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黄河绕黑山——蒙独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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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唐.元问好)

外蒙内蒙并非因为有了七十多年前乔巴山的竖帜独立，才划下疆界来的。从地理而论，原就有外蒙古(漠北)与内蒙古(漠南)之分。内蒙是中国领土，外蒙是中国的外藩。皆因各部蒙古人的互相倾轧从未停息过，一些被欺凌的部落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后又被女真人逐一征服了内蒙全境。实际上，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与明朝宣战时，内蒙已在满人的治下，并参照后金的八旗制度，设立了盟旗制，这模式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

按说，蒙古人建立过一个中国王朝，连北京之建都亦是他们的功德;及至清朝，他们也是开国元勋，其分离倾向总比其他几房人弱得多吧。却不尽然。

中华民国的版图里，新疆是不折不扣的一个省，而西藏与外蒙都明确定义为"地方政府"。这是从大清帝国传承下来的历史遗产，亦是符合现状与事实的。新疆自划归清朝以来从无地方政权，西藏与蒙古却都是高度自治的。政教合一的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军队;蒙古的情形稍为复杂，他们也信奉藏传佛教，但喇嘛活佛在草原上干预政治的能力要弱得多，蒙古人的事务却由各自为政的不同部落的贵族王公来执掌，却没有一个能号令各盟旗的"蒙古政府"。

藏人、蒙古人在大清帝国的地位都很显赫，前者体现在宗教地位上，后者被满族人视为手足兄弟，从血统上就比汉人高贵。大清律令一概禁止汉人到蒙古草原开垦耕种，蒙古人可在清廷出将入相，封侯封爵。汉人大将军年羹尧东征西讨，武功卓绝，最终仍被皇上赐死;蒙古人将军僧格林沁屡战屡败，却不须与菜市口的刀斧手打照面，那颗脑袋还得留待汉人(捻军)来砍，成全了他沥血沙场之孤忠与死节。

不过，要无端滋事，犯上作乱，那不管蒙人满人都是要斧钺加身的。前文曾提及的被清军屠绝的西域准噶尔汗国，就是蒙古人的西支，他们的祖先正是当年在土木堡生擒明英宗的骁勇非凡的瓦刺部，该部也是自元灭后唯一能围攻北京并一度杀进德胜门的蒙古人，尽管大明忠臣于谦率全城军民死战，德胜门的老百姓拆房揭瓦，痛掷寇兵，总算将其击退，但敌锋之凌厉，给中原人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世事白云苍狗，这支蒙古人后来流落到西域，似乎已出了"五服"，不再是蒙古宗祠的嫡系了，他们难免为此郁郁不乐。这支"准部"征服了南疆的 "回部"后，自觉武功大进，便要夺回他们的香火宗祠了。准噶尔汗国大举进攻外蒙古，这起历史大事件，正是外蒙归顺中国的契机。

二、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唐.杜甫)

其时的外蒙犹是妾身未明。尽管他们藏有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逃回漠北时带来的传国玉玺，中原却已物是人非，怎么说也隔了两个朝代矣!面对西域准部之大军压境，平时内讧不止的各部落只好紧急聚首会商，是挂起大清帝国的龙旗还是与俄罗斯结盟?要说历史文化渊源，中俄不过是一线之差罢了。因为俄罗斯也是从蒙古人的金帐汗国下独立出来的，他们也曾是拔都(成吉斯汗之孙)、别哲、速不台等蒙古先贤治下的臣民，当然中国亦如是，这才教人委决不下。末了还是著名的库伦活佛一言九鼎:俄人不信佛教，衣着也透着古怪邪气，中国和平富足，又信佛，衣着飘飘欲仙，还是向南归顺吧。

库伦活佛说的大概是丝绸，这确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深意象"。如今距外蒙加入中国的"九白之贡"(献上白驼一峰，白马八匹)已足足三百多年，塞外出产的皮袍子已比内地的丝绸贵得多了。

库伦活佛之"和平富足"说，在当时倒并非虚言。在紫禁城里坐龙廷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熙大帝。不过，康熙虽有和平意向，却绝非欠缺横刀出塞，勒马燕然的豪气。他邀请被人追杀的外蒙各部临时南迁，给予应急赈济，归顺的酋长、可汗初次见到中国皇帝，发现康熙能操纯熟的蒙语与他们话家常，态度亲切，真是感动之至。康熙又呼吁准噶尔人罢手休兵，退出外蒙。他的态度还真的算得上十分祥和。然而，准噶尔人却不"带眼识人"，比之库伦活佛不如远甚，他们乘胜横扫漠北高原，前锋甚至突入内蒙。于是，大清的黄龙旗便猎猎飘出长城，等到准噶尔人看到这幅漫卷西风的丝绸织物，才晓得是大清皇帝御驾亲征来了。结果不言而喻，准部大败，仓皇退回西域。倒是康熙无意"宜将剩勇追穷寇"，准噶尔人缓过一口气来，祖先勇武的血液始终在其脉管里骚动不已，五年后再挥军直取漠北，不过这时外蒙已是中国藩属，康熙二话不说就上马亲征，准部全军覆没，连大可汗和英勇善战的皇后也一同战死。

平心而论，准噶尔人是真正具备成吉思汗之气质真传的伟大子孙。从文学的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一部英雄史诗。教人联想起当年奥斯卡金奖巨片《勇者之心》，那些孤绝而强悍的苏格兰人，不也是如此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吗?西域准部屡败屡起，雍正年间他们又与清朝宣战，再败;乾隆年间，他们两度与清朝开战，最后一役在清军大炮与天花瘟疫的双重打击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终于被屠绝，至为悲壮地结束了他们与强敌相抗八十多年的历史。

三、下国卧龙非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唐.温庭筠)

诚然，也因为准部的败亡，使得信奉佛教的蒙族人在西域大大萎缩。也使得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部成了那里的主要族群，虽然他们两家早先都是突厥民族的不同分支。准部淡出历史舞台的另一后果是令新疆变成了中国的行省，而西藏及外蒙则享有"地方自治"的地位，清朝派驻藏、蒙的只是"办事大臣"，派驻新疆的则是"将军 "与"参赞大臣"，与内地行省的"巡抚"稍有区别，而大致与满洲、内蒙、青海的行政结构相同。很不幸，新疆的回部并不享有西藏人、蒙古人那般的尊贵地位，这是清朝民族政策的一大败笔。维吾尔人与汉人一样，都是低人一等的贱民。清廷还强行将原来比邻而居并相处融洽的维、汉两族，强行画地为牢成"汉城"与"回城"分居，不准通婚。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后仍未有大的改变。有清一朝，罕闻"藏变"、"蒙变"，倒是"回变"此起彼伏，人们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也可略见一斑。

四、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唐.祖咏)

中国人都晓得历史上曾有一个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清朝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平等条约。"弱国无外交"，这是联合国宪章诞生前漫长岁月的一条定律。清朝国力如日方中，此条约正是连败俄国远征队之后签订的。大清使团中可有"韦小宝"此子?却是无考。倒有一个汉人重臣佟国纲，《鹿鼎记》里的索额图正是使团的首席外交大员。索公果然如演义小说中那样粗豪，谈判中多次拍桌子，条约就这么拍出来了。其实，"平等"即是双方之实力，"谈判"即是双方之妥协，这是游戏规则。中俄均作了让步，换来了两国间一百七十年的和平。

尼布楚就在外蒙。不巧这份条约恰恰没有就中俄的中段(即外蒙)边界划下道儿来，俄人不愿谈这个问题，于是协议里这段就被悬空了。至雍正年间，中俄又签订了 "恰克图条约"，原属蒙古人祖家的贝加尔湖辽广地域划归俄国。这条约不太理想，但考虑到清廷总想一了百了地勘定中段边界，也就罢了。

在黄龙旗行将坠地之际，蒙古草原上燃起了"独贵龙"运动。在中共钦定的历史教科书上，独贵龙运动只是极为浅淡的一笔，且仅强调它的"反帝反封建"，而避而不提它有"蒙独"的诉求。其实，国家衰颓如此，某房人欲琵琶别抱，亦势在必然。独贵龙的基本骨干都是下层的贫苦牧民，颇有江湖帮会性质，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同盟会，也大致如是。不过，独贵龙的核心中并不乏知识分子、僧侣及一些贵族。

不幸的是，外蒙的独立并不是在这一群蒙族优秀分子手中完成，而是由沙俄操纵的上层王公、喇嘛合演的闹剧。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沙俄军队随即开进外蒙，拘禁清朝办事大臣三多，强迫他在同意外蒙脱离大清帝国的文书上签字，另一荒诞要求是，蒙古军队将远赴北京保护大清皇帝，要三多立刻发军饷。

三多是腐败不堪的清朝官场中难得一见的清廉正直的良臣。他精通蒙学，在外蒙库伦忠于职守长达三十年，几可称为"班超第二"。他拒绝沙俄及反水的蒙古贵族的威胁，而且被仓促召集前来的其他盟旗的王公与喇嘛活佛，错愕之余，誓不听从俄人之意旨的，亦不在少数。但他们竟被拖出去领受极刑----五马分尸之"车裂 "。三多被俄兵毒打，并用囚车押解出外蒙。

五、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南宋.陈与义)

1911 年12月28日，"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宣布登极，九五之尊为成吉思汗三十世孙哲布尊丹巴。参加盛典的外国使节仅有俄国一家。当时的中国正值天地变色的大时代，四海翻腾，六神无主，行将就木的满清政权在"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承认了库伦政府的"自治"。俄国立刻与草原上的儿皇帝签订了 <俄蒙条约>，俄人有保护外蒙自治、阻止中国向外蒙驻军与移民的义务;俄国更攫取了在外蒙的诸多特权，一如自己的殖民地。库伦军队在俄国军官的指挥下，向外蒙其他不肯归顺的盟旗发动攻击，最惨烈的可推"科伦布屠城"，被活剥、轮奸、车裂者多达数千。他们还横戈杀进内蒙，号令"光复蒙古疆土，完成帝国复兴"。然而，中国军队虽然孱弱，却非库伦骑兵所能撼动，中国守军保卫归绥(呼和浩特)的一仗，打得来犯者丢盔弃甲。狼狈逃蹿的库伦军也纳闷，怎不见本族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呢?

原来，此时的中国情势已有极大的变化。1912年，神州易帜。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东蒙十旗在1912年和1913年两次召开东蒙王公会议，拥护五族共和，要求库伦取消独立。1913年西蒙三十四旗召开西蒙王公会议，决定"联合东蒙，反对库伦"。1915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中华民国重新派出办事大员到外蒙库伦。次年，举行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策封外蒙哲布尊丹巴的典礼，继而在外蒙开设中国银行，并开辟张家口至库伦的直达公路。在外蒙已"自治"的既成事实下，国府尽其所能地维系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由于其他盟旗都拥戴五族共和，外蒙政府也派员到北京。

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外蒙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人以对抗赤化为名，适时推出大蒙古国的构想并煽起"泛蒙运动"。不过这一主张连外蒙政府都未敢附和。1918年，北洋政府向库伦派驻军队，随苏维埃红军向远东逼近，中国军队增至六千，外蒙政府并无异议。但在1919年，北洋政府的"铁扇军师"徐树铮将军领兵出塞，解除外蒙军队的武装，约见自治政府内阁总理及其他王公，说明国际局势之消长，希望他们"弃小利而存大义"，无条件放弃自治，令外蒙重归中国版图。

徐公挺进库伦仅五日，一切都办成了。然而，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他凭刺刀将外蒙变成中国的行省，遣散一切蒙古官兵，并剥夺了蒙古贵族、高层僧侣的传统权力，侵害了中层封建主的固有利益，完全罔顾外蒙从来就有地方政府(盟旗自治)，你不许他裂土称皇，这还说得过去;但将宗主权化为中央垂直统治(一如今日之西藏)，这是昙花一现的"光荣统一"。

六、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唐.李商隐)

外蒙既然不愿依附在中国这块朽木上，那么，怯懦的王公贵族做不成的事，便由强悍的共产主义信徒来做了。苏黑是漠北牧民之子，当过清朝的驿站马夫，也曾入伍外蒙军队，由沙俄教官授衔骑兵连长。他是自学而成为下层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乔巴山因家境赤贫而入寺当小喇嘛，后还俗，1914年作为库伦政府的"公费生"送往俄国读书。沙皇倒台后他们组织了革命党，徐树铮的军事占领又使得他们逃出国境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1921年，白俄恩琴男爵纠合残余白军，流窜入蒙，一举占领库伦，裹挟外蒙王公宣布独立。未几，苏黑与乔巴山的红色游击队在境外秘密集结，一夜突袭外蒙买卖城得手，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守军连丢两城，那些南逃的战马再也没机会吃回头草了。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要武力"平叛"，却被曹锟制止，因时下正与奉系打仗;奉系的东北王张作霖倒真的调兵遣将要出征蒙古了，却在最后关头被日本人劝止，理由同样是先推翻直系北京政府再说。

大漠上的红党白党要见个真章，白军围攻买卖城，兵微将寡的"人民军"却好象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处变不惊。原来他们已"邀请"苏俄远东红军前来助拳了。如列宁所言:"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红军"解放"了外蒙，便再也不会离开。却说外蒙的红色政权甫成立，还是很讲"统一战线"的。他们采取"君主立宪"制，仍推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大汗，不得干预国家事务，作为黄教教主，则享有宗教权力。果然，他们不到三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导致一系列的动荡与武装反叛。

当初的政府总理兼外长是鲍陀，他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贵族，蒙学汉学功底深厚，极孚众望。他对内主张尊重蒙人的宗教信仰与感情，寺院僧侣受国家保护，在减免捐税时也要谨防以过激手段剥夺领地王公的财产;对外他主张除了学习苏联，也要建立与中国、日本及西方的文化与外交联系。

鲍陀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蒙古人原是不留辫子的，蒙人追随努尔哈赤进攻明朝时，还是短发，清朝建立时强迫汉人留发，蒙古人也蓄了辫，现在中国是民国了，汉人都剪了辫，我们也顺应潮流。苏黑与乔巴山正要摆平他，便将辫子的废存上升到"党的路线"来痛击他。谁知鲍陀颇有蒙古祖先的犟脾气，辞去总理一职。政敌当然成全他了，封金挂印之后的鲍陀，曾秘密前往东北，请张作霖出兵驱逐苏俄红军，张说只要你们不独立，出兵外蒙是迟早的事。此议却东窗事发，鲍陀与两位在任政府部长被处决。

接下来轮到苏黑了。外蒙的"双头国父"，正犯了天无二日之大忌。1923年初，苏黑被毒死，卒年仅30岁。很奇怪，这宗公案至1940年才被宣布破获，乔巴山指为以前的第二把手丹尚(时任副总理与人民军总司令)干的。而此人早在1924年就在蒙共党代会上由苏俄" 契卡"(KGB前身)人员冲进会场逮捕并枪决了。同在这一年，外蒙的大汗、圣僧活佛哲布尊丹巴病逝，蒙人顿失宗教精神支柱，都到寺院祈祷他早日轮回转世。而乔巴山当天就召开紧急会议，将大汗之印玺收归政府，旋即取消君主立宪，活佛转世这事不忙，乔巴山公布新宪法，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一切权力归大呼拉尔，于是----"大呼拉尔万岁 "!

七、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明.钱谦益)

二战末期，英美中苏四大国之暗盘外交波诡云谲，苏联对远东的势力划分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现状";其次是满洲铁路要由中苏共同经营，大连港口要"国际化 "，前沙俄租赁旅顺军港的旧约要恢复。蒋介石闻之大怒，他至痛恨的就是旅顺军港之"租赁"说，这点与毛泽东其后的态度完全相同。

他对苏方表示:外蒙"现状 "就是中国拥有主权，1924年中苏条约已承认在先。但中国愿意宣布外蒙是高度自治区，包括国防、外交的自治。苏方不允，且在英美的联合压力下，中方在旅顺军港的"共同使用"上作了让步，但强调"管理权在中国"，以换取苏方同意中国在抗战胜利后，才提出外蒙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以确定其地位。当然很关键的一点是，国府要求苏方承诺不支持战后中共的任何颠覆活动。苏方很痛快地答应，皆因他们事实上对毛泽东几无控制力。

即使如此，在签订这份条约前夕，宋子文外长也宣告辞职，不愿顶这个屎盆子。

1945年10月，外蒙开始 "公民投票"，国府派员观察。乔巴山选择的方式是，每人必须在投票站向主持人表述自己赞成或反对的观点，然后在票子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国府观察员表示反对，但无效。开票结果:全民赞成独立，无一票反对。其实不须如此，外蒙也会选择独立。外蒙之裂土而去，终是覆水难收。

1946 年1月5日，国府承认外蒙独立。随后时局激变，1949年，国府向联合国控告苏联，延迟撤退东北苏军;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唐努力乌梁海大片领土; 支持中共。这均违反中苏友好协定。1953年，已逃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宣布废止这一协定。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公告也随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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