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命科学的圣地--岳阳路3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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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所医学研究所一个所，怎么变成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细胞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昆虫研究所、药物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

岳阳路上，有一透着大团绿色的院落，终年葱郁而静谧。几年来，我不止一次将目光投向这里，因为它异乎寻常地引人入胜。

我找到了资料，这座大院始建于1929年12月，那时日本出于路人皆知的目的，从其握有的中国的“庚子赔款”中拿出一笔资金，以每亩白银一千五百两的地价，在法租界购得这块位于徐家汇路和祁齐路交叉点处的五十五亩土地，后又补购若干，于1931年4月建成一座“自然科学研究所”，打着与我国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幌子，从事中草药、长江鱼类、地质和磁学、中国发酵制品等方面的研究，为侵占中国的宝贵资源作准备。

日本政府对该所非常重视，经费逐年增加，到四十年代每年拨款都在七十万元以上。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这儿不仅有耗资二百四十余万元的实验大楼，价值八十五万余元的仪器设备，六点四万余册图书，还有辅助研究的动物舍、植物温室、磁气室、子午仪室、重力测量器室、药品库、车库、宿舍等，可谓一应俱全。战后，即被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接收。

当时，前来接收这座大院的是中研院物理所代理所长施汝为，他是我国磁学的奠基人，他留美时完成的博士论文“铁钴单晶体的磁性”，即被国际上誉为铁磁学研究中基础性文献。回沪接收，对他来说，可谓重拾金瓯。1934年他归国加盟物理所，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他和夫人顾静徽教授在这里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磁学研究，夫妇俩并在1936年为爱徒、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女士争取到留学费用，送她挥别了黄浦江。不久，他便带着物理所转徙西南，艰苦备尝，现在终于回来了。虽然，原所址已破损不堪，但能接收这样一座大院重建家园，则又是不幸而幸了。由于这边的基础条件比原来好得多，物理所很快便安顿下来，磁学研究室也很快得以恢复，成为我国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领域。

但是，这方宝地，却又被我国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看中，他就是我国生理科学奠基者，曾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战时军医署署长、被美国政府授予英雄勋章的中将医学家林可胜教授。早在重庆时，林可胜便在考虑战后的医学建设，打算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在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这便是后来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同时，征得中央研究院的同意，筹备成立医学研究所，也设在上海，而最理想的所址，莫过于曾被日本人作为医药和生物研究基地的这座大院了。这样，中央研究院便在南京九华山为物理所重建新的大楼，1948年竣工后物理所乔迁新居，而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则进驻开张。

为建成一座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所，林可胜招来了三员大将，即冯德培、王应睐、汪猷。冯德培是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带的研究生，1933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剑桥和牛津作研究，发现了神经肌肉接头的电传导现象，被国际公认为该研究领域的先驱者。王应睐是剑桥大学生化系博士后，该系的研究课题大都处于国际前沿，曾接受过李约瑟、李大雯夫妇的指导，归国前便是国际知名的血红蛋白和酶学专家。汪猷则留学德国，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R·库恩教授从事有机物化合研究，获博士学位后于1940年回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合成出新生抗生素——桔霉素，受到世界关注，也使我国首次有了国产的抗菌素药品。他们三人按专业自然分工，分别负责生理、生化、有机合成三个研究室的筹备。

那时，医学所虽刚走出襁褓，但蒋家王朝却已日落西山。为收拾残局，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前来“视察”，要医学所（筹）将所有人马和物资一律迁往台湾。当时，实验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双方颇有些僵持不下。会后，还是在这会议室里，林可胜教授坚决地对大家说：“我因历史的原因不得不走，但你们不要走，跟蒋介石跑是没有前途的！”就这样，医学所完整地保留下来，解放后建制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冯德培任所长，王应睐任副所长。从此，这座重新挂牌为“岳阳路320号”的大院，便成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一翼。

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这儿充满了激动、喜悦和优雅，因为那是一个号召科学人才归国和科研机构快速扩张的年代。在引进人才方面，王应睐最为成功，连冯德培也羡慕地说：“建设研究所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争取和培养好的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王应睐先生要比我幸运得多，他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从外国请回来曹天钦、邹承鲁、张友端、王德宝等生化学家，而我直至1956年才请到一位神经生理学家即张香桐先生。”不过，冯德培也该自豪，从1952年起他领导的这个所便开始发生“裂变”，先是汪猷分出去成立了有机化学研究所；再是王应睐分出去，成立了生物化学研究所；再是张香桐分出去，成立了脑研究所；而冯德培自己的一块，则单独保留为生理研究所。这样，一个所就变成了四个所，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便可告慰晚年寄居牙买加的林可胜先生了。

另外，早年与陈毅市长一道在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著名细胞学家的朱洗，也领命进入这座大院，筹备成立了实验生物研究所，即后来的细胞研究所。这样一来，这座大院可谓精英荟萃，八面来风，只待闻鸡起舞了。

去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载平，是1956年考入的首届研究生，他说，那时的320号大院还没有如今这么多的房子，大片的草坪，无数的花木，春天真是绿草如茵，繁花似锦，老大楼内（现生理所大楼）三楼西北角有了个书报亭，师生们在实验间隙，常去那里坐坐，拿杯茶交谈手头的工作，往往对实验很有启发，这个也许就是科学的象牙之塔。

生活情调更浓的还是那些归国的留学生们，我曾采访过曹天钦先生的夫人谢希德院士，她很留恋那段美好的时光，她说，那时我们都住在大院后面的专家宿舍楼里，我和天钦住楼上，李林（李四光先生女儿）和承鲁住楼下，一到周末，我们就聚在李林家的客厅里，我和天钦或钢琴伴奏或四手联弹，承鲁口琴吹得很好，李林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大家就这么乐呀乐的，一直到深夜。他们这些人，包括冯德培、王应睐在内，大都有留学剑桥的背景，故有人将这儿称为“小剑桥”，这本无不可，但“文革”中却成了他们天大的罪名。

不过，这些沾满“洋”味，被视为“小布尔乔亚”的年轻学者，在科学研究上却个个是勇士和猛将。朱洗，于1961年3月得到了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小蟾蜍，解决了几十年来世界生物学界一直争议的有关人工单性生殖的个体是否有生殖能力这一大难题。接着，由王应睐组织汪猷、邢其毅、钮经义、邹承鲁、曹天钦等人联合攻关，于1965年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轰动了世界，连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化学组组长泰司鲁斯教授也前来北京“刺探军情”，他对这项工作的评价是：“你们可以从教科书中学会制造原子弹，但不可能从教科书中学会合成胰岛素。”惜乎“文革”开始，这项成果也就失去了获奖的可能。而由王德宝领衔的另一个攻关组，经过多年努力，又于1981年11月，再次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转移核糖核酸成功，标志着我国生命体的基因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在世界上第一个描述大脑树突上突触连结重要性的张香桐，则去开启人类自身最隐秘的“黑厢”——大脑，对脑震荡、脑水肿、脑细胞变形一一作出理论上回答，开创了脑科学研究用于医学临床的成功范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72年8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应邀来华访问，提出要见两个人，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他要见的便是王应睐和曹天钦。而这时，两人皆被“打倒”，王应睐被放到实验室当化验员，曹天钦则被赶到烟灰弥漫的车间里打煤砖。出于礼节，他们被通知换上干净的衣服，又文质彬彬地出现在李约瑟面前，依然以“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会见，但就他们的心境而言，恍如隔世一般。当年，王应睐是剑桥生化系接纳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正是在王应睐、鲁桂珍的影响下，李约瑟成了“中国通”，并萌生了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巨著的心愿。而曹天钦则是李约瑟在重庆创建中英科学合作馆时的助手，曾陪同李约瑟北上渭水、终南山，南下滇黔浙赣，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现状，结下了深厚友谊。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因醉心于中国的道学思想，才取创始人李耳之姓为己姓。临别时，李约瑟又送给他们一张自己的名片，上面又多了一个别名“十宿道人”，表示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皈依的信仰。

李约瑟确给他们带来了好运，他走后，王、曹便被“解放”，这也就意味着这座大院已开始“解冻”。果然，不久便让王应睐出来收拾局面，而曹天钦则被派往湖南，用他高超的技艺，去破译长沙马王堆出土女尸的保存之谜。

在王应睐先生九十高龄之际，我曾拜访过他。在这儿，他整整工作了五十年，看得出，他对这儿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对这儿的每一步历程，在记忆中都像昨天一样清晰。他说：“这么多年，我最高兴的，就是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不断地出成果，我感觉这比我一个人单纯地搞实验要好得多。”是的，他所带的学生，不仅有像彭加木这样在领导岗位上以身殉职的科学家，有刘新垣这样在中科院首位“下海”的院士，有张友尚、李载平这样的众多的两院院士。但是，由他领导的多项荣获国家重大科学成果奖的获奖名单上，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名字。

如今，这座大院里的树还是那样绿，草还是那样青，可那些最初的创业者们，不少人已陆续带着他们的荣誉和光荣离我们而去，虽然，多数人尚没能像朱洗先生那样在这里竖起纪念的雕像，但是，他们所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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