惕。英国19世纪对华实施鸦片战争和殖民，一直曾试图分裂和控制西藏，也没有可信度，加上英国有北爱尔兰独立问题，尽管目前和谈进程有新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曾一直被证明是昙花一现。而日本是曾经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在认罪问题上一直缺乏诚意，至今没有真正获得中国民众的信赖。至于法国，也是自身背负着科西嘉岛的独立问题，不利于出头扮演一个支持“民族独立”的角色。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实力不够的加拿大和意大利，也都存在分裂主义问题，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出头。七国中唯有德国刚刚实现国家统一，内部没有民族分裂势力存在，所以从内政国情出发，能够担当起点燃“西藏问题” 导火索的任务。当然，德国并不是因为别国不适合出头，而默娘喜欢出风头就发起了反华疯的，其后有国际政治变化的背景以及德国自身利益考量，只不过，德国这次又是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1970年代初，施密特总理认识到了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才是真正可能成为在国家利益上长期可靠的国家，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使中国不具有其他几个大国的侵略和霸权性，在地缘政治中也最远离德国，几乎不可能对德国构成实际威胁。在他的任期内，正值美国政治内部开始了“近华反苏”的战略，于是，他毅然决定了德国与中国建交。这种带着长远战略利益的德中关系确立后，无论何种党派势力上台，都没有真正被偏离过。施密特之后的科尔、施罗德等德国总理以及德国历届总统、议长等国家元首，从来没有拿达赖来挑战过德中关系。

然而，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赢得了对苏联和东欧的冷战，德国实现了和平统一，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开始迅速上升，加上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德国终于再次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俨然是一个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角色。在目前诸多国际斡旋中，德国几乎总能插上一脚，扮演着参与者的身份。早在进入21世纪之前，德国核心政治力量已经开始在暗中谋求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

然而另一方面，实现统一后的德国，至今仍然被美国7万人的军队和数量众多的军事基地控制着，美国人如果不自愿撤走，德国人根本没办法赶走美军，因为有源自二战结果的国际协定制约着德国。所以，德国实际上并没有恢复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施密特总理所支持的施罗德总理，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看清了美国单极霸权的危险性，因此联合法国和俄国，反对小布什发动战争，从而得罪了美国，使其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的计划泡汤。为了惩戒德国，美国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德国施加压力，美军就更是不会撤离德国了。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西方各国寻找和构筑新冷战同盟，恰恰碰上新生代力量逐步登上西方各国政治舞台。这些年介于四、五十的新生力量，没有经历过二战，只是在冷战后期成长成人，年轻时经历了西方冷战的胜利，所以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优势深信不疑。而处于目前实际领导核心地位的较年长的一代人，也都曾是反共冷战中的中坚力量。在德国，这种状况不仅在各党派中，而且在德国媒体界也都是普遍现象。例如，德国《明镜》周刊原柏林分社主任加保·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6年，他发表了《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Weltkrieg um Wohlstand）》一书，宣扬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威胁，声称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正面临着所谓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富裕的抢夺。加保·施泰因加特在他的书中主张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建立起“经济北约”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为推销此书的观点，《明镜》周刊从2006年9月 11日刊登了题为“来自远东的进攻——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Angriff aus Fernost. Weltkrieg um Wohlstand）”的封面报道，并继续在后续的几期中，陆续刊载介绍了此书的主要观点。而且，此书问世后不久，施泰因加特还受到了上任总理仅一年之久的默克尔的接见，德国媒体高调报道了这次探讨“新对华政策”的总理府之会。这次会晤后不久，默克尔就于2007年伊始，正式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和八国峰会主席国首脑的身份，正式抛出了建立“经济北约”的欧美“环大西洋经济合作”政策。2007年8月27日默克尔访华第一天，《明镜》周刊又抛出题为“黄色间谍”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封面报道，开始在德国民众中散布所谓“中国经济间谍威胁”论，煽动歧视和敌视海外华人的思潮。这篇报道立刻得到了绝大多数德国媒体的配合报道，一时间，广大无辜的华人沦为德国的敌人，而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埃克哈特·封·克莱登（Eckart von Klaeden）成为抛出新对华政策的新生代代表。

当今德国少壮派染上傲慢痼疾时，像老总理施密特这样经历过战争岁月、拥有战略眼光和哲理睿智的老一代政治家已经随着年老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他们的深谋远虑已经不是今日傲慢自大、从小戴着冷战意识形态有色眼镜长大的德国新生代所能接受的了。此时，默克尔作为一个只能拿反共生平来获得心理自豪，只能以其参与晚期东德民运标榜自己的东德“小姑娘”，不仅在主观上自愿，而且在客观上缺乏国际现实政治谋略的经验，只能沦为德国新冷战鹰派的前台傀儡，接受了“弃华从美”的战略选择。

德国在政治和舆论两个领域的新冷战思潮相互影响下，反华势力甚嚣尘上。德国这股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精英力量，缺乏对世界格局未来变化的正确判断能力，对德中力量对比更缺乏正确的动态估计，他们忽视全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变化中美国日益没落的根本原因，凭借着意识形态主导的主观情绪，认为通过美欧联手就能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重振西方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殊不知，他们的鲁莽令三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德中互信基础被毁于一旦，德国的长期核心利益正成为其偏执而短视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倾向的牺牲品。默克尔一改三十多年来基本一贯的对华政策，在去年访华不久之后突然发动了对华“闪电战”，于去年9月 23日在总理府高调接见达赖，挑战起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来了。默克尔的这次接见，成为今年三月中旬开始的借“西藏问题”反华、反奥运舆论大战的前哨战。

这次，连美国都故意缩在后面，但德国却偏偏狂妄出头，这种可笑而可悲的德国式疯狂来自哪里呢？不仅是我通过十九年在德国的学习、经商、社交和生活深切体会到，而且德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个民族的长处有两个，一是热衷思辨，二是一丝不苟，德国阳光的一面的确可以被誉为“诗人与思想家之国”，但其短处也是两个，一是容易嫉妒他人，二是容易傲慢自大，这也就是德国在历史上总在关键时刻站错队，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制造了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灭犹大屠杀的阴暗面的根本所在。德国的少壮派不明白，连美国都一直是中国的手下败将，德国又岂是对手，最后只会成为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垫背的炮灰。如今，德国自毁多年垒筑起来的德中互信，激怒了中国巨人，必然遭受中国有力的回击。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丰厚的经济利益，巨额订单旁落他人，而且在不可逆转的世界单极向多极发展的未来，德国将要为修复德中关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近受到施密特影响的德国社民党员、联邦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慨叹道，如今需要“胆量（Mut）”来做出不接见达赖的决定。可见德国政坛中目前理性派力量已经处于明显的下风。

此次藏独暴乱与西方媒毒背后的反华势力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达赖喇嘛一直就是西方反华政治中的一个棋子。但是，西藏一直处于中国的实际主权控制之下，达赖领导的流亡藏人无法从境外大规模渗透和影响中国境内的西藏，如今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那么，此次西方和藏独反华势力到底想通过炒作“西藏问题”达到什么具体目的呢？

西方反华势力这次设置的棋局在实质上首先属于新冷战的范畴，因此，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其意识形态色彩都极其显著。作为争夺普世价值观制高点的这场舆论战，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的“和谐”理念当作了主要的攻击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和藏独反华势力精心策划了冲击奥运火炬“和谐之旅”接力活动，对这一活动极尽羞辱和贬低之力的原因。因为，就像上面所分析的，中国的和谐理念已经开始在世界上初步显现出软实力优势，成为挑战以“自由、民主、人权”自居的西方霸权势力、维护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思想基础。要达到诋毁和谐理念的宣传目的，就必须将提出这一理念的中国政府妖魔化，使之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成为“暴政”形象。由于中国没有干涉他国内政的劣迹，更没有上世纪美国里根总统启动反苏冷战攻势之初苏联侵略阿富汗那样的借口，所以，西方只能凭借达赖和藏独势力的谣言，借助藏独暴力事件发起反华舆论攻势，将他们策划的西藏流血暴乱颠倒黑白地描述成中国对西藏的“殖民暴政”，企图牵强附会地炮制出国际干涉“人道主义危机”的借口。

西方反华势力按照以往的经验，将这局棋的博弈双方设定为一方是中国政府，另一方是崇尚暴力的“藏青会”和表面主张“非暴力”的达赖喇嘛。这局棋由藏独势力按照策划走出暴力的第一步棋，妄图挑起一场汉藏间大骚乱，成为国际干涉中国西藏内政的借口。这样的博弈双方在普通善良本分的民众眼中，无论是否受到意识形态色彩的影响，都会从外观常理上认定中国政府强势的形象，而无论是主张暴力的流亡藏人还是主张非暴力的达赖，都被认定了弱势形象。这样一来，无论怎样，西方在媒体心理学的运用上都已经将中国政府置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天性善良的人往往容易陷入抗暴助弱的心理诱导陷阱，从而忽略事件的真相。由于此次“藏青会” 在中国境内外部署了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中国政府如果真因为奥运而陷于软弱，那么就会使事态不断扩大，直至难以收拾。如果中国军警果断依法平暴，又容易陷入“暴力镇压少数民族”的嫌疑。这就使中国很被动，无论怎样在国际舆论中都是输多赢少。而且在暴乱刚开始时，中国的官方基调上了西方的当，不是“嘴软手硬”，而是发表了生硬的声明，从而成为西方媒体可以利用来诋毁中国的借口。

此次西方媒体吸取了《明镜》周刊一家独挑而被华人作为反击目标的教训，干脆来个“狼群战术”，整个德国主流媒体无一例外地投入了这场反华舆论攻势，连老总理施密特参与主办的《时代（Die Zeit）》周报在初期也未能独善其身。这种来势汹汹的架势背后，也有精心设计，那就是，如果能激怒中国官方媒体，就能挑起一场中西方媒体大战，而中国相对单一的官方媒体从机制上就不存在民间非政府组织的配合，难以获得国际舆论的信任与理解。而如果中国官方媒体怯战，那么中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就会更为被动。

这种棋局设计很巧妙，但其弱点就在于始终忽略了中国民众加入博弈的可能。西方反华势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海内外的民众会一反以往逆来顺受的习惯，自发地起来抗争。看来，大言不惭高谈“民主”的西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21世纪的华人早已民主觉醒。正是过去几年西方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将华人逼得忍无可忍，从而激发出了华人的自主维权意识。例如，德国华人经历了反击《明镜》周刊“黄色间谍”辱华报道事件后，维权的自主精神获得激励；法国华人在抗议法国电视台编造“华人黑社会”报道案件中得到锻炼。所以，在此次“西藏问题”中，西方媒体编造假新闻的行为一被华人识破，立即遭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自发反击。忽然之间，这局棋中此起彼伏地多出了许多中方的棋子，中国被动的棋局由此得以扭转，这是西方反华势力始料未及的。而华人民间反击西方反华舆论造假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强势媒体没有在乎这些来自华人的抗争声浪，除了继续变本加厉地炒作“西藏问题”，煽动抵制奥运之外，干脆歪曲这些华人的抗争是中国政府指示的，妄图以此压制华人的抗争。殊不知，正义的抗争不会因为强权的歪曲和打压而停止。

古人明鉴，骄兵必败，哀兵必胜。西方媒体自以为利用其舆论平台垄断，就能够成功地压制华人揭露藏独暴力和西媒造假真相的抗议声音。西方媒体相互推波助澜，开始联手煽动西方民众抵制作为全体华人盛会的北京奥运。当西方和藏独反华势力4月6日和7日在伦敦和巴黎暴力冲击和扑灭奥运火炬，西方媒体为这种丧心病狂的反华举动洋洋自得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波规模更为巨大、节奏上更为频繁的海内外华人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爆发了。一时间，言论被西方媒体压制的各国海外华人，成千上万地高举国旗，勇敢地唱着国歌涌上街头，与西方媒体展开了一场海外华人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舆论“巷战”，华人通过传单、展板以及街头演讲和对话，揭露藏独暴力与西媒造假的真相，捍卫奥运理想和祖国尊严。与此同时，国内愤怒的民众因为背信弃义的法国总统扬言可能会抵制奥运开幕式而开始抵制 “家乐福”，迫使萨科奇不得不紧急派遣特使来华灭火，向受到藏独暴力冲击的纤弱但勇敢的金晶致歉。对西方反华势力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们此次精心设计的反华舆论攻势，激发出海内外华人的爱国热情，使遭受突然袭击的中国政府获得了海内外华人空前规模的支持，使原本一盘散沙的海外华人实现了有史以来难得的团结。西方“自由”媒体太晚才从反华狂热中清醒过来，由于他们制造虚假新闻，谎言被识破后又强词夺理，结果其公信力在华人中极度下降，他们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力几乎丧失殆尽，他们留在华人心目中的负面印象将是持久的、难以修复的。西方反华势力作茧自缚，其战略目的至少有一半泡汤了。他们此次出招适得其反，展望今后可能进入持久状态的新冷战来说，他们陷入了不利局面。

达赖是渐进藏独企图的特洛伊木马

西方和藏独反华势力除了以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普世价值制高点的争夺以外，此次“西藏问题”的抛出还有更为阴线的一招，那就是通过藏青会的暴力突出达赖的非暴力形象，以西方媒体制造的“强硬” 的国际舆论配合西方政界的“软”游说，以逼迫和诱使两种手段促中国政府接受达赖的谈判要求，以期将达赖这只渐进藏独的特洛伊木马送进中国的目的。

从这一目的出发，美国没有出头首先能够减弱中国的警惕。由于德中关系长期处于友好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自2002年就已经逐步显现的德国新冷战势力没有足够而及时的防备，对其反华的动机、策略和手段没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容易将德国的出头仅仅看作为默克尔个人风格的体现，忽视这一反华战略背后的潜心布局。这一招在去年默克尔接见达赖时实际上是奏效了的。中国在强硬应对之后，德国立刻大打两大执政党的“红白脸”牌，以安抚中国。今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接受了德中关系解冻的说法，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默娘打响的是一场围绕“西藏问题”的围剿中国的新冷战，没有料到不久之后中国将面临更为猛烈的德国军团的反华攻势。

无论是“3·14”暴乱还是冲击奥运火炬“和谐之旅”接力活动，公开宣扬暴力的是藏青会和西方支持藏独的组织，而达赖一直保持着相对温和的姿态。大家或许都注意到了，从CNN、BBC到德国的公办大电视台，都高调播放了对藏青会代表的采访，其言论中明目张胆地宣称将使用暴力实现藏独。这一方面是在对中国政府和民众施加心理威胁，另一方面是在衬托达赖的“非暴力”形象，以逼使中国政府重视和选择达赖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人物，从而一方面可以麻痹中国政府，使之放松对达赖的警惕，另一方面可以为达赖与中国政府谈判提供相对有利的条件。

此次借“西藏问题”发起的反华攻势还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特点是，反华的主力军是西方的“自由”媒体，西方政界出奇地保持低调，没有过多露骨地直接参与反华。这葫芦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药呢？实际上，这也是在充分研究了中国政府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之后做出的安排，因为他们知道，西方政府一旦公开叫板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会习惯性地保持强硬，变得刀枪不入。所以，西方媒体与政府唱起了“红白脸”，媒体公开造势，政府背后斡旋，以促使中国政府接受与达赖展开实质性谈判。这种策略似乎在欧盟委员会主席访华后，中国政府突然主动宣布邀请达赖代表谈判中得到了印证。而这个斡旋角色既不是美国的政府代表，也不是哪个具体参与了媒体反华的欧盟国家的代表，是一个形式上相对没有直接参与反华行动的欧盟层面的政客，所以在中国政府那里比较容易起到作用。

那么，达赖究竟要和中国政府谈什么呢？他和她背后的西方反华势力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表面上来看，达赖无外乎想尽早返回西藏。一个年迈72的老人想家，很容易使人相信，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目前，从我与一些华人同胞的交谈中，我认识到，有一些像“阿空”这样的华人，真的认为达赖“是一位有道高僧，钻研了很多东西，看破了很多东西，早已真的平和了，只想在异乡待了50年之后，回到故乡”。

但是，仔细分析达赖自从今年3月10日以来正式发表的各种言论来看，他依然延续着以往一贯的伎俩，企图将中国的内政国际化。他在 “3·14”暴乱发生后，无视在拉萨等地发生的藏独暴力犯罪事实，凭空捏造中国对西藏实施“血腥镇压”和“文化种族大屠杀”等莫须有罪名，以营造西方反华势力对华实施各种形式的 “人道主义干涉”所需要的国际法条件。他不断呼吁国际社会组织调查此次西藏暴乱的“真相”，多次要求中国军队和警察撤出西藏。此次达赖来访德国，又不断利用与德国联邦议会议长、发展援助部长、北威州州长和黑森州执政州长等政要会面的机会，要求德国政府帮助“西藏人民”实现所谓“民族自决权”。熟识国际法的人士都知道，所谓“民族自决权”是二战以后被殖民地人民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运动的国际法依据，这对于不属于“人民”这一概念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并不适用。所以，一些华人同胞认为达赖已经改弦易辙的观点没有可靠的依据。

达赖和流亡藏独势力势力非常明白，西藏在中国不断强大的道路上必然会随着时日彻底融入中国这一多民族、多种文化的大家庭中，西藏僧侣数量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必然会继续减少，这一趋势在西方社会近几百年来的“世俗化（Skularisierung）”发展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印证。这就使通过宗教掌握政权基础的达赖及其心腹人员担心，他们在西藏重新掌握权力的基础逐步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遭到削弱。而目前达赖及其心腹人员在海外难以广泛渗透到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内，除了达赖本人之外，国内外藏民中缺乏其他有绝对号召力的藏独领袖人物，难以发起大规模的藏独暴乱。即使达赖老死海外，死前在海外指认第二个达赖，由于国内藏民难以近距离建立与海外新达赖的关系，其影响力显然会大大弱于今日十四世达赖。而且，一旦海内外出现两个新达赖，他们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斗争，也必然削弱海内外藏独势力。

在这种认识下，达赖及其背后的反华势力都迫切期待中国政府能够接纳达赖回国，而这个达赖就是一个“特洛伊木马”。达赖一旦回到中国，基于其个人的国际影响力和在藏民中仍然存在的基于宗教信仰的号召力，完全能够通过非暴力手段逐步迫使中国政府陷于两难的境地。因为，中国政府既不可能有效地软禁或控制达赖，限制其在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活动，又不可能完全隔离藏族佛教僧侣和普通藏民与达赖的接触。一旦达赖彻底效仿甘地，号召藏民以非暴力形式围困政府、军队和警察等机构，面对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藏民骚乱，即使动用武力也难以奏效。这种后果在印度实现独立的历史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

这就是达赖最近在公开场合下拼命对中国放软话的真正理由，他并非心回意转，而无非是为了力求获得中国政府和海内外华人的信任。一旦中国政府和民众低估了宗教所具备的特殊作用，将达赖放虎归山，以达赖一贯出尔反尔的品行及其在“3·14”事件后的言行中暴露出来的反华一贯本质，他必然将成为一个在西藏借“人权”和“自治”之名，行渐进藏独之实的领头人物。届时，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将饱受骚乱之苦，民族间的矛盾与仇恨会被煽动起来，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难度将会陡然剧增，会有更多的无辜平民死伤于民族冲突，会有更多的财产毁于骚乱。如果达赖最后通过非暴力形式实现了藏独，那么，西藏独立的结局将遗祸万年，不仅藏族同胞与中国其他55个民族之间将会陷入持久征战的灾难，而且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会遭到破坏。可以说，藏族沙文主义的种族自私，将会贻害世界。

所以，中国政府和广大海内外华人必须正视达赖的谎言，不应为其温和的表象所迷惑。此次我们德国华人通过外柔内刚的抗议活动形式，不仅首次使达赖在德国的游说活动不再如以往那么随心所欲，而且通过我们的积极宣传，向德国民众揭露了达赖难以令人信赖的不一言行。我们首次向达赖提出了中国民间与他对话的要求，递交了要求他解释其不一言行、放弃实质藏独的公开信。如果海外华人要求与他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其可信度的质疑越来越多，那么，达赖妄想利用西方反华政治与媒体势力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策略就会遭到有力的阻击。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理所当然地会注重民意，我们不答应，达赖就不可能实现他的回归计划。

事实上，达赖一天不放弃通过西方干涉中国达到其自身政治目的的妄想，就不可能真正获得中国民众的信赖。因为，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曾因此短暂失去了对自己大片领土的有力控制，甚至于不得不割让领土，西藏问题起因就在于此。因此，达赖只有真正认清国际与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彻底割断其与西方列强的联系，真正依赖中国民众，停止一切直接的和变相的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收回其对中国的无理指控，以实际行动逐步修复他和他手下的流亡藏人在海外造成的中国形象的损害，才有祖国重新接纳他这个暴力分裂叛乱者的机会。

拓展学识，认真钻研，独立思考

反华势力这次是有备而来，在藏独问题上，他们早已绞尽脑汁，不断在西藏的历史问题上、国际法领域中，制造似是而非的观点，甚至凭空编造所谓“事实”，企图利用狡辩与谣言的混合剂去影响西方乃至中国的善良民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的确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我们拥有敏锐的辨析能力、充分的知识基础和犀利的辩论能力。

“阿空”那种近乎唐僧式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在国际政治历来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虚无缥缈。他的“要问我什么政治观点，我现在可以说我没有观点”的自白并不诚实，因为他的字里行间已然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还给自己加上了“或多或少是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的桂冠。“阿空”那句“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从全人类全世界的角度看问题，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多么地空洞而造作。他缺乏对世界、对达赖和对藏独的深入了解，当然无法理解他的同胞“在藏人面前 ‘战斗’”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我相信，“阿空”自己的确是认为他“做了一件很充实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写出这个帖子的目的，为的就是向大家证实，他“在这种Experience of ‘ONCE IN A LIFETIME’的关头”，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正因为他没有脚踏实地地去钻研西藏问题，所以他“努力的思考”只能陷在“直到现在的迷茫”之中，除了含糊不清地“列出了很多种可能性”之外，不敢“掺杂任何评价”。

“阿空”如果想将“这两天里太多的经历”变成他人生中真正的财富，那么，他需要的不是那些他尚未搞懂却在滥用的华丽词藻。他“对所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对话以及最最难以描述和评判的人性”，除了“有了最直接的面对和思考”之外，要想让他的“思考”得到有益的“结果”，而不是心智“疲惫”的话，他应当去看书，看很多的书，还应当去听取不同的观点及论据。

从“阿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并非像其所写，“世人怎么评价，我无所谓了”。他发现周围不少同胞不认同其观点，但又陷在他自己的固执中，所以在他眼中，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想压倒反对意见，每个人又都想用自己的意见代表‘大家’的意见。”“阿空”轻易做出“有的问题，根本无解”的论断，实际上是在掩盖他在西藏问题上肤浅应对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以“到此为止”逃避大家对他的尖锐批评。

面对许多问题，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并非自以为是，也不一定非得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海外的舆论环境中，代表中国利益的观点实际上是非主流的，渗透着反华目的的各种观点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华人进行着渗透。有时候，我们的爱国言行会遭遇到一些压力，各种隐蔽而花巧的反华观点会披着巧妙的伪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这种言论会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华人之口。对此，我们应当通过独立思考和分析辩论去伪存真。

最近也有华人担心政府开始与达赖代表谈判，我们抗议达赖的活动可能会与政府的决策相违背。我认为，如果中国人在21世纪仍然没有独立观点，处处要与政府保持一致，那么，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我们要的是在国家利益上的实质性的一致，而非与政府行为和言论上的表面上的一致。那种有“保持一致”想法的人，大多不是仍停留在缺乏自主意识的过去，就是根本的投机分子。我们需要细心观察西方政府和民间的“红白脸”游戏，吸取经验，真正学会打中国的民意牌。

对达赖和藏独势力应当直面以对

我们应当牢记孔子的教诲：“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从“阿空”的帖子中我们应当认识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性，我们首先应当充分学习相关知识，钻研多方观点，以做到在与达赖和藏独势力直接较量之前“知己”，然后在“知己”的基础上参与到与达赖或藏独势力直接进行接触、对话和较量的“知彼”活动中去。只有了解了达赖其人及其言行策略，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从容应对达赖的笑里藏刀的计谋。

我们在“西藏问题”这个问题上，必须遵循以直报怨的原则，不能用激进和暴力的行为以怨报怨。无论是出于对达赖年长的尊重，还是考量他在藏族同胞中的宗教信仰地位，我们都需要以一种上善若水的策略去以柔克刚。据我对抗议达赖活动的了解和参与情况，我们在德华人至今都遵循了这一策略，同时也没有将藏族兄弟姐妹们当成我们的对立面。此次在纽伦堡，当一些流亡藏人颇带攻击性地挑衅起我们的抗议队伍时，我们所有参与抗议达赖的同胞都表现出了充分克制，从而避免了肢体冲突。当我走上前向流亡藏人们伸出手，称他们为兄弟姐妹的时候，除了几个极为年轻的藏人拒绝与我握手之外，年长些的藏人都逐渐收敛了他们原来的挑衅姿态，最后与我握了手。我们应当努力推进西藏的多民族文化包容与融合，化流亡藏族同胞的偏见与仇恨为理解和认同。

希望纽伦堡的“阿空”能够看到我的这篇回应文章。但愿我的文章能够给“阿空”和其他同胞提供一些参考意见，“阿空”能最终通过潜心探究和思考走出西藏问题的迷宫，看透达赖的言行实质，从而不再陷入迷茫与困惑，不再被达赖的微笑所迷惑。

周坚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完成于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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