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的权威: 代价高收获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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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没兴趣和达赖进行新的谈判

北京现在没有什么兴趣和达赖喇嘛进行新的谈判，因为他们认为他仍然不是真的想要拟定一个中国所能接受的那种妥协方案。1995年为了在中国挑选新的班禅喇嘛而引起的争论，就表明了在相互妥协的问题上双方都有极大的困难

达赖愿意合作挑选班禅

当第十世班禅喇嘛1989年元月28日逝世时，中国政府就同意了会准许挑选一个新的班禅喇嘛。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无神论者，对他们说，无论哪一个灵童最后被选为新的班禅喇嘛都无所谓，不过，因为对西藏人来说，那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为了保证这位新的转世灵童能够在西藏让大家接受他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挑选的程序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符合藏族的惯例和准则。同时，北京认为在政治上必须明确表示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有权处理挑选转世灵童的事情，而且下一位班禅喇嘛必须是在中国找到的。北京为了要达成这两个目的而采用的策略就是成立一个“正统”的藏族寻访小组，由已故班禅喇嘛寺院（扎什伦布寺）中的喇嘛和僧官组成，并授权让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梦境、预兆、迹象、寻访）去确定一批转世的“候选人”。这一步完成以后，就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抽签，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把候选人当中一位的名字从“金瓶”中用匿名的方式抽出来，随后再正式予以确认，并为这位选出的灵童举行坐床典礼。

这项金瓶掣签的惯例是1792年清朝乾隆皇帝时开始的。

这项计划所要面临的问题是：按照西藏的规矩，新的班禅喇嘛须经达赖喇嘛确认，而北京的计划却完全没有让他参与其事的可能性。这种事情其实并不令人觉得惊奇，因为事实上达赖喇嘛既不赞同金瓶掣签，又不承认中国政府有权批准或不批准西藏的喇嘛人选；他甚至反而声称最后的决定权应该是取决于他。

因此，若把达赖喇嘛从挑选的过程中排挤出去，也就简化了北京寻找新班禅的程序（并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达赖喇嘛却很可能会拒绝承认那个由中国人选出来的班禅喇嘛的合法性，也可能会在流亡地区另外找一个班禅喇嘛。于是，已故班禅喇嘛的官员们便极力要求修改那个计划的原始方针，以便能找个机会和达赖喇嘛为选认的事情达成共识。

达赖喇嘛好像也有意要避免让挑选下一个班禅喇嘛的事情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把戏。1991年3月，他送了一封信到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去，表示他愿意在选认的过程中提供协助，而且，从1990至1993年间，他的哥哥嘉乐顿珠曾数度敦促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派遣喇嘛去西藏协助寻访，共襄盛举。

对此，中国并不赞同，但却准许寻访小组的组长，也就是那位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与达赖喇嘛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便，交了一封致送达赖喇嘛的公函给他。

该项函件是用旧日西藏的卷轴格式写成，对达赖喇嘛冠以最尊敬的称呼，敬语连篇，措辞严谨，恳求达赖喇嘛祝福赐助，使选认班禅喇嘛之事得以迅速决定；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认的过程中予以合作。

中国方面的态度这次好像是说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他不愿意，中国没有他还是要继续进行。

新灵童得到达赖认可

嘉乐顿珠把信带到印度去给了达赖喇嘛，而达赖的反应却很强硬，要恰扎活佛去印度商量一下。

表面上看起来，这并不是否定性的反应，但是由于中国内部的政治环境不容许有这样的出访，所以就无法洞悉达赖喇嘛究竟愿意尽多大的努力，让下一辈班禅喇嘛能够顺利选认出来而不至于在政治上发生争议。中国方面则公开表示不去理会达赖喇嘛的这种反应，而且，在中国赞成走强硬路线的人更因而深信和达赖喇嘛打交道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由达赖喇嘛去认定新的班禅喇嘛从藏人的观点来说是很要紧的，所以恰扎活佛一直和达赖喇嘛保持非正式的联系。到1994 年底，寻访小组已经列好了一个“候选人”的名单，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即将从该名单中挑选出来，而且，恰扎活佛也给达赖喇嘛送了一封信去，提供了约25名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的照片）。他还告诉达赖喇嘛，所有迹象都明示其中的一个灵童──更登曲吉尼玛──是真正的转世。

达赖喇嘛于1995年初审视过各种迹象，尽管在印度有些人极力催他要那些在流亡中的扎什伦布寺僧人在西藏以外寻找下一世班禅喇嘛，他还是同意了恰扎活佛的结论。到了2月初，达赖喇嘛就传了信息回去给恰扎活佛，声称他已占拜过神明，并按神谕，对更登曲吉尼玛加以确认。

对恰扎活佛以及那些极力使扎什伦布寺能获准按照西藏的规矩去寻找转世灵童并与达赖喇嘛联系的官员来说，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当时看起来是符合了北京最初所下的训令，确实是只会有一个班禅喇嘛，而且是在中国找到的。剩下来所要做的就只是要在达赖喇嘛和北京双方都不致于丢脸的情况下去完成挑选工作并宣布最后的决定。

第十世班禅提供妥协模式

上一辈班禅喇嘛的选认（发生在1941至1949年间）似乎已为这样的妥协提供了一个模式。

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关系不佳，所以当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从印度回到拉萨以后，开始向封建地产的业主徵收新税时，第九世班禅喇嘛便拒绝缴纳，辩称他的地产授予条件（来自满清皇帝）早已言明可免缴此类额外税赋。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付税上的坚持便加速了第九世班禅喇嘛的出走；1924年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一起流亡到中国去了。他是1937年在那里去世的。

按照西藏传统，已故班禅喇嘛的官员们（流亡在中国的那些）便着手寻找他的转世灵童。1941年，他们在青海省找到了一个藏族男孩，并且确认他就是新的班禅喇嘛。然而，达赖喇嘛却拒绝接受在青海省找到的那个男孩，指示班禅喇嘛在中国的随员把他送往拉萨作最后的监定，同时还要加上另外两名候选人一起送上。当那些已故班禅的官员皆不表同意，并坚决认为他们的男孩肯定是真正的转世灵童时，拉萨政府对于他们要以那个青海男孩为新的班禅喇嘛一事则拒绝作最后的认可。

班禅喇嘛在中国的官员们同时也积极要求蒋介石的政府正式认可他们所挑的人选，因为中国从清朝开始就已经认为他们对班禅和达赖喇嘛的挑选有最后的决定权。

经过多方考虑之后，中国政府终于接受了已故班禅手下官员们的选择，并极力劝说他们逃往台湾。1949年6月3日，当时国民政府的官员正在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去，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就正式认定了那个青海灵童──当时他十一岁──并于1949年8月10日在青海省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由中国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代表李宗仁）主持。当然没有任何西藏政府的官员从拉萨来出席，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些行动的合法性。

尽管有国民政府的认可，班禅喇嘛还是决定去靠拢中国共产党那方面，因为他们好像是更能协助他回到西藏去。因此，当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9月“解放” 青海省以后，班禅喇嘛的官员们便立刻热情地跟他们联系，并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成立的那一天──班禅喇嘛给毛泽东发出如下电文：

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第二年，毛泽东便认可该男孩为第十世班禅喇嘛，并同意在西藏重新统一时将恢复他在西藏的地位。

然而，对大多数的藏人来说，这位班禅喇嘛的合法性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并没有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转世。所以，当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于1951年到北京去商讨十七条协议时，中国政府便采取了必要的步骤去化解这个问题，那就是坚持要藏方在开始谈判之前先承认那个男童。西藏代表团在宗教上没有权力对这种事务去做任何决定，迫不得已，只好拍电报去请示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快速地求神占卜，结果也就适时地确认了那个青海男童为真正的第十世班禅喇嘛，这件事情于是便告了一个段落，直到1989年他圆寂为止。

达赖变脸导致恰扎坐牢

因此，尽管认定的过程有其争议性，在上一次的先例中，扎什伦布的僧众和官员们仍然能独立自主地选认出一个候选人，中国政府并未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就认可了那个灵童，而且，达赖喇嘛后来也就确认了该项选择。然而，尽管有此先例，这次选认新班禅喇嘛的事件，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政治祸乱。

因为恰扎已经得到了达赖喇嘛对更登曲吉尼玛的认可，那么让中国当局也能批准该灵童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了。他的计划显然就是要北京先正式认可该灵童，然后达赖喇嘛就表示他认为此项选择是正确的。易言之，就是要遵循先例。中国的媒体指称：大约在1995年2月11日，恰扎活佛曾试图说服中央政府免予金瓶掣签，向他们保证一切皆已符合西藏习俗，而且，他自己在扎什伦布寺已故班禅喇嘛灵塔前所求得的圣签，也确定了更登曲吉尼玛就是绝对正确的转世灵童。

他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因为中国方面的资料指称：1995年3月，政府要恰扎提出三至五个名字来供金瓶掣签之用。

到了下一个月的中旬，有的报道称：虽然尚未公开发布任何消息，在中国的汉、藏官员都准备要集合起来去举行坐床典礼。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达赖喇嘛突然于 1995年5月14日向全世界宣布他已认定更登曲吉尼玛为新的班禅喇嘛。他在声明中宣称中国政府无权过问选认的事情；他说：“寻访和确认班禅活佛的转世化身是宗教事务，不是政治事务。”

这样的声明当然使中国政府感到难堪与愤怒。北京已经透过恰扎活佛和扎什伦布寺，拟用“西藏的”法子行事，甚至还跟达赖喇嘛打过招呼，要他协助，如今却被人家毫不留情地排挤到后台去了，使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与决策过程毫无关联的样子。达赖喇嘛已向全世界表明，对于那个由中国政府主持在西藏进行的灵童寻访，他在流亡中仍能掌控最后的结果。

为什么达赖喇嘛决意如此行事，却不得而知，而且，双方都未曾指明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官方声明是说恰扎非法把国家机密（未具体说明）泄露给达赖喇嘛了──1997年5月，恰扎因密谋分裂祖国，并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判刑坐牢六年。

达赖抢先发布新班禅不智

但是，他和达赖喇嘛的接触真的未经批准过吗？

恰扎显然是获得政府的批准，在北京见到了嘉乐顿珠，并托他带了封信给达赖喇嘛，而且，达赖喇嘛的回信，正如上述，也是透过“官方”管道，由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传递的。而且，恰扎活佛是一个爱国的、亲政府的喇嘛，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基于反对分裂主义并且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在政府圈里很出名，深获西藏自治区政府（北京授权该府负责寻访事宜）的信任。因此，他不可能会把如此明显的国家大事，擅自决定去和达赖喇嘛秘密交换意见。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北京的高级官员也许是知道关于那些接触的一般情形，却不知道细节，尤其是恰扎把所有候选人的资料都传送过的那些详情。

无论上述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好像当恰扎建议中央政府免予金瓶掣签时，就产生了一种解不开的死结，都不知道取消金瓶掣签是否会无意中让达赖喇嘛趁机宣布他在北京之前就已经确认了人选，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当这个问题正在北京讨论时，恰扎──这回确实没有通知政府的任何人──显然是与达赖喇嘛接上了头，并把有关这个死结的消息传送给他。这个消息好像在达兰萨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结果就促成了达赖喇嘛那个先发制人的通告。

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有关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都能揭露出来，但是就目前来说，其重要性乃是在于对西藏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不管在中国和印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达赖喇嘛抢先发布新任班禅喇嘛的这项决定，至少在政治上是一个不智之签。即使北京最后决定挑选另外一个灵童，达赖喇嘛还是可以去谴责那个选择，然后再把自己的抉择加以说明。再说，如果北京最后所选出的灵童正好就是正确的那一位，那么，达赖喇嘛就可予以关键性地认可，证实正确的班禅喇嘛已经挑选出来了。于是，双方都能向全世界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宣示这一事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不过，达赖喇嘛也可借此给北京的高层领导传送一项强而有力的政治信息，表明他是真心愿意和他们一起共同努力，以期减少摩擦，解决问题。

既然达赖喇嘛明明知道他那先发制人的宣布会激怒中国政府，我们也就必须假定他要不就是真的不顾政治上的后果，要向北京以及全世界炫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首要地位，要不然就是他认为有必要用他个人单方面的行动去促使中国挑选一个正确的灵童，他的逻辑推理是：中国不会否定他的选择，因为那也是恰扎活佛的选择（因此也就是扎什伦布寺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

北京难堪另立班禅

不管达赖喇嘛的动机为何，他的宣告在中国方面看来就是一种有敌意的政治行动，目的是要使中国难堪，而且也是达赖喇嘛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而贪得无厌地在西方世界追逐政治名声的例证。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达赖喇嘛又再一次对北京作出蔑视的态度，明显表示了当他必须当机立断，速作选择时，他还是宁愿去故弄玄虚。

达赖喇嘛的宣示当然就使中国陷于一个难堪的困境之中。既然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其基本先决条件就是要确保中央政府有挑选转世灵童的决定权，北京就必须决定是否应该挑战达赖喇嘛的（当然也是他们自己的寻访委员会的）抉择。如果他们同意达赖喇嘛的抉择，那就会让人觉得他们只是在顺从他那种更具基础性的权威。可是，如果他们不同意而另选他人，那也可能会出现一个真正为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藏人所拒绝接受的班禅喇嘛。

北京花了五个月才作出决定，最后是把更登曲吉尼玛的资格取消了，并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出了另外一个灵童，中国政府乃于1995年11月正式予以确认。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大叫大嚷地攻击这项决定，把那个灵童描绘成为一个假的转世化身，并指责北京公然侵犯西藏的宗教自由以及历史上赋予达赖喇嘛的特殊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是处于守势的地位，而且至今亦然。至此，就有了一个为大多数藏人都不想去承认的重要转世喇嘛，以及另外一个名叫更登曲吉尼玛的男孩。这孩子肯定是一直被严密地监视着，以防他会突然被带出去走上逃亡之路──这样一来必定会大大地增加目前这个灾难的复杂性。

达赖的权威代价高收获微

很多流亡在外的藏族以及西方人士都把这个事件认为是达赖喇嘛的胜利，他们的逻辑却令人难以理解。诚然，当那些藏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看到达赖喇嘛在这个事件上能行使他的权威，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高，而且得到的收获却是微乎其微。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他所选的那个班禅喇嘛在他的监护下过流亡生活并不安全，所以他实际上是把他选的那个男孩子推送到一种软禁的生活上去了。这样一来，就给流亡人士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权问题，不过，其代价也就是因此而引起了很多中国人对他更不信任，甚至还比以前更仇视他了。其实他当时正迫切希望能说动中国政府缓和其对藏政策。此外，他这样一宣布，也严重损害了一些较为温和的中国官员的信誉，因为那些官员本来是已经说服了国务院去接受他们的主意，让大家了解那种能顾及民族情感的挑选方式将会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那些走强硬路线的人士也因此就巩固了他们的论点，坚持主张中国不能信任达赖喇嘛，更不能和他合作，中国将会同意和他重新交谈的可能性也受到了挫折。于是这个“战利品”──新的班禅喇嘛──就落入中国的控制中了。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想在政治上采取强硬态度，比较合理的法子应该是在他流亡的地区选一个班禅喇嘛，并且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加以教育和培植。

不过这也就是西藏问题的本质。即使双方都有意要防止灾难的发生，情绪与“面子”问题──政治自尊心──却很容易使这种意图脱轨，失去理性。在理智上，达赖喇嘛知道他在北京需要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在华盛顿或纽约市，可是，在感情上，他却觉得很难找到一种适当的行动去达成目的。

在班禅喇嘛的这场灾祸发生以后，北京接着就加强了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攻势，用语异常粗鲁，极尽侮辱之能事。这种反对达赖喇嘛的运动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有很多人都相信，他们的“西藏”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等目前这位62岁的达赖喇嘛死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全力推行他们开发西藏并使其现代化的政策。不管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希望这项政策可以巩固他们在西藏的地位，而且最后还能把新一代的藏人创造出来，让他们认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别的不说，这项政策即将彻底改变西藏的人口结构及其经济性质，因此，即使争取不到那批新一代的藏人，也不至于削弱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结果，从中国方面的情况来看，他们实在是无意跟对方去用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更不用说会做出任何出人意表的让步。北京那种促使民族团结的政策继续往前推进，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已达前所未有的低潮，而且在没有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外来制裁的威胁下，他们便可以毫无忌惮地进行这些活动。

另一方面，1997年2月邓小平的去世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扇小小的新的机会之窗。在中国显然是有很多专家以及温和派的人士不赞成按照当时强硬路綫的策略行事，而且还质疑当时的政策是否能给中国带来他们所想要的那种在西藏长期性的稳定。他们认为这种政策会激发藏人的离心力，甚至连年轻的人也会如此，会加剧他们的民族仇恨心理以及在政治上不抱希望的感觉，而且还会让他们体会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不能使西藏人施展他们的民族抱负。由于一些潜在的感情仍然存在，所以，有人觉得回归到那种更有民族感情的西藏政策将是维护中国长久利益最好的措施。因此，要是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新的稳定领导，而且又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了适当的信号，那就很可能会重启谈判之门。任何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能把西藏问题解决，他就一定能在历史上获得有利的地位。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是不会太晚，不过，达赖喇嘛还是必须先往前走一步。目前在西藏问题上走强硬路线的人当权，除非在某种情况下能给北京和拉萨那些比较温和的人士提供一种新的力量，要不然他们的控制力将会持续下去。而那种新的力量也只可能是来自达赖喇嘛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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