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SCDMA的技术火种是怎样燃烧起来的
CDMA 发表于 2005/10/10 14:57 一品 百草园 (www.ywpw.com)
第二部分：SCDMA的技术火种是怎样燃烧起来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授权新浪科技独家刊登，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持续改进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和技术竞争关系到国家利益为理由，本报告第一部分提出必须通过单独组网而让TD-SCDMA移动通信系统得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在本报告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与TD-SCDMA同源的无线通信技术系统SCDMA是如何在市场应用中成长起来的。SCDMA发展的经验证明，只要获得应用的机会，中国开发的系统标准就能够通过持续改进而具有技术优势，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而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一、星火之源：信威公司、SCDMA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
与瞄准已有技术的追赶模式不一样，开发自主的系统标准要从新技术的源头开始。但与许多普通人理解的不同，所谓“新技术”很少来自少数天才的突发奇想，而往往只能产生于具有深厚技术知识积累的土壤。此外，要把从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新技术概念转化为新的产品系统，还需要有对市场前景的理解和协调许多人共同工作的组织，甚至需要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热情。因此，追溯SCDMA和TD-SCDMA的技术源头，可以帮助理解开发系统标准的艰辛历程要从哪里开始。
-“里应外合”：信威公司和SCDMA 无线接入系统的开发
1994年，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位于奥斯汀)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为了开发这个系统，1995年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意为中国的无线接入)。
陈卫是在重庆一个与无线电技术素有渊源的 “村子”里长大的 ，而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还有好几个当代中国通信界的名人，包括李世鹤。受这种环境的影响，陈卫在7岁时就曾经做了一个单体管收音机参加全国少儿无线电发明大赛。1982年，陈卫毕业于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留校一年后 “下海”开办过一个软件公司，1984年又加入了李世鹤等人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民营无线移动通信公司，接触到了“移动”这个崭新的领域。陈卫于1985年获得公派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后来从伍斯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学习期间，陈卫主要研究数字信号处理与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并参加了美国太空总署哈勃望远镜外空探测卫星计划。他设计的芯片用于采集黑洞脉冲星发出的脉冲作为卫星的时钟基准，给哈勃望远镜提供导航参考。1990年陈卫加入摩托罗拉公司，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工作。
徐广涵是上海人，1985年从上海交大本科毕业后被派赴美国留学，1991从斯坦福大学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徐广涵的美国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智能天线的学者，所以他自己也成了研究智能天线的专家。毕业在母校和MIT做了一年研究后，徐广涵于1992年 9月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在那里参加了美国军方资助的智能天线研究项目。与身上似乎流着企业家血液的陈卫不同，徐广涵充满了科学家的气质，虽然他曾经利用手中的教授“权力”，让他的研究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但也包括美国、印度和韩国的学生)参加了CWill的技术开发工作。
陈卫和徐广涵两个人设想的系统是把智能天线和其他一些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开发出一种无线通信系统。当时，智能天线是一种非常前卫的技术，它的物理结构是阵列式的天线(有点像相控阵雷达的意思)，然后用软件控制发出可以跟踪终端用户的定向波束，在相同频率资源下能够增加用户容量，覆盖距离远(覆盖相同距离则可以降低功率而节约成本)。但智能天线技术当时还很粗糙，用于民用通信需要大量的改进工作。此外，为了开发新系统，CWill还开发出来另一个核心技术 ——上行同步技术。由这些新技术组成的新系统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
在那些年里，陈卫和徐广涵已经与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邮科院)建立了联系。1995年5月，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率国内七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他希望在未来能够研制中国自己的移动通信技术。考察团特意到奥斯汀参观了智能天线技术，对此印象深刻。陈卫与考察团成员之一的李世鹤(已经调到邮科院)也是老朋友阔别十年后的再次相见，两人发现在移动通信领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此后，邮科院和CWill双方经过多次洽谈，决定共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1995年11月，邮科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由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信威的主要任务是开发以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为核心技术的SCDMA无线接入系统。这个项目得到邮电部科技司的支持，后来被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得到1500万元的资助，也得到过国家计委1000万元的资助。由于人才、科研环境等原因，当时信威开发SCDMA的主要技术活动是在美国进行的。邮科院派出几十人次的人员到CWill“留学”，国内开发经费也通过信威引入CWill。但陈卫也开放了CWill所有的技术和成果。由于这种做法超过了合资公司的协议，引起 CWill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提出异议，一度矛盾尖锐。但是，陈卫仍然坚持开放，因为他们几个留学生的目标很明确：“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发展 SCDMA通信技术。”
在制订SCDMA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时，开发者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高通等企业的专利文本，成功地绕过了高通的知识产权壁垒。高通的律师曾经上门到CWill，声称凡是叫“CDMA”的东西就涉及高通的专利。遭到以充足证据的驳斥后，高通的律师悻悻而去，再没找过麻烦。事实上，SCDMA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截至目前，信威在SCDMA上拥有国家已批准和待批准的核心发明技术专利61项 (CWill早期在美国获得的6项专利已经被信威收购)。SCDMA的研发成功使我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拥有了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中国电信史上的突破。
信威成立一年后，SCDMA移动通信系统已经可以演示。又过一年，可以应用。1998年，信息产业部发文批准规划 1800M SCDMA的使用频段，同年成立重庆信威作为生产基地。但这时，尚未拆分出来中国移动的中国电信开始大规模铺设GSM网络，所以SCDMA已经不可能在移动市场得到采用。信威只好转而向中国电信提供固定网络的无线接入。当时在一些固定线路无法覆盖的地区存在着装电话难的问题，SCDMA靠着为固定网络和固定终端之间提供无线接入而获得了市场，其收入来源是电话初装费。但1999年中国电信取消电话初装费之后，这个商业模式被釜底抽薪，使SCDMA在应用过程中遭受到第一次挫折。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的技术起源
1997年，国际电联(ITU)向各国征求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邮科院的一些领导开始酝酿能不能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独立提交一个3G标准。李世鹤在推动事态的进展和说服各方领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97年12月，中国电信界召开了香山会议讨论要不要提出3G标准。经过争论和讨论，主张提出中国3G标准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1998年6月30日，以大唐(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代表中国向国际电联(ITU)递交了中国提出的3G标准 (后命名为TD-SCDMA)。2000年5月，TD-SCDMA被ITU正式接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ITU实际收到的3G标准提案多达16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提案占绝大多数)，而TD-SCDMA作为惟一由中国提出的标准之所以能够被采纳是有几个原因：(1)技术上有特色，特别是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的优势；(2)发达国家之间也充满了竞争和矛盾，例如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后来转而支持中国的TD-SCDMA；(3)最关键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各国都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不愿得罪中国政府。当然，当时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可能也没有把TD-SCDMA的威胁看得太认真。
SCDMA的团队在中国3G标准的早期制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TD-SCDMA标准的构思是基于当时SCDMA的技术基础。事实上，TD-SCDMA中的关键技术如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都来源于当时的SCDMA系统，而它们都是使TD-SCDMA有别于其他3G标准的关键技术。其次，在编写和制订中国3G标准的前期，SCDMA团队也是主要的力量，而中国向ITU提交的第一个TD-SCDMA标准文本就是由陈卫、徐广涵和李世鹤讨论后，合作撰写的。
目前信威开发出来的SCDMA的5个版本(见后面图4)都采用了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核心技术，而且目前SCDMA的各种商用解决方案，也都采用了时分双工(TDD)的技术路线。因此，TD-SCDMA和SCDMA在技术上是同源的。从信威公司的历史看来，TD-SCDMA和SCDMA的研发团队在1999年底之前都有大量的交叉。
1999年末，当TD-SCDMA已经有望成为国际标准的时候，大唐集团方面与信威方面在是否专注开发TD-SCDMA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结果是大唐决定把TD-SCDMA的开发工作转移到集团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成立了由李世鹤担任总裁的大唐移动来承担这项任务)。由于当时信威的技术研发人员基本上是从邮科院派来的或代为招聘的，所以在开发 TD-SCDMA的号召下，信威的几十个技术研发人员几乎全部离开而转到大唐中央研究院，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矛盾尖锐之际，陈卫被免除了信威总经理的职务，只好回到美国。SCDMA和TD-SCDMA这两个同血缘兄弟从此分道扬镳 。
在那之后，TD-SCDMA的标准化工作仍然在继续，但完全是由大唐集团中央研究院及后来的大唐移动完成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2001年3月，由全球设备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厂商参加的标准化组织3GPP正式接纳TD-SCDMA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这标志着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不但能够提出技术标准建议，也能够提出供开发商使用的具体技术规范。此后，大唐开始全面开发TD-SCDMA系统，而李世鹤在退居二线之前，一直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二、“大灵通”的崛起之路：技术的火种在市场点燃
用新技术开发出能够在市场上成功的产品来，一般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改进过程，即以产品的形式或以产品化为目标对新技术进行持续改进。看上去这是个悖论：产品要成功就必须以产品的形式对技术进行改进；也就是说，产品在成功之前就必须能够得到应用的机会。其实这不过是说明先锋用户或领先用户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von Hippel, 1988; Lundvall, 1988)。当新技术以产品形式出现时，不管多么粗糙，往往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能，所以总会找到需要这些性能并为此付出较高价格的先锋用户。例如，美国半导体工业发展的早期根本就找不到民用市场，几乎完全是靠联邦政府的国防采购所支撑的(美国的计算机和软件等工业或多或少也经历了同样的路径)(Mowery and Nelson, 1999)。
与先进国家相比，后进国家“自发”地产生先锋用户要困难得多。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存在来自领先国家的产品时，后进国家的用户存在着对本国新技术的不信任，特别是因为这些新技术在早期阶段往往比较粗糙。对于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工业来说，中国企业有可能利用低成本优势走一条颠覆性的道路。但对于必须通过运营商才能进入市场的工业来说，中国企业就会面临更大的障碍。回顾SCDMA找到先锋用户并且在应用中成长起来的经验只是想说明，给中国的新技术以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有多么重要。但这个经验同样证明，一旦获得这样的机会，中国开发的技术就会发展出来优势。
-1800M SCDMA(“大灵通”)的十年艰苦历程
回顾信威公司开发SCDMA的10年历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三落三起”的过程。除了1999-2000年的那次人员分流，决定“三落三起”的重要因素都是市场应用机会，而这种机会总是由电信管制的变化造成的。谈到自己企业的历史，几乎每一个员工都会认为“大庆会战”对于信威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
信威十年历程的“三落三起”
2000年初，信威跌到谷底：领导班子的不稳定和技术骨干的分流导致更多的人员流失，公司一度只剩下20多个人。就公司业务而言，由于产品质量还存在缺点，原来的用户大批退网，与大庆签订的油田专网项目合同也面临无法完成的危险。在大唐集团领导的劝说下，陈卫于2000年3月再次回国担任信威的总裁 ，并从CWill带回5名技术骨干。公司又从外部招聘来了一批包括来自中兴和华为的技术专家，重新起步。
从2001年开始，信威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还有一些尚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参加到了信威的研发工作中来。在这些新“信威人”中，新加盟的国内专家带来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海归”则对延续信威在SCDMA的研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信威来说，在研发力量上最关键的变量是企业自身所培养的研发人员的迅速成长。新来的年轻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公司的很大比例，同时他们在研发中，他们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批年轻人在各个技术部门中成为骨干和负责人，甚至连信威目前的总工程师，也是那时在博士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信威工作的。而使这样一个年轻团队能够迅速成长起来的关键是“大庆会战”的锤炼。
在信威重新起步的这个时候，大庆油田专网项目几乎成为SCDMA在困境中的惟一希望。大庆油田专网项目缘自当时大庆油田通信公司(具有在当地运营的权利)想要利用本地无线接入技术做一个本部门辖区内使用的专网无线电话系统。当时，垄断移动通信市场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全面采用欧洲的GSM系统，而垄断固网无线接入市场的运营商中国电信则全面采用日本的PHS(小灵通)系统。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大庆石油管理局通信公司是个奇怪的用户，怪就怪在在这个有人稍微表现出一点爱国精神就会被某些人跳出来指责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年代，大庆人居然誓死不用日本产品，宁肯用还不成熟的SCDMA布网，也不用“小灵通”。在1999-2000年之交信威陷入危机时，信威当时的负责人提出解除与大庆油田的合同，反而是大庆方面坚决不同意——大庆通信公司经理愤怒地说：“搞这样一个方案，你们知道包含了我们双方多少的心血？！”据陈卫本人讲，这也成了他再次回国负责信威工作的一个很大的情感动力。根据参与这个工程的信威工程师讲述，大庆方面之所以没有选择当时已经在全国逐步铺开的PHS是基于东北曾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原因，但这样想了就敢于付诸实际行动的果断，难道和“铁人王进喜精神”的传统没有关系吗？
大庆油田专网项目同时也是对信威的一个重大挑战。第一，当时SCDMA正经历从无线固定接入(移动性非常有限，终端使用座机，即目前所称的R2版本)向具有一定移动性的R3版本(终端使用手机)过渡，却一下子就要用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新技术建立起大庆油田这样规模的网络。第二，信威公司刚刚完成公司组织上的重构，新招的大量年轻人极少实地工作经验，连一些技术人员自己都不敢确信网络真的可以建起来。
2001年3月开始的“百日会战”成为了信威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历史，而实际上“会战”最终完满结束是在2003年春节之后的事情。由于人员有限，当时信威几乎已经把所有的研发人员都投入到了大庆项目中。这个项目是在相当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的：大庆的冬天自然条件恶劣，冰天雪地，技术人员们一天到晚几乎都是在测试车上度过，奔波于各个基站之间，在每一个基站上爬上爬下。总经理陈卫也要爬，却因此而明白了一个道理：棉衣是档不住那里的寒风的。他曾穿上好几件毛衣，然后再穿上棉军大衣，但刚一爬上高塔，就觉得寒风从后背穿透，从胸前吹出。而信威的几个工程师曾经于冬天在一个塔上连续工作了8个小时。由于经费不足，当时测试和计算用没有足够的笔记本计算机，公司挤出钱买了两台二手的笔记本，而一位年轻的研发人员就向朋友借了一台没有电池的笔记本计算机，他再拖上一台发电机，在测试车上狭小的空间和发电机的轰鸣声中工作。这群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度过了2001年的所有节假日。
大庆油田专网工程给信威的新团队带来了不少难题，但也使整个技术系统得到了持续快速的改善，并锻炼了队伍。信威必须在大庆网络上第一次做出商业化运营的R3版本网络来，这就要求他们对原有的R2版本基站进行大量的改进，在整个网络系统中增加了塔放，并着手开发一款新的终端。实际上，虽然大庆专网的SCDMA网络在2002年建起来了，但系统开始试运行后的结果并不理想：不仅话音质量差(收听到的声音频率偏高，即声音显得尖)，而且存在多用户之间的互相干扰，致使核心技术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大庆的群众用户对此颇有意见。
尽管SCDMA的技术性能在理论上具有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之多是在实验室环境中无法想象的，而所有这些技术问题的解决几乎都发生在大庆油田专网的工地上。例如，基站系统的MDM板(信号处理)与VCC板(语音处理)之间通讯的问题及其所导致的噪声，是两个年轻人通过在现场重新编程、当场调试解决的；对于通话中的回声问题，同样也是在现场对声码器(语音压缩解码的软件)进行改善更新、优化算法而解决的；而在理论上能够自动偏移的智能天线，在大庆的气候环境中却由于温度的原因使得天线馈线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10度角的偏差(这些情况是在书本里和实验室里绝对不会碰到的)，信威的技术人员为此开发出了一个校准通道，这个校准通道使得研发人员可以在半夜2-3点无人使用电信服务的时候停止网络的服务，通过控制较准通道来校准偏角。为了不影响网络的服务，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需要短暂停止服务的自动校准系统，最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信威的技术人员终于在最近开发出了一个完全无须停止电信服务的自动校准系统(此项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当信威的技术人员在2003年春节期间再次到达大庆油田专网的营业厅时，大庆人已经对他们刮目相看了。随着在实战中对整个系统技术的认识加深，信威的年轻技术团队逐步成长起来，一些年轻员工在2003年逐渐成为研发团队的主力 。
但对SCDMA系统的改进仍然没有停止。随着大庆油田专网的用户越来越多(目前大庆专网已经有20万用户，而大庆当地只有64万居民)、网络越来越复杂，又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信威的研发人员去一一解决。例如，当用户和网络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2003年下半年)，又产生了被信威的技术人员称之为“注册风暴”的问题，即当某个基站发生意外故障而停止工作时，该基站管辖区内的用户终端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向相邻某个基站请求注册，从而造成该基站从 ACC到VCC端的拥堵。由于VCC端口有限，所以短期内的拥堵造成了大量终端自动反复注册，最终造成恶性循环，系统必须通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新的正常状态。针对这个问题，信威的研发人员通过实地集体论证，分析了整个系统的瓶颈，进行新的数学建模并在软件上改进；在网络布局上则增加基站；在系统上则开展了“401项目”，对系统结构进行改善并增加系统功能，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面提到的这些例子其实只是SCDMA 在产业化道路上所解决的大量技术问题中很小的一部分。通过在市场应用中发现问题和改进技术之间的不断互动，SCDMA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从实验室技术到可用产品的蜕变。2003年9月21日，由信息产业部主持的“SCDMA综合无线接入系统生产定型鉴定会”在大庆举行，正式建议将“SCDMA无线本地环路系统”在城市无线接入和农村普遍电信服务领域推广使用。由于市场定位与“小灵通”(PHS)相似，这个系统后来被俗称为“大灵通”。至此，“大庆会战”才真正以胜利告终。随后，SCDMA手机生产线在重庆子公司建成，并开始大规模生产。信威开始崛起。
2003年，信威在宝鸡为中国网通的南方网络组网，这是1800M SCDMA第一次进入公众电信网。这个宝贵的市场机会是由电信运营商重组带来的。2002年，中国网通从中国电信拆分出来。这次拆分采取了“南北分网”的做法，即拆分之前建设的通信网络按地域一分为二，南方的归中国电信，北方的归中国网通。拆分导致了竞争：由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都具有全国运营的牌照，所以中国电信需要在北方重新布网，而中国网通则需要在南方重新布网。由于拆分前的原中国电信在无线接入领域采用了“小灵通”，所以当中国网通在南方组网时，就必须选择“小灵通”之外的无线市话系统(因为新的中国电信拥有当地的“小灵通”网，再建“小灵通”是无法竞争的)，于是主动选择了SCDMA。仅此一例，也足以证明拆分垄断运营商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促进作用。
进入公网领域之后，运营商一般只愿意接受成熟的技术，因而对信威产品的要求非常苛刻。这种苛刻的要求甚至比对任何一家外国供应商还要严厉(因为中国的运营商存在着不信任本国技术的顽固意识)，例如信威的终端产品需要接受在一张报纸大小的空间内同时能够接通几十个电话的“疯狂实验”，而且绝不可能允许信威的技术人员像在大庆那样在校准过程中停止电信服务。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建网也会遇到新问题。在宝鸡，信威的技术人员发现在一片开阔地中，往左右多走几步，信号的信噪比差别就特别大，所以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网络进行优化。不过，经历了“大庆战役”的信威技术人员对自己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了如指掌，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他们。在解决了大范围组网的诸多难题后，1800M SCDMA成功登陆公网。
宝鸡组网之后，SCDMA还进入了成都市场，这是一个更大的网络。在“成都会战”中，由于网络规模更大，高层建筑、立交桥多，导致无线信号在空间传播的特性随着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同频”现象开始出现——即在特定区域会出现由于接收到同样频点的基站信号而无法识辨的情况，还伴随着有不同用户之间带宽抢占、相互干扰的问题。信威的技术人员通过增加基站，优化系统结构等方式在实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成都会战”的胜利结束标志着SCDMA系统已经可以进军大城市，与GSM、PHS等外国系统标准展开正面竞争。
1800M SCDMA能够迅速抢占市场，企业拥有的系统技术能力是关键。因为在不同的地区组网都可能遇到当地运营商和用户的特殊需求，而只有具备了系统技术能力，供应商才有可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对产品进行改进。信威的总工程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一般来讲，跨地区交界的用户使用移动系统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由于终端接收信号的不正常切换而造成过多的漫游话费。而在信威组建的本地无线接入网络中，信威却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对系统做出改进，通过信号跟踪的方法避免“不正常”切换的产生，为用户解决问题，同时也为自己的产品争取了更多市场。因此，在早期看来是极为艰难的技术积累过程，最终给1800M SCDMA带来的是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SCDMA全国组网情况示意图
从大庆到宝鸡再到成都，1800M SCDMA在市场的洗礼中逐渐壮大，并发发展成了中国第一个用户达到百万的无线通信事实标准。目前，SCDMA已经在很多南方城市大规模建网。建网的规模越大，系统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就越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用户需求都可能对信威的技术人员提出新的挑战。但每一次技术问题的成功解决都使SCDMA系统更加成熟和稳定。SCDMA的市场占有率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在迅速提高。根据信威的官方数据来源，截止2005年7月底，SCDMA建网省份已达22 个，网络覆盖地市级区域116个，放号规模达到207万户。预计2005年年内，信威和产业合作伙伴还将共同向市场投放300万部SCDMA终端。目前， SCDMA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网规模已经达到800万线，预计2005年底将突破1000万线。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信威公司以及SCDMA产业联盟企业加大了生产力度，其中，信威公司可实现年产基站2万套，终端300万部；SCDMA产业联盟已具备年产基站6万套，终端1000万部的产能。今年信威公司在 SCDMA产品上的产值将达到30亿元。
2000年之后的几大战役为信威锻炼出来了一支年轻的、有战斗力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团队的开发流程、开发工具也不断正规化，与国际接轨。同时，随着信威项目的不断推进和信威在业内声誉的提升，这支队伍也在飞快的扩张之中。 2003年是信威管理手段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因为大庆油田专网的成功终于使得企业得以渡过在经营上的难关，同时年轻人的技术能力开始成长，此时来自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技术骨干将他们的技术开发管理经验逐步的扩散开来，公司开始在开发手段和管理手段上引进新的技术，不断正规化和流程化。作为一家专注于系统标准研发的企业，信威在2003年开始成立“总体办”，负责在系统层面上对研发目标、研发方法、研发方案与研发手段的选择。2005年这一部门转型为一个专门的“系统技术部”，从而有效地实现对系统技术的整合，而有利于越来越庞大的研发队伍的专业化分工。目前企业研发所使用的平台工具软件 Sourcesafe，Project等已经与国际接轨，而在自开发专用开发软件上也已经基本完备；技术管理的专业化(由专门的技术管理部负责)、文档化也已经基本完成，一个对研发经验、技术知识进行有效地积累、扩散、在企业内部传播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2004年8月， SCDMA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发起者包括信威、大唐科技股份、深圳普天凌云、TCL通信设备、夏新电子、创维移动、中国振华科技、康佳集团、海信集团、广州金鹏通信以及联想集团等11家包括通信设备与终端制造的厂家。以后又有上海贝尔、锐迪科微电子、武汉虹信等各个产业联环节上的企业加入。
-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是系统标准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从信威短短1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通过在应用的实践中不断改进是系统标准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如果没有通过应用而逐步摸索的过程，那么再好的技术也不可能成功。几大会战在信威的历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使企业走出困境，更重要的是使企业的技术能力在不断解决技术和其他问题的应用过程中成长起来。
高速发展的通信网络，不仅仅融合了越来越多的不同技术，而且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大、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网络本身也日趋复杂，这是通信技术的本质属性。应用空间的复杂性则从另一方面增加了电信网络的复杂程度。例如高楼、立交桥、大山、大河、树林、开阔地、流动的汽车等等空间特定的因素，都会影响电信信号的传播。从总的趋势看来，用户容量越大、需要的服务越复杂、空间环境越多样，出现新问题的概率也就越大——而具体问题是什么，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由于电信网络的复杂性，技术问题的产生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概率事件”，而非一种“确然事件”。这种概率随着环境越复杂而越大，所以出现的问题绝对离不开环境本身。而在实验室里是绝对无法模拟复杂的应用环境的。例如，当网络越来越多，多个基站之间相互干扰，从基站到基站之间切换的变化等情况，在实验室是无法模拟的：实验室往往只能通过单基站信号的衰减或者有限几个基站之间的干扰与切换来模拟真实的情况。
因此，电信系统标准技术的完善与发展，必须通过不断的实验和测试来逐步解决，往往需要历经政府发放实验频率、通过小型测试网、大型测试网、商业试运营网等等阶段来不断检测和改进。但无论如何，大规模商业应用中所涉及的特定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应用才能发现，而且在特定环境条件中所产生的特定问题也只能在该环境下的应用中才能察觉。这种技术发展和完善的轨迹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是一样。例如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获得巨大成功的GSM标准，从它被推向市场以来就一直在不停地完善、修改，最近的版本直到2002年前后才最终稳定下来(而这种稳定依然带有开发方基于对市场的判断逐步把注意力和市场开拓行为放在新一代技术上去的原因)。在西方推出的一些技术，虽然也有一定的商业化推广，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成为在技术上和商业上成熟的技术标准。因此，无论是从信威的“中国经验”还是从国外技术发展的经验看，通过不断扩大的网络应用来不断完善、改进，是任何电信系统性技术标准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从企业本身的角度看来，正是通过在市场中不断摸爬滚打，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信威公司才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规范的技术研发流程。这一阶段从“大庆会战”的“实验室”方式不断发展，到2004年上半年基本上已经总结并转型成为一套现代化的开发流程。
SCDMA于2001年2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8月又获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重大科技发明奖，2005年3月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每次获奖的理由当然是技术的先进性，但SCDMA在应用中改进的艰难历程提醒我们，中国有多少获奖的“科技进步”项目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其中包括得不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而夭折的。因此，让中国开发的技术得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正因为如此，我们最后仍然不得不再提大庆石油管理局通信公司，因为这个先锋用户对于SCDMA能够发展起来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大庆通信公司经理郭书昌曾经也承担了巨大的 “风险”。由于坚持采用这个系统，而且在系统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就预付了款项，郭书昌本人曾经被怀疑有“不法行为”，并受到审查，两次差点丢了“乌纱帽”。但这笔2、3千万的预付款(分期支付的)对于信威和SCDMA来说却是救命钱。自主创新之所以比依赖外国技术要困难，原因就在于要承担风险；但我们的体制却至今没有为容忍创新的风险而做好准备。不能不指出，大庆通信公司的行为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二十年来有多少中国的技术和技术机会被扼杀，难道决策者不应该深思吗？
大庆人最终迎来了可以自豪的时刻。2005年7月25日晚，大庆地区发生了一次地震。一时间，当地的 GSM系统和固网系统都因无法处理话务量激增而瘫痪，只有1800M SCDMA网络畅通无阻。在那个容易引起恐慌的时刻，“大灵通”不仅成为当地居民与外界联系、互报平安的惟一手段，而且成为大庆石油管理局指挥抗震救灾和保障生产运行的主要通信工具(新华社报道了这一事件)。事件发生后，大庆通信公司经理郭书昌曾打电话给信威负责人，对“大灵通”在危机时刻的优异表现表示祝贺。但他和他的通信公司不也是参与缔造了SCDMA的英雄吗？
三、在市场点燃的技术之火一定会越烧越旺
技术一旦通过产品形式得到改进就会赢得市场，而有了市场，企业就有了可以继续投资技术开发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能力是在持续的技术开发和改进中生成的，而累积性成长起来的技术能力必然导致企业的多产品扩张(Penrose, 1959; Chandler, 1962; 1990)。因此，一旦产品开发平台和能力发展平台建立起来，信威的SCDMA技术之火就只能越烧越旺。
-“村村通”选择了中国标准：自主技术系统的优势
在1800M SCDMA无线市话系统的基础上，信威又开发了400M SCDMA无线接入系统。400M SCDMA是在1800M SCDMA无线接入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改频而开发出的一种适用于农村电信业务的新系统。目前这个系统已经成为“村村通电话”工程的首推解决方案，在很多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得到应用。
“村通工程”是信息产业部在“十五”计划期间旨在为农村地区提供电信普遍服务、帮助农村地区跨越数字鸿沟而启动的一项政府工程，它的目标是在2005年底要使全国95%以上的行政村通电话。由于多年来还没有通电话的地区一般都是人口较少、偏远落后的农村，采用传统的固网接入方式成本过高。而近些年发展迅速的无线接入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2003年9月在大庆召开 1800M SCDMA鉴定会前后，信息产业部就开始与信威商讨把SCDMA系统用于村通工程的可能性。除了SCDMA具有性能好、组网成本低等原因之外，当时信产部还面临一个必须应对CDMA450的迫切问题。CDMA450是在美国高通的CDMA平台上衍生出来的无线接入系统，属于3G技术(具有视频功能)。虽然这个产品是由华为经高通专利授权而开发出来的，但它进入市场却从属于高通一贯使用的造成事实标准的战略。这种采用了450频段的产品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正式许可，但由于一方面高通企图在中国市场上扩大安装基础，另一方面一些中国运营商企图以此来迂回3G牌照，所以就不宣而战地进入市场。如果它蔓延开来，就等于高通在中国政府的3G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布设CDMA的3G网络，影响未来的市场走向。此外，中国的450MHz频段是为一些政府和军队等重要的专用通信系统预留的。因此，CDMA450在中国市场的蔓延将严重破坏中国政府的战略部署 。
当信产部寻找“村通工程”技术手段的目光落在SCDMA上时，本来计划分配给它的是450MHz频段，信威也根据这个计划进行准备。但2004年2月，信威突然接到通知，这个频段将改为400MHz。由于原定在5月要对新系统进行测试鉴定，所以系统改频的时间只剩下3个月，而通常设备商产品改频需要9个月的时间(摩托罗拉的系统设备改一次频需要两年)。改频从用户接收到的产品说明书看来，只是一个频率应用上的不同，然而在技术上，却意味着在整个系统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做出相当的调整。例如在SCDMA系统使用的天线阵中，8根天线之间的距离是按照波长计算的，一旦频率变化，天线阵布置必须跟着变化，与之相关联的是从发射到算法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这样的挑战，信威研发团队再次充满激情地投入战斗，以通过开发1800M系统而锻造出来的技术能力在短期内解决了所有问题，到5月就使400M SCDMA的试验系统实现了通话。但信威终究绕不过去一个坎，就是在投产前必须等待3个月的元器件供应周期。就在等待元器件的期间，中国电信对还没有采用正规元器件的400M SCDMA试验系统进行了测试，认为性能不好。此前，由于“大灵通”的出现而影响了“小灵通”的市场，中国电信本来就对信威心怀不满，这下抓住把柄，于是不顾信产部的禁令，转而去铺设CDMA450的网(这是图2中信威第三次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CDMA450相比，虽然400M SCDMA没有数据传输功能，但频谱利用率更高、成本更低、覆盖范围更大。2005年2月，信产部在陕西榆林召开“400MHz SCDMA农村无线接入系统生产定型鉴定会”，通过对该系统进行的278项测试，通过了产品的生产定型鉴定。
实际上，进入农话市场也是信威一贯的战略重点，她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将SCDMA应用于解决农村通信问题。所以一旦农话市场出现机会，信威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系统解决方案上，频率变低后基站的覆盖面积更大，信号绕射能力更强，可以更好的适用于农村偏远地区人口分散、地形复杂的特点，而且系统的建设、维护费用也远低于传统的有线环路系统。举例来说，一个基站的覆盖半径可以达到55公里，如果一个县的用户量达到几百个，有的县建设一个基站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村，而且对于一般山区一两百米的山峰，信号都可以绕过去，所以SCDMA系统在农村地区应用具有极好的前景。虽然400M SCDMA和1800M SCDMA在技术平台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针对中国广大农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信威在系统结构上进行调整，设计了多种组网形式，如单BSC系统，LSCC 多组网等，从而更好地实现为农村地区提供高性价比电信服务的目的。
在产品上，信威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例如，信威考虑到了农村用户的特殊需求，在电话终端上加载话费立显功能，可以每次通话后计费，不仅方便了农民邻里之间的电话使用，甚至使农民可以直接将终端带到集市上，以公用电话的形式创收(因为是无线接入，所以电话终端可以在覆盖区随意挪动)。这样的产品设计就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地区打电话难和电话利用率不高之间的矛盾。信威在系统上也增加了新的功能，例如加载了农村地区自然灾害、紧急事件的通讯预警系统等，并为农村政务提供64Kb/s无线数据服务的系统产品等等。可以说，400M SCDMA系统根据农村市场特点的二次创新同时创造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村通”工程给了信威一个机遇，但能抓住这个机遇靠的是信威长期积累起来的系统技术能力。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信威的经验证明自主创新和自主技术能力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多么重要。
外国技术标准难以按照中国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农村市场需求)来调整其系统功能和成本结构。中国之所以有“村通”问题的存在，除了我国农村收入水平低和缺乏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原有的电信标准在成本结构上无法满足这些市场的需要。成本结构不仅仅取决于供应商的价格战略，也与其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密切相关。在实现普遍服务的思路由“地面”(固定有线电话)转向“空中”(移动或者无线接入)之后，“村通”之所以仍然是瓶颈，正是由于原有GSM和CDMA系统的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在偏远农村地区实现通话对于运营商和用户来说都不经济。此外，有的外国标准本身就不适应中国农村市场所需的系统功能，例如PHS(“小灵通”)的基站覆盖面积小，在城市中只能到达数百米的距离，即便在农村地区由于用户密度小而覆盖面积有所扩大，但也绝不能与400M SCDMA数十公里的基站覆盖范围相提并论。外国技术标准难以满足中国村通市场的需求还有产业链上的原因，即由于一项标准(或者说技术系统)涉及到产业链上的大量厂商，从系统设计到芯片和终端，而这些厂商大多都是国外厂商。即便是中国的运营商有意对系统进行改频或者系统性能上的改变，但一方面整个系统技术的主导权控制权都在国外厂商手里，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运营商还是个别国外厂商都难以组织起整个产业链从而针对中国市场的特定需要而联合进行改进。所以对外来标准的任何改动都会很困难，例如450M CDMA在信息产业部三令五申在全国范围内(除西藏)禁止使用之后，迟迟无法改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SCDMA在村通项目上的快速发展说明了两点道理：第一，只有产生于中国的系统标准，才能为电信普遍服务的目标提供符合本国市场需要的解决方案。才会根据农村市场的需求设计出多种不同的组网方案，并开发出这些组网方案中的所有设备。自从诞生之日开始，SCDMA就是在整个国家的电信频率规划框架之内发展的，所用频率巧妙地切入到GSM的保护频带之内，从而既利用了资源，又遵循了国家整体信息化战略的发展。400M SCDMA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改频，并开发生产出全部配套产品，也只有掌握系统技术的企业才可以做到。如果没有信威这样拥有专利、标准以及产品开发能力的中国企业，实现“村通”就仍然要使用其它国外标准和技术。那样的话，不仅政府对无线电频率的全局规划必然被打乱；而运营商也将会在“建网-营运”的成本收益和普及电信服务的义务之间踌躇不前。偏远、不发达地区的农民什么时候、按什么价格、获得什么样的服务而用上电话，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第二，信威在村通项目上的迅速进步，建立在信威已经有了1800M SCDMA成功建网经验的基础之上。前面的经验使信威的技术人员对SCDMA系统的技术特性和无线接入产品的市场需求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提高了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这证明了本报告反复强调的主题：只要有实践应用的机会，本土技术和本土技术能力就可以不断进步。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一直都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村通”只是在面对“数字鸿沟”的过程中遇到众多问题的其中之一。通信网络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会因为不同的物理空间、不同的需求特征而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所以不仅农村市场会呈现出本土特点，而且任何通信网络都会随着复杂性的增加而逐步呈现出本土特点来。外国提出的技术标准，往往也是基于其本国的市场特征和需求特征。因此在采用外国标准时，很多本国市场运营中所出现的特殊情况只能通过运营商的“网络优化”来弥补：如增加直放站，增加基站等等。这种手段尽管有效，但必将增加建网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解决“村通”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信息化过程的关键因素是发展出来基于中国市场特征的技术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结构)，而达到这个目标只能依靠本土企业的创新。
-SCDMA向宽带技术挺进
经过市场的锤锻，1800M SCDMA和400M SCDMA(两者都属于SCDMA的R3版本)已经成熟，这为SCDMA系统开发平台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信威目前正在开发属于SCDMA R4和R5版本的McWiLL(Multi-Carrier Wireless internet Local Loop)，它是继SCDMA无线本地环路接入系统之后针对高速数据传输的需要而开发的一种无线宽带城域网接入系统。McWiLL仍然基于SCDMA的技术平台，沿用了时分双工(TDD)的传输模式和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核心技术，因而具备了SCDMA系列产品频谱利用率高、覆盖范围广的一般优点。但同 R3版本的SCDMA相比，McWiLL采用了多载波传输、软件无线电、自适应调制、联合检测、SWAP+无线空中接口协议等技术(智能天线和软件无线电被国际通信界公认为第四代移动通信关键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原有SCDMA技术的数据带宽瓶颈。因此，McWiLL能够在移动环境下提供更高速的数据传输。
SCDMA系统平台的演进
R4版本的McWiLL主要针对的是数据传输服务，目前已经获得了试验频段分配，并在广州和重庆铺设了试验网络(其中重庆网已经开始商业运营)。通过安装专用网卡，笔记本电脑、PDA等移动终端设备，McWiLL可以在网络覆盖范围内实现上行1M、下行2M的全移动宽带接入数据传输，用户可以轻松享受互联网浏览、高速数据下载乃至通过VoIP方式实现的视频、语音通讯服务。R5版本的McWiLL目前正处于样机研发阶段，它除了在技术性能上比起现有的R4版本将有较大提升之外，市场定位也将不仅限数据传输，而且根据B3G要求设计出一种融合语音通信和数据通信的全移动电信网络标准。
McWiLL所针对的无线宽带城域网领域是当前全世界高新技术竞争的一个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回顾近十年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生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就不难想象，以这两项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无线宽带技术将会有怎样的应用前景。一旦这项技术得到发展，以其巨大的潜在市场，将完全有可能对ICT行业进行一次新的“洗牌”。因此，各国ICT行业巨头都已经将目光瞄准了这一领域，以各种产业同盟、技术论坛等形式，试图在该产业全面提速之前在技术路径上(体现为专利和标准)把握主动，形成新一轮的先发优势。虽然目前无线宽带领域规模市场还未形成，商业模式也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围绕技术标准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各种面向未来的无线宽带传输技术可谓百舸争流。除了国际电联3G标准的增强型技术之外(例如WCDMA的增强标准HSDPA，它的目标就在原有3G系统的基础上提供14Mbps左右带宽的数据传输)，从IT行业逐渐兴起的各种互联网技术也开始由有线互联向无线互联发展。这一体系很多标准都来源于位于美国的一个国际性的专业技术组织：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近年来英特尔主导的Wi-Fi(802.11) 和WiMAX(802.16)都是基于IEEE的协议标准。除此之外，一些公司在掌握了关键技术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无线接入标准，例如Flarion Technologies公司的FLASH OFDM技术，ArrayComm 公司的iBurst技术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最近高通公司花6亿美元收购了Flarion Technologies公司。这个收购的含义有两点：一是表明高通终于认可了多载波宽带技术；二是通过控制关键专利，高通准备在宽带技术领域重演它在 CDMA上的技术垄断。
信威致力开发的R5版McWiLL在研发之初就设定了较高的技术目标。它的各种技术参数都不亚于 HSDPA和WiMAX等标准，有些方面甚至更强(R5版的上下行带宽将分别达到12Mbps和24Mbps，移动速度80km/h)。信威的 McWiLL可以说是目前在无线宽带接入领域里，在标准层面上唯一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技术，仅这一点它存在的意义就非同寻常。毋庸讳言，由于这类技术极强的网络效应，和任何一种面向未来的无线通讯标准一样，McWiLL失败的风险是很大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McWiLL虽然要面对WiMAX等强大对手的竞争，但如果将这些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主导企业的情况做一比较就会发现，McWiLL与其它标准相比在技术先进性、技术路径的选择以及产业化速度上都是具有优势的，这些优势来源于信威在技术能力上长达十年的积累以及SCDMA产品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如果要看清McWiLL的技术路径，首先应该将它与未来将在同一领域竞争的其它技术做一比较。正如前面提到的，目前面向未来的无线宽带标准(分为无线接入标准和移动性标准两种)大都属于国际电联(ITU)和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两大阵营，在两个组织内部也各自存在着几种相互竞争的标准。McWiLL除了与TD-SCDMA本属同源之外(但也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与其它的技术基本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将McWiLL与HSDPA等3G增强技术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优势在于语音功能相当成熟，而且能够通过现有的3G网络直接升级，实现宽带数据业务。但缺点是这些标准相对封闭，起步较晚。在数据传输方面，这些增强型标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3G各个标准在数据服务(带宽)上能力不足而提出的。相比之下，SCDMA R5版本的前身R4就是一个专门提供数据服务的标准，已经在两个地方组建实验网络和商用网络，而且目前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运营商已有了要上的打算。就建网进行测试与商用这一点来说，McWiLL已经早早开始起步。而SCDMA R5版本则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语音和数据业务的混合网标准。
另一方面McWiLL与WiMAX的技术路径也不同。WiMAX是一个名义上非营利性的技术论坛，它的主要目标是推动IEEE 802.16标准的应用，凡是达到该标准相关技术指标且满足互通互联要求的设备可以获得WiMAX认证，它的主导企业是在全球具有规模庞大产业联盟的英特尔，中国企业中兴、华为也是WiMAX论坛的成员。WiMAX的核心技术走的是IEEE互联网技术路线，该组织成员的专利技术共享性更高、灵活性更大，而技术变化的速度更快。WiMAX联盟虽然目前声势很大，但它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参与的企业过多，各种技术、利益协调的成本必然上升，这势必会影响技术的商业化速度，WiMAX迄今没有任何大规模组网的经验，仍然处于概念阶段(WiMAX的商业化运营目前预计要到2007年才能开始)。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对无线电频率的管理，WiMAX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频率分配问题的困扰。
与WiMAX不同，McWiLL走了一条依托于市场形成事实标准的道路。虽然目前阶段信威公司在独立开发McWiLL，但这样做却可以明显加快产品的市场化进程，R4版本已经商业组网就是最好的体现。虽然只有R5版本的McWiLL才可以在技术性能指标上真正超过WiMAX，但一直处于在应用中持续改进的SCDMA系统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经验优势。此外，一些专家指出WiMAX采用的语音技术并不适合语音通信(WiMAX所实现的VoIP通话效果一般)。英特尔虽然是芯片行业巨头，但它从来就没有在语音服务领域的技术经验，将来会面临许多问题。而信威多年来一直在语音通讯领域发展，积累了大量相关设备开发和市场经验，R4版McWiLL又让企业开始进入数据网络领域，能够具备这两方面的经验让信威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McWiLL完全可能在应用上走在WiMAX的前面。总之，信威在战略上选择了依托市场形成事实标准的有效途径，在战术上McWiLL产品市场定位明确，走了一条兼顾语音、数据的中间路线，这些对于形成下一代无线通讯标准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
McWiLL将来有两条发展路径可以选择。如果这项技术在无线城域网领域继续挺进，对中国企业在 ICT产业上把握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定位于无线城域网就意味着McWiLL要和IEEE体系内的WiMAX正面竞争，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McWiLL完全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IEEE的标准绝非具有必然的权威性，它所体现的仍然是相关主导企业及其同盟者的商业利益，英特尔推动IEEE 802.16标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其芯片的销售。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IEEE体系内还有另一个面向无线城域网技术的标准802.20，它的主导企业是刚被高通收购的Flarion Technologies和其他公司。据说这一标准在移动性上更胜一筹，但实际上它和WiMAX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即便都在IEEE的框架内，两个标准的支持者绝对是泾渭分明，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只能用商业利益来解释。而如果McWiLL能够加快产业化速度尽早而成为事实标准，不仅会自然得到运营商的认可 (得到国际技术组织的正式认可并非企业推动一项技术的必要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是到那时候中国企业将可以在ICT行业占据产业链的顶端。
另一方面，如果McWiLL走3G增强技术的发展路线，那么它对于中国的3G战略将具有重要意义。3G技术是在不断演进的，在目前国际电联的3G技术体系必须与宽带数据传输加以结合的关头，McWiLL恰巧地“后发先至”，就所能提供的带宽而言，从技术指标的定义上就超越了3G原有的技术指标。 McWiLL技术在标准上的“后发先至”以及在局部网络上的测试和商用试运营经验，为我国提出TD-SCDMA的增强型标准提供了一种宝贵的选择。同时，信威目前所推出的任何SCDMA解决方案，都与TD-SCDMA一样是基于原有的SCDMA平台，并且R4-R5版本恰好采用了多载波技术和ODFM技术 ——这正是目前我国3G增强型标准的发展方向。因此，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如果McWiLL加以适当调整完全能够成为TD-SCDMA的增强型技术。从而与 HSDPA、CDMA2000 1xEV-DO等其它面向宽带数据服务的3G增强标准展开竞争。所以无论McWiLL下一步如何发展，它的成长将会对中国ICT行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走出中国主导技术轨道(标准)的战略意义
SCDMA与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 SCDMA共同代表了中国通信工业在系统标准层次上的技术进展，标志着中国在这个领域中的技术进步已经从追赶型转变为赶超型。当处于“追赶型”模式时，追赶者的战略目标是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实现追赶的途径是不断通过包括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等方法进行产品开发以掌握先进者的技术，追赶者的主要竞争武器是在技术能力增长过程中的低成本。但是，追赶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局限：尽管在追赶过程中往往会有许多创新，但由于追赶者的技术轨道是由先进者所主导的，所以二者之间的差距可以缩小，但却永远无法消除。在ICT工业领域，系统标准就是追赶模式所无法逾越的最终差距，也是追赶者可能被领先者再次甩开的威胁来源 。
相比而言，在“赶超型”模式下，赶超者的战略目标是绕过先行者的壁垒而进入技术前沿，实现赶超的途径是走出不同于先进者的自主技术轨道，而一旦自己的技术轨道在一定范围内(例如本土市场)成为主导设计，赶超就会得到实现。当然，与追赶者相比，赶超者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虽然并不意味着只有自己做出所有的重大发明才可以走自己的技术轨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必须从更接近技术源头的地方开始，所以赶超者必须经历时间更长、更艰苦的产品化过程。赶超者走出主导技术轨道的过程比先行者更艰难，是因为后进者的技术发展面临着先行者的壁垒和压制，包括市场的不信任(经常表现为品牌效应)。但“赶超”比“追赶”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赶超模式将使自己的技术发展不再受外国技术轨道的主宰，而且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虽然SCDMA和TD-SCDMA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它们已经显示出对于以核心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本土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证明了系统标准对于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支持中国的系统标准成为主导技术轨道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系统标准是追赶者的最终技术壁垒
中国通信设备工业曾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上个世纪40到50年代，整个国际的通信手段尚处于固网机械或机电交换以及电报的时代，通信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所以中国的通信设备水平在那个时代尚可与国际看齐。但中国通信工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从60年代开始被迅速拉开，而且在90年代之前都一直存在被逐步拉大的趋势。60年代是程控交换技术和数字技术出现的阶段，而这些技术也决定了系统标准越来越重要，所以中国在新技术及其运作方式上的落后是技术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通信网络的广度与复杂度不断增加，对互联互通的要求也日渐提高，系统标准作为协调通信网络中不同厂商设备信息交换的关键环节也越来越重要。但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认识到标准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于中国的通信标准委员会是在2003年才成立的(此前的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研究组 是一个非正规的组织)。失去的时间正是国际通信新技术以及通信标准迅速发展的阶段。
中国通信工业在固网通信的程控交换机时代与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都进行过技术追赶，但差距始终都存在。在程控交换机时代，中国通信工业还处于部门管理体制下，政府各部委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很大，无论是在前期的技术消化吸收，还是对企业开发项目的投资，还是对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都对国内产业的迅速起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程控交换机时代的7号信令的联合攻关是一次重要的攻关项目：七号信令是解决不同厂商的产品之间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协议；当时邮电部联合几大部位组织会战，掌握了七号信令的处理方法，这对整个中国程控交换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通信工业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92年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学院开发成功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在于04机不是跟踪仿制出来的，而是开发团队在深厚的计算机技术基础上，采用了极富创造性的技术方案开发出来的。在这个创新的影响下，大唐、华为、中兴和金鹏相继开发成功大规模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国企业在90年代中期的崛起打破了中国市场的“七国八制”格局(从七个国家的企业引进了八种制式的交换机)，使得以线数为单位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快速下降，导致了一场通信革命 ——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电话的普及。
与本报告主题直接相关的是，中国通信企业在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崛起离不开当时的市场条件。从80年代后期起，“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引进先进技术的热潮使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演变为一个高速成长但管理分散的市场，各级电信局都有采购权；同时，完全开放的7号信令标准使各个厂商的交换机都可以在各个层次插入通信网络。这种竞争性市场条件给了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以巨大的机会。在早期，由于核心网络已经被外国设备占满，以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不得不从边缘市场向核心市场迂回，从C5级市场(农村网和本地网)开始，逐步向C3- C1级市场(长途网)渗透。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所以能够走通，就是因为中国电信设备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使中国企业能够找到切入点和生存空间。今天，中国品牌的程控交换机已经基本上占据了中国新增的市场(包括跨国公司主动退出这个领域)，但如果当时的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是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那么中国今天就不会有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企业。
但是，在程控交换机阶段取得突破的中国电信设备工业在移动通信阶段再次遇到壁垒。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时间进行追赶；其次，移动通信设备市场远比固网设备市场集中，而且移动通信系统的市场锁定(业内称之为“跑马圈地”)效应要大得多，意味着对后来追赶者的市场壁垒更高。
在第一代移动通信(模拟制式)的时代，中国厂商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仿制者，而且只是局限在无线网络终端(大哥大)的仿制上。在这一阶段，由于核心元器件的技术与生产都掌握在国外主导厂商手里，所以这一产业在国内当时并没有充分发展开来 。在第一代移动通信的仿制，由于中国厂商尚未掌握核心技术而没有成规模地发展起来。
在第二代移动通信(2G)时代，中国电信工业在，但却被挡在了家门口的本土市场之外。原因就在于中国电信工业在这个阶段的技术突破集中于在外国标准之下的产品开发(追赶模式)，而不是在标准层次上的开发。为帮助理解问题之所在，第二代移动通信GSM系统是一个如下的结构：MSC(核心交换)→BSC(基站控制器)→BTS(基站)→MS(终端)，如图所示。
GSM组网简单示意图
(1)MSC与BSC之间的接口称为ABis接口。ABis接口虽然是一个国际标准接口，但在2000年之前，中国大陆市场上所有进口设备的ABis接口在硬件上都是封闭的。只有在2000年之后，根据当时信息产业部以市场进入为条件作强制性要求，才勒令所有外国厂商开放了ABis接口。(2)BSC和BTS之间的接口称为A接口，这个接口在数量上繁多(因为BTS占据了系统的主要部分)，作为一种空中接口，它们体现了空中通道的构建模式以及数据信息流的传递模式等等，但在标准上是一种企业标准，至今仍然由各个企业封闭着。(3)从基站BTS到终端设备MS之间的空中接口虽然高度开放，但这也只能保证各厂商所生产的终端设备都能在同一通信标准的网络下使用。
与可以通过公开的7号信令把不同厂商的设备插入网络的固网阶段相比，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具有相当的封闭性。移动通信网络的采购往往采用先布网，后加密扩容的程序，即BSC的采购往往主要在早期进行，而在扩容阶段则通过不断地增加BTS来实现。运营商一旦采用某个厂商的设备布网，在扩容时还要采用同一个厂商的设备。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还导致运营商的采购集中化，例如到1999年，中国电信已经用GSM把国内3000多个县城覆盖了，其扩容又是一条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因为扩容的内容主要是增加BTS)。
事实上，大唐、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设备的开发上实现了更快的追赶，但却由于移动通信系统的特殊技术性质而难以进入市场。1992年6月，国家计委和邮电部将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研究(GSM)项目的攻关任务下达给邮科院(大唐集团的前身)，到1998年正式推出GSM商用系统。随后，华为、中兴也都开发出GSM设备。但因为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A接口无法互通，所以作为后进者的中国企业无法把自己的产品接入到中国运营商已经采用外国设备构建的网络中去。迫使中国企业又不得不重复一条从边缘到核心的道路。尽管华为、中兴后来在GSM的边际网和智能网领域获得突破并夺取了重要市场，尽管中国企业的进步迫使口设备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但中国企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设备市场的总量始终很小。到2000年，中国企业在手机、基站和移动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仅有5%、4%和9%。
中国通信设备工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阶段遇到的困境从反面凸现了系统标准的重要性，意味着中国通信技术的追赶必须从单个产品技术上升到系统技术的层次上。如果中国企业不成为标准的制定者或者参与者，则不仅在知识产权，而且在产品开发和市场都会受到严重制约。
抽象地说，无论是固定通信系统中的7号信令，还是第二代移动通信中的A接口，都体现为通信系统逻辑架构的一种技术实现。换句话说，系统标准的内在涵义充分反映了整个系统的设计者(标准提出者)是如何在各层之间实现自己的整体方案的，例如某层与某层之间如何搭建数据交流的通道，反馈机制如何建立等等。对于核心技术提出者或者说，标准提出者而言，这些关键技术与关键接口是一个把构思付诸现实——即寻找到切实可行技术实现方案的过程，而所有这些方案都会以专利的形式被保护起来。
对于没有参与标准制订过程的追赶者来说，产品开发既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攻关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宛如猜谜般的艰难技术探索过程——因为开发者必须首先是弄明白标准制订者在整个系统的技术结构和逻辑结构上是如何构思的。即使能够开发出产品来，也面临着标准制订者收取专利费的问题。这种在技术上的“先-后”、“难-易”逻辑反映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就体现为进入市场的“先-后”、“难-易”顺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固定通讯、第一和第二代移动通讯市场中，中国企业往往只能从模仿、组装开始，成为每一个市场的后进者，并且出于产业链附加值的低端。这既与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发展阶段有关，但是更直接作用的是“系统技术”主导“产品”，“研发”主导“生产”的逻辑决定的。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核心网市场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华为和中兴，却都在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的海外市场上取得重要进展？我们的判断是这与持有标准的外国企业目前采取较为宽松的知识产权政策有关：第一，目前WCDMA和CDMA2000正处于争取成为主导技术轨道的早期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公认竞争战略是，少收或不收专利费的手段来推动标准的普及，促进安装基础(installed base)的扩大(夏皮罗和瓦里安，2000)，当市场锁定效应产生之后再收紧知识产权控制。实际上，中国DVD工业陷入专利费困境的轨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二，可以验证这个命题的证据是GSM的竞争战略。GSM没有收专利费，原因不在于标准主导企业放弃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而是在于它们采用了不开放接口的战略，即通过封闭系统来锁定市场，以求获得最大的产品市场份额。目前GSM的高赢利阶段已过，其技术已经相当普及，所以目前GSM联盟正在准备向手机生产商收取专利费。第三，在第三代移动通信阶段出现了中国提出的标准TD-SCDMA，它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尚未清晰，外国企业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苛刻的专利费要求。华为中兴都是中国的优秀企业，发展出来极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同时也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而具有在外国标准中追加专利的能力。但它们毕竟还没有在系统标准上的开发。从逻辑上讲，一旦TD-SCDMA被废弃，而中国市场被锁定在外国标准上，外国企业必将收紧知识产权政策，那时华为、中兴将遇到现在还无法充分感受到的困难。
因此，只有在系统标准上取得突破，一个国家才能在ICT工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环节上获得优势。就通信设备工业而言，这种重要性体现为通信的系统标准与核心芯片设计、底层控制软件开发等等重要技术环节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只有系统标准的提出者才能完全掌握该标准的设计逻辑和算法逻辑，所以如果缺乏与系统标准设计者的密切知识互动，想要挺进核心技术环节的企业就只能通过一个反向工程来“揣测”、模拟如何实现系统标准设计者的逻辑架构，但这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
虽然以90年代初研发成功大规模数字程控交换机为起点，中国通信工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上取得很大成就，但长期以来我国在通信设备领域还没有培育出本土的核心芯片设计企业，所以在基站芯片和手机芯片等领域都依赖于外国供应商。除了受半导体工业基础条件的制约，更重要的原因是通信芯片设计企业很难在远离标准制订过程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手机工业最近几年的大起大落。1998年之后，中国手机企业通过外观设计创新(如折叠翻盖、镶嵌饰物、五颜六色等等)、低成本制造和市场营销创新在本土市场上实现了突破，其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甚至在2004年的上半年一度冲至50%的高点。但中国企业却一直无法摆脱技术“空芯化”的弱态，甚至迄今能够在手机的三层软件结构中做到第二层软件设计的企业都凤毛麟角。由于在技术上依赖外国供应商，当跨国公司迅速学会了中国企业在外观设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看家本事时，中国企业却在每次技术演进的转折期(例如从黑白转向彩色显示，铃声上的转变，显示技术的提高，附加摄像头等装置，摄像像素提高，等等)都要落后于跨国公司3-6个月才能推出相应的产品，终于导致本土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从 2004年下半年开始了触目惊心的回落。媒体普遍把中国企业的溃败归咎于缺乏核心技术，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中国企业是很难在外国企业主导的系统标准下突破核心技术的。如果外国企业开征使用GSM标准的专利费，中国手机企业将进一步受到打击。
-在系统标准上的突破就是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上的突破
掌握系统标准、走自主技术轨道的重要性也正在被中国在标准上的进展所证明。只是在TD-SCDMA的产业联盟逐步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电信工业才第一次拥有了核心芯片设计企业，手机终端制造厂商才第一次有可能与上游的芯片设计商和设备制造商互动研讨手机系统的开发。目前，TD-SCDMA联盟的展讯、天綦、凯明(由大唐、普天、德州仪器、诺基亚、LG、迪比特等企业建的合资企业)、重邮信科都已经开发成功手机芯片。3G阶段的趋势很清楚，欧美将继续在CDMA2000、 WCDMA芯片领域保持优势(目前95%的CDMA芯片供应是由高通垄断)，而中国芯片惟一能够突破并具有优势的就是TD-SCDMA领域。
同样，SCDMA1800M系统的手机原来使用的是外购的通用芯片。从2003年开始，信威与大唐微电子筹划启动SCDMA专用芯片项目，计划在系统的各个层面由与大唐微电子合作设计的专用芯片代替通用芯片。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信威从2004年5月联合大唐微电子公司、中关村的锐迪科公司和上海捷顶微电子公司开发“大灵通”手机的专用芯片。正是由于掌握系统标准所导致的系统设计和性能指标定义等能力，这个联盟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开发成功了“大灵通” 手机专用芯片。目前，信威已经向大唐微电子和锐迪科各分别下了100万片基带芯片和射频芯片的订单，这是中国自主开发的芯片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第一个上百万单位的订单。“大灵通”手机使用专用芯片后，元器件数目从原来的404个减少到233个，使手机的体积更小、更省电，而且还提高了可靠性。专用芯片项目的起步，使得潜在的合作伙伴可以便利地在芯片上二次开发，便于专利控制与保护，因而为组建产业联盟奠定了技术基础。
很显然，系统标准制定者的出现，使得本土企业有机会在产业发展的早期就认识到整体系统(尤其是其产品相应的)的逻辑路线与可能的技术解决路线，这无疑对于专业厂商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形成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帮助；有机会能够通过知识、信息的互动，通过企业之间在产业合作关系中的协作，从而跨越在追赶时期人为设置或本质存在的技术壁垒——这正是为何技术发达国家(标准提出者)能够长期通过把持核心技术、核心部件的设计从而获利，而技术追赶者(标准跟随者)尽管可以提高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量，却在向高附加值产业环节挺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的原因。芯片工业在设计上的突破，必然能带动市场上对芯片制造的增长；同时芯片制造业与芯片设计者之间的互动协助，也正是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国企业在通信的系统技术和标准上的突破，给整个产业链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还远不仅是芯片工业。现代通讯设备业是一个多元技术融合的产业，与之紧密结合的产业包括软件业(嵌入式软件)、检测仪器、终端设备、各种半导体制造工艺、材料科学等等；而终端设备中又分为手机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工艺、手机面板设计、手机各层软件、手机外观设计等等，通过与系统标准技术研发商的知识共享、交流、互动，是使我国整个工业获得在产业高端的“据点”，从而为整个产业向附加值高端进行结构调整带来可能。通过这一突破，不仅使得中国厂商可以在产业初期打破原有的绝对技术壁垒和相对技术壁垒(即人为设置的技术障碍)，在产品上挺进核心网络，更关键的是，它是中国通讯设备工业在芯片等一系列关键元器件上迅速提升的发动机，能够诱使整个本土产业链产生质的飞跃。
由此可得的一个推论是：本土企业在系统标准技术上的突破，是我国整个通讯设备工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全面挺进的一个关键。而这个庞大产业的崛起，将为我国的高科技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必须强调是因为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必将是以人的技能，尤其是以组织和团队形态出现的人的技能为基础的。只有本土系统技术的发展，才能为本土高科技人才提供在技术上系统化的、在形式上企业化(团队化)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能力提升的基础。这种造血功能，是组装制造业永远不能提供的。而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我国在ICT领域目前发展较好的产业，也将能通过多元的技术融合，通过半导体、通过电子技术这些领域技能的增长从而向其他ICT工业扩散。因而，我国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突破和在这个产业上的能力提升，对于中国整个产业格局的转变，都是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的。
在系统标准技术上进行研发的企业，不仅仅在产品上与从模仿制造起步的企业存在不同，而且在企业行为上也同样存在不同。如信威在整个企业的研发流程中，“系统设计”占据了提纲契领的重要地位，系统技术部门通过对系统目标、系统方法、系统方案的控制和发展，把握企业技术发展的方向；系统设计师的工作是定义产品系统，而不仅仅是实现市场上别的产品已有的既定功能。因而，信威和大唐移动这样的系统设计者的崛起，为中国不仅是在通信设备制造业，而且是在整个ICT工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面向市场的系统设计者。
我们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指出，技术是演进的，所以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是在应用中的持续改进。同理，通信标准是永远处于演进过程的技术系统，其演进动力来自对提高频谱利用率以及增加服务种类的需求。作为不同时期的系统技术而言，在演进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技术范式之间的跃迁，即在时间上相邻的两种技术方案的整个技术思路都发生根本性的不同，例如移动通信中从模拟通信(第一代移动通信)到数字移动通信；但同样也有可能在特定阶段中，市场上主导的技术标准的演进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就3G而言，国际各方已经形成的共识都认为它必须是一个演进的技术体系，所以ITU已经要求提出增强型的3G标准 。3GPP 的时间表是在2005年11月份完成各国增强型标准的提交，标准化的工作最终要在2007年完成。目前关于3G增强型技术以及B3G技术(后3G)技术的讨论在国际电信界已经成为了新的热点，例如HSPDA等等。而我国也在近期开展了对增强型技术的讨论，并逐渐地主要由各个科研单位提出了多载波和OFDM (正交频率复用)两种技术解决路线 。
3G已经被公认为演进技术体系，这个事实要求中国的决策者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战略问题：第一，“增强型3G技术”或“B3G技术”这些概念的提出，意味着3G作为连续演进的标准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移动通信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中国在3G时代不选择中国的系统标准，而任由其他两种标准的技术轨道主导中国电信运营业的发展，那么中国必将再次度过一段相当长的本土电信系统标准“真空时期”。这个空白期对未来中国系统标准的发展只能是负面效用大于正面效应，所以必须抛弃任何“如果在3G阶段不行还可以在4G阶段干”的幻想。
第二，只有采用中国的标准才能为中国在技术系统的演进上带来主动性。依赖外国标准，不仅无法对产品的升级换代进行源代码级的研发，而且运营商要进行任何系统转型都必须得通过国外系统开发商才能够实现，而这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例如目前在国内的PHS(小灵通)技术，占据了部分中国将用于3G的频率，但由于系统的改频将涉及到它的系统设计商、芯片设计商、设备设计商等等各个方面，从而对方根本就很难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国外市场而专门进行研发改动——哪怕在技术上，这种改动绝对称不上是难关。而反观只有国内标准才能提供这种自主演进的可能。例如信威就能把自己目前所有的系统频率都控制在GSM的保护频带之内(基于政府的频率规划绝不冲突)，而在具体的解决方案尚，在大庆的SCDMA网络面临大容量需求的时候增设LMCC作为整个网络的中枢，而在农话中设计了单 BSC系统和LSCC组网系统，针对城市高端用户的数据需求而发展McWill系统(同样基于SCDMA平台)，很好的体现了这种演进性。
因此，中国必须在3G阶段采用TD-SCDMA标准。由于3G的演进性质，所以TD-SCDMA也必须演进。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由于必须等待国家的3G决策，TD-SCDMA迄今还没有得到在市场应用的机会，所以还无法证实自己的市场生命力(实际上 WCDMA和CDMA2000也都还没有真正证实自己的市场生命力)。但从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TD-SCDMA得不到在市场应用中持续改进而发展起来的机会，中国电信工业在核心芯片设计、基础软件开发等等领域中刚刚成长起来的一大块本土技术能力都将随着系统平台的废弃而凋零。这不同样说明自主系统标准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吗？
由于TD-SCDMA还没有机会在市场应用中证实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力图将其边缘化的各种势力一直以散布对它的怀疑来阻挠它的应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SCDMA的十年市场之路为澄清是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SCDMA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技术可行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在市场上存活下来、发展起来，并且已经在中国无线市话和农村无线接入市场上显示出巨大潜力。这个经验证明，中国自主开发的系统标准是具有市场生命力的，所以与SCDMA技术同源的TD-SCDMA也同样可以具有市场生命力。TD-SCDMA目前所缺的，无非是一个在市场应用中得到持续改进的过程。
虽然都是系统标准，但TD-SCDMA和SCDMA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前者以未来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为目标，通过国际电信标准组织的正式程序被认定为国际标准之一，然后开发整个系统的设备，等待。后者则定位于边缘的固网无线接入市场，以市场变化为技术研发的导向，通过不断的市场应用走事实标准之路。两条路径受到两个系统标准的技术性质(一个是整个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另一个是局部无线接入的标准)的影响，因为市场应用的机会不同而各有其必然性。尽管不同，但两条路径都反映出中国系统标准的重要性，都反映出中国系统技术进入市场的困难性，也都反映出中国政府必须在推动中国技术轨道方面有所作为。
两条不同的路径及其背后的技术多样性为中国的3G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TD-SCDMA并非孤军奋战，而是拥有一个同血缘的兄弟。作为目前国内最有市场经验的系统技术，SCDMA的宽带无线接入技术McWill恰恰可以成为TD-SCDMA增强型版本的技术选择，共同构成无线通信领域完整的标准体系，使中国具备更自主地进行国家通信结构的布局能力。由于两个系统的成长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所以中国政府有能力协调两者的关系，推动它们成为中国通信市场上的主导技术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