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验”的上海遭遇: 上海政府一位香港雇员的自述
傅民生 发表于 2006/02/12 18:20 一品 百草园 (www.ywpw.com)
编者按：1月13日，《东方新闻周刊》刊登《说港式普通话的傅处长》一文。文中的“傅处长”傅民生，两年前在上海市政府启动的“引进香港千名专才”计划中，作为香港专才引进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岗位，成为上海市政府机关中不太常见的一名港籍雇员。今年春节前夕，因两年聘任到期，傅民生结束受雇生涯。离沪回港之际，特地投书本刊，总结两年感受，并表达了对内地机关文化、政策制定、文化包容等方面的思考。我们在此摘登部分内容。虽然他的思考未必准确、符合实情，但我们希望从他人的视角与评价中，获得启发，引发思考，亦如作者所言：“加深了解，共同进步”。
2003年11月初在香港接受远程面试，12月15日到上海政府机关报到。转瞬间，我在这里工作已过了两年任期。
“提心吊胆”来报到
我来自香港，老话里，属于“境外人士”。上海市政府这么放心我的背景？别以为我上面有人，打从20年前投考国内大学开始，都靠自己努力，在内地，连亲戚都没有，谈何熟人？或许，这印证了我所经历的国内行政机关办事方法：“天下之事，断在于独”，为实践政策目标，政府行事果断坚决。更或许，我在内地的空白人事脉络和在香港的基层社工背景，倒成了有利条件。
在浦东机场，接机的未来同事就吓了我一跳，说市民政局书记这两天会接待我。我还在揣磨内地厅级党委书记会不会像西方电影里共产党高官冷冰冰的模样，民政局一位组织人事官员告诉我，未来两年，“你就是这里的副处长，相当于区县基层的领导了”。这一下让我更犯了愁：我该怎么当“领导”？
好在，与书记的见面让我轻松了很多，这位克己守礼、宽以待人、亲力亲为的民政干部，使我重新认识内地官员，并留下极深印象。
我不是“花瓶”
有些香港社会福利界朋友，听说我要到上海工作，曾有过“花瓶”议论。
对长期从事基层社会福利工作的我而言，这是一个善意忠告。来到上海，我因此更加踏实工作，不断累积经验，深刻思考钻研，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希望“人在其位谋其政”。
上海民政局的领导和部门前辈们，也未把我当“花瓶”，而是常常鼓励、指导。我深思以往的工作实践，反思香港的深刻教训，利用英国所学的政策研究的知识，大量搜集相关材料，整理、归纳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性机构关于社会政策管理的一般性原则和导向性技巧。上海是个老龄化城市，急需这方面的处置对策，我受托有针对性地研究各国老龄政策的实施经验，为局领导的决策提供一些探索性方案和科学资料，我将材料做得相当充实。
上海的机关部门中，研究氛围特别浓厚。一个原因，是由于市委、市政府越来越重视落实民生事务，强调以科学的观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一个原因，是上海同事善于自我发现知识盲点，极具谦虚好学之精神。这也使我备感压力。
为“弱势”部门鼓吹，“香港背景”成了优势
两年中，我经常与部门处长、同事们并肩作战，为出台和落实有关政策，替民政这个“弱势”部门和“弱势”群体游说、争取、鼓呼。我的香港背景居然也派上了用场。同事们有时就说：“由你来守住最后防线。必要时，你就把‘香港’搬出来，把知识、理论、模式什么的搬到桌面上，增加说服力”。
这一招果真有用。一次，民政局与财政局就某件事协商未果，就由我陪同局长再次商议。目标虽仍未达到，但我搬出的一些国外经验和香港做法，获得了对方的部分认同，并在政策口径上有了某些松动。我常常检讨说，不能说服财政部门支持我们的要钱、用钱方案，与我们研究政策导向的经验不够、缺乏科学理论、未能梳理出相关政策改革的主导机制有关。
不过，我也低估了上海人的能力。今年1月5日，市领导召开研究养老政策的会议期间，我诧异地听到财政部门负责人发言说：“我们认为服务补贴应给予需方，一方面老人可自主选择服务内容，感觉较被动施恩的形式要好；另一方面可以刺激服务供方形成竞争。”相信许多港人跟我一样，恐怕未曾听过香港财政官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过这个财政与人文理念兼备的公共理财观点吧！无独有偶，市府办公厅去年转发市民政局等6个部门的文件，其中的一项政策就容许老人将政府服务补贴用于机构养老或居家养老服务中去。
上海这项“居家”与“机构”一体化服务补贴政策，是“钱随人走”的经典养老福利措施，类似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称为“照料管理”的福利运作体制。不过，西方国家实施“资方与供方分离”的养老福利改革时，其政策从研究到落实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而在香港，10年前就提出，至今也未曾真正探讨过。这件事让我很有信心：上海的养老福利服务经验将会成为科学意义的“上海模式”，并将为国际社会的老龄政策研究贡献一份可贵经验。
我的观念也在变
香港是一个比较推崇量化数据分析和西化管理模式的地区，目标管理效率较高。我在上海履行“副处长”职责的两年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事在考验我的公务能力，让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中庸”之道的处事法则，领略到以往并不熟识和理解的传统文化特点，而且逐渐认识到：数据分析与西化管理，恐怕还无法应对内地“民情”的独特性，未必有效，反是一些“中庸之道”，能拉近“官民”甚至“同事”间的感情和工作关系。
多次与上海同事思想“碰撞”后，我在处理一些“信访”个案时，也学会侧重圆满解决具体事件、而不只是简单地裁判对或错。平心而论，这是高难度而易触礁的公务手法，对公务员的处事技巧提出了很高要求。我很欣赏这种为民办事的公务作风，厌恶那些规避责任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法。
古代有句名言：“为政在人”，从事公务的整体队伍，必须是正直无私、体察民情的公务员。我在市民政局机关的公务员同事，多是领导职级，他们对社会事业发展的精神投入、工作力度和力争上游的拼劲，常让我动容。纵使福利待遇并不高，工作繁重、压力巨大，但他们依然充满干劲，更常常展示其历史觉悟和人文精神，令我这小香港不得不折服。也许就专业领域而言，香港的官员更占优，工作方法也更适宜些，但在长远的宏观规划制定上，远远落后于国内，更不用说上海。我在市府机关里工作，参与为全市制定长远的政策时，常常领略到领导从“政情”角度所作的关键性决策。
即将离开上海回港，有些难过，又有些歉疚。我所付出的，远少于所悟到的。在上海受到的礼遇，让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学习成长的意愿。真希望沪港两地市民能够加深了解、共同进步，也愿我们永不说再见！
《华东新闻》 (2006年02月10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