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南（中印边界）及六二年对印战争问题与网友的讨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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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59-62年的西藏叛乱。在大多的公开介绍中，似乎就是PLA简单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初期关键的拉萨之战就赢得十分凶脸，如果不是旧藏军的战斗力太差，如果他们有康藏叛军的素质，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以兵力对比，PLA很可能会吃大亏。而一旦在拉萨败北或者仅仅是不能速胜，整个PLA的驻藏部队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个孤立集团。即使拉萨之战获胜，PLA随后也没能实现聚歼叛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叛军大多安然退出国境，其后数年，PLA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灾害”已经来临，这时候同样不可能是和印度开战的好时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实控线上单方面后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但关于这一点，雷英夫的回忆却同时又提到 “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实际控制线20公里，那么怎么还会有命令部队在此区域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实控线一侧，又怎么会有“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的可能？联系当时的情况，我的推测是，所谓“后撤20 公里”实际很可能只是将实控线一侧20公里内的固定哨所暂时后撤，但仍然会有部队不时巡视。显然，这些（固定哨所后撤以及“几不”）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达赖，支持、武装叛军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乱基本被彻底平定的62年就爆发了中国“忍无可忍”的对印反击战，难道仅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倒是这段历史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了。相关的资料都不难查到，所以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自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10月20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击溃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长，攻克了克节朗-达旺地区，其间比较重要的事态还有，10 月22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第二阶段主要是从11月16日到21日，我军从西到东，全线大捷，特别是在东段，当面印军主力基本全部被击溃，我军前锋直逼中国所主张的“习惯线”，甚至可以说，当时只要我方愿意，饮马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应该不是件难事的。可以说，这是建国之后的对外战事中打的最畅快淋漓的一场。不过也正是由于战场上压倒性的胜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后的无条件全面撤军，有的人更是借此抨击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视国土如弃履，为了个人的“天朝心态”而丢掉了所有的胜利果实。但这种批评是相当不公正客观的，检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动撤军的决策是非常符合对于当时中印双方在边界上可投入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

任何略知军事常识的人（即使是在下这种半瓶子醋）都知道，对于一场战争，初战的胜负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取决于（失利）一方有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和实力，而62年的印度两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舆论一致高呼要“收复”失地；后者，印军当时总兵力数十万，也有大容量与可靠的交通设施可供迅速调兵至前线地区，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战场上军事优势。――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辉煌大捷的我军叁战部队，主力仅仅是一支师级的藏字419部队，仅4个多团，几乎没有重装备（能运输到前线的最大口径火炮只是120迫击炮，炮弹还是靠当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当时我们的空军比印度强，但问题是在西藏既没有可供支援前线作战的机场，也没有适合在西藏气候地理条件下作战的飞机），这支英雄的部队从此跨入了我军头等主力的行列，现在是我军唯一的正式山地师。然而，无论是中国参战部队的勇猛善战、机智灵活，还是印军的指挥低下、战技生涩，都不是可以长期依靠的条件。历史证明，一场长期化的战争，最终的胜负必然取决于双方国力能够并愿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实上，即使这种初期战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国方面自己最乐观的预料。在战前的估计会上，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张国华也只认为能够“打得赢”却没能摆出必胜的客观理由，而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甚至估计：“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我们都知道，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胆量气魄极大都是毫无争议的。虽然说战前不料胜先料败是军事好手和庸材之间的区别之一，但能让毛泽东如此担心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出，中国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以及最终导致的结局是没有多大把握的。

而这一顾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交通困难导致的后勤补给问题。建国之初的PLA，历经千锤百炼，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从总体来说，当时的印军与PLA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正如有力气并不代表在所有场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气一样，例如金门之战，一水之隔就使得叶飞兵团主力只能坐视战友苦战不支，再如何愤怒却也无能为力。而在当时的物质、科技以及国内外政治条件下，无论是从外来威胁的主要方向考虑，还是从实际可以长期维持的角度考虑，都是无法在西藏长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队的。而从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虑从内地进藏的交通问题，可从西藏前往藏南地区，虽然直线距离要比前者短，但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此时要面对的对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战争优势无法持久，即使他的对手仅是小小的尼泊尔，更何况是当时国力（不是军力）基本和中国同一等级的印度（还不考虑其它强国可能的武装干涉）。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后勤战，再强大的现代军队，没有了后勤供应也会不堪一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在62年战争中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争取到了中印边境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毛泽东当初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这一细节也与坊间流传的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安定基本维持到了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发生最严重的对峙的1987年，双方最后也都克制住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东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但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敢借机复仇。除了可能的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外，应该说，也有当年PLA奇迹般的胜利余威尚在也是个重要因素。仅此一项，节约的资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当年为了防备苏联和美国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费的资源和或有损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说如果发生真的冲突，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其次，是无意的副产品――老巴成了我们最铁杆的朋友，通过这条线，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一些敏感活动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说实在的，这只能说是中印关系破裂后的极为勉强的弥补，毕竟，印度的块头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话又得说回来，老巴至少在目前为止，表现得它是一个很忠实的盟友，比中国从前任何一个大力援助过的国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长国威，连印度这么大个，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个大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气的在旁边喊：“我是没准备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认，新中国实力非凡。没有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外战胜利，当年中国也没有资格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员，虽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毕竟能挤进去就极不错了。八十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及在此基础上打开的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良好的局面，其实大部分底子还是靠建国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对印战争的一份功劳（当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话，并不大）。

从上面的史实和逻辑分析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62年的时期内，仍然没有任何站得脚的、难以辩驳的证据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测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高层中有或有过一个放弃整个藏南的实际计划或事实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较可靠的推论只能是：中国在这段期间，因为一直有大量不利于与印度摊牌的客观限制条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或至少暂时缓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战争大胜时“突然”的撤军决定，也是建立在对于后续局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上的――胜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时也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如果被胜利冲晕了头脑而作出就地坚守新取之地的话。

不过，该检讨的还是得检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对印外交政策有没有失误？有的，主要是确实存在着对国际关系思考过于理想化的问题，这是国际共运和传统王道思想带来的国际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高层外交思维中的后果。反映在对印的具体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乱气焰已经被基本打下去，驻藏部队的力量与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后，而印度却仍在步步进逼时，仍然以为靠后撤、隔离就可以稳定边界状况，这被事实证明显然是判断失误的。另外，在62年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东线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么彻底，比如在麦线以南至少保留几个象征性的据点，也是可以探讨的（不过西段就并没有撤得很彻底，见附图十，东段是否实际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并没有占据决策的主要考虑地位，尤其在中印边界这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这种浪漫主义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务上），出台的（对印）忍让政策基本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限，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摊牌的话。

另外，当初采取那些“软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过早冲突之外，也有保持与印度关系，祈望印度也能够最终以同样的态度来商讨问题。当然，上面已经提到，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但在这点上，也必须考虑到，当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一度相当友好，双方除了在边界上的争端外，似乎结成了牢固的准盟友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整个50年代），认为最终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不仅是中国方面的想法，其实也是印度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5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当然，当时还没有“第三世界”这个称呼）国家中，都有一股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全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能与美苏阵营抗衡的力量的想法。只不过，印度以尼赫鲁为首的领导层，大都受过长期的西式教育及熏陶，对于建立在西方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国际斗争方式和特点的了解更透彻，而且他们在独立运动及独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归属斗争中积累了相关的丰富经验，所以在与中国的边界争端中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争取到了更大的主动。不过在 “称赞”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时，仍然要指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印度有这样选择的自由度。天然条件是国际竞争中各国不平等的起始点，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对中国）天然优势极大，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件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抽离出来，单独进行看待的做法。因为那样除了可以把历史当成面团，随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释外，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藏南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局势背景的。如当 PLA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要点都已经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本部内部却又有重重潜伏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能是能收回藏南？还是更有可能会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事实上，新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嘎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的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历史知识，根据力量对比，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直接有效治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的，而没能取下藏南却成了极大的罪状。政府的尴尬在于无法公开承认无力在与印度的对峙中保持藏南，何况自己还把失地数字说得那么大（这倒本是所有国家对争执领土的通例――即先画进地图再说，而国朝还有个要和民国、包括逃台后的国民党竞争的压力），这本来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的（公开承认无法收复甚至保护领土是任何政府都不肯承认，也不能承认的，那在政治声誉的损失上将是灾难性的）。于是有些人正好利用这种不得已又不能说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捍卫每寸国土的高姿态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摘取某些情况进行上纲上线的大批判。遇到这种麻烦的情况，政府又干脆发挥了本朝的“特长”――闭口不谈。而攻击其的人更不会替他们解释具体情况。时间一长，大多数人除了仅仅知道一个“藏南九万失地”之外，对于事情真实的来龙去脉自然一无所知。说实在的，这是标准的鸵鸟政策给自己制造或者说扩大麻烦的例子。扯开说一句，这又一次证明，仅靠一味的隐瞒和拖延，从长远看，不但无助于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只会增添更多的困难。只有真实、完整与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聪明的政策（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远了，不提了）。

另外，在藏南问题上，还有一些夸大其词、但又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声称藏南有着极为丰富的、而中国现在甚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资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经向其移民六七百万之多，如果藏南在我们手中，向那里大量迁进内地移民，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西藏问题云云。在这里也略作分析。根据天涯社区的尼丹小网友通过直接的印度数据考证（http: //www1.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 strItem=worldlook&idArticle=34318&flag=1），整个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藏南争议领土印控区基本都在该邦）现人口也不过一百余万，其中有部分地区尚不在中方主张区内，如果再考虑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于中国主张习惯线附近的有关地域本来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两属地区（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请参考吕昭义先生的《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很显然，所谓“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万”一说是完全失实的。这同时也显示，企图在藏南地区大量安置内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实藏东南部分地区的海拔也不比云贵、西北高原高得太多，仅从理论上，向那里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难以适应气候条件的因素）。至于藏南的两大资源――森林和水（力）。前者，还是一个如何不经印度，合乎成本的运输出来的问题；而后者，好象如今最宏伟的水利构想――南水北调，其中最最乐观的人也只敢想象“五江并调”，脑筋最远动到怒江头上，我甚至还没看到有把雅鲁藏布江水调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说，因为与其那样，似乎还是从南北极运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于发电，首先西藏大部分潜在水力资源现在就在我方控制区内，其次，除非把电力卖给南亚地区或是能源传输技术有质的突破，否则藏南即使开发了大量电力也无处可用。

顺便谈一下藏南问题可能的走向。近期，中印双方在边界谈判上有加速、突破的兆象，最明显的莫过于温总理访印时达成了关于边界走向的原则协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清晰天然的地理特征为划分中印边界原则”一语，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是中印之间最无可争辩的“清晰的天然地理特征”，所以一般推测，这可能暗示将来的中印东段，即藏南地区的中印边界线走向主要将和麦线差不多。但中方完全接受麦线也是不可能的，那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无法向海内外交代的。在中印边界划分原则中，另外一句“考虑敏感性和民族感情”，应该就是指这一点。当然，根据“清晰天然地理特征”，印度在中西段同样必须基本放弃他们的领土要求，由于和我们差不多的长期宣传影响，不作一定象征性调整，协议估计也同样过不了印度国内的关。所以，中印边界的明确划分仍然是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工作，双方同样有难以大幅退让的理由。即使达成了，估计双方国内也都少不了直冲云霄的痛骂声。而且据在下猜测，中国内部的不满会更大，毕竟从目前推测估计，我们（将）在地图上的失地更大（附图十一1-4），而我们要求藏南的理由（至少是对其中部分地区），比印度要求阿克赛钦的理由更占得住脚。不过现在毕竟都是凭空猜测，无法作准。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中西段基本保持，东段能收回达旺、色达地区，在洛隅、察隅也有至少部分象征性收获，是可以接受的底线。否则还是宁愿在法律上继续拖下去。至于有人以可以等待时机为理由，拒绝任何不收取全部争议领土的妥协方案，我倒是很不以为然。首先，如上述很多资料已表明的，所谓藏南九万失地，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大多数本来是无主地或是两属地，为了这些长期和印度这样的周边大国对峙，而不是尽可能化敌为友，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都是弊远大于利的。其次，藏南远没有宣传中的重要、富饶，对于中国的地缘及经济战略地位也在可有可无之间。领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并非至高无上。中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及必须保证的主要方向都肯定是东方的海洋，而西部当以稳定为上，与印度即使不能再复曾经的亲密朋友关系，也不应该树为死敌。这都决定了对藏南只能采取和平妥协的解决办法。既然以谈判完全收回藏南已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该现实的尽可能多的收回一些地区。至于有人提到签了约，一旦时势有变却无法乘势扩大收益，将会追悔莫及。我以为其实仍然是太好人了。在任何可预见的时期内，要发生了中国有能力以可接受的代价大取藏南之地的变化，必然是印度有剧变，或者是如苏联那样的崩溃，或者是被外敌彻底打败。这两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似乎没有发生的可能，而如果真出现了，那种乱局下，只要有决心，还怕找不到废约的借口？地图嘛，人画得，人就能改。关键时刻只有国家的力量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最后要向地图爱好者联盟的Elite、?|郭逡、14军等网友表示感谢和致敬，没有他们的辛苦、卓越的收集、考证、制作原始资料、地图，并无私上传共享，本文大半将会是无源之水。

也要感谢前驻藏高级干部杨公素先生、云南大学吕昭义教授、美国藏学专家梅.戈尔斯坦先生、著名网友尼丹小、愚人-等诸位，他们的著作和文章所提供的历史及背景资料对于本文的作用犹如骨架之于人身，再次向他们表示致敬。

还要感谢天涯社区的陈小黑网友，没有与他究根问底式的辩论，一向懒惰的笔者是不可能会提起笔完成本文的，所以也要向他表示致敬。

最后要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读者，并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因为你们居然能够忍受看完了如此繁琐、无趣而又喋喋不休的滥文。写本文的过程中，俺最大的收获就是 ――终于从怀疑自己是个废柴进步至充分认识到在下确实是个废柴……（向内裤门大人致敬！《暴风雨中的蝴蝶》万岁！！！^0^）

PS：如有意转载本文，最后的感谢与致敬严禁删节，并请注明西西河社区www.cchere.net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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