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石门坎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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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青年报 2010-09-15

从外表看，石门坎不像是个很有文化的地方。这里几乎是中国最贫困的乡村，茅草屋触目可及，屋里人畜共住，不到百米长的街道上布满大小不一的坑洼，污水横流，一到夏天，苍蝇乱飞，一不小心就得踩一脚牛马的粪便。街上总能碰到似乎长期没有洗过脸的人，颜色灰一块白一块。没什么娱乐活动，看电视是孩子们在打猪草之余，为数不多的用来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

但杨忠信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有膝盖那么高的荒草，找到已经废弃多年的游泳池、篮球场。他手舞足蹈地一比画，就复活了这个村落曾经十分辉煌的时光。

在石门民族中学一间四周没有窗户的校史馆里，这段辉煌历史被原原本本地记录在许多老照片上。照片都有点模糊，泛着黄色，上面有一大片欧式建筑群，那是过去的石门坎学校。照片上还有一个大型运动场，里面曾经容纳过100支来自全国的运动队进行比赛。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一度从偏远落后的状态，一跃变成“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曾经担任过威宁县教育局局长的杨忠信相信，自从1905年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个村庄时开始，在那些长满杂草、如今被用来拴牛的地方，曾经生长出一枚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现代教育的硕果。

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教育还远近闻名。那时，年幼的杨忠信正是出于对这种名望的仰慕，从自己居住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步行到石门坎求学，路上整整走了12天半。

如今早已退休的杨忠信，曾经花费大量时间，一点点走遍了滇东北苗寨里那些曾被石门坎教育影响过的地方。他发现，辉煌一时的石门坎教育已经被很多人忘记，当年遍及周边乡镇的学校，如今也都无处可寻。

为此，他写过县志，写过石门民族学校校史，试图保存那段历史。他觉得，当年那种“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教育，以及它所创造的奇迹，不应该被忘记。

柏格理办学

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今年61岁的石门乡政府秘书张国辉曾听父亲讲，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老人懂汉语，这些老人很受欢迎，因为所有人上街赶场都要接上他们，充当翻译。

石门坎交通不便。直到今天，贵州公路网也没有延伸到这里，多数村庄之间也没有能够通车的道路。一年前，一个乡干部从县城开会回来，路上遇到泥石流，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整整走了三天才到家。

没有人知道柏格理通过什么方式到了这里。1905年，这个瘦高的英国男人开始在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在当地人嘴里，柏格理建学校的故事至今还被讲得绘声绘色。据说，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牛皮割成细条，最后围起来的土地足有80多亩。

这座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这些当地人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

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换下洋服，一身中国式的打扮——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老人们听说，他为人和蔼，十分尊重苗族人，路上不管遇到谁，总是先让道，口里说声“得罪”。

除了办学校，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当时，苗族并没有文字，人们靠着古代歌谣传承历史故事。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经过几次失败，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文字分“小字母”和“大字母”，用小字母表示声调，里头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以及自创的几何图形。柏格理还研究了当地苗族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这套文字在许多村寨沿用下来，直到今天。

这个英国工人的后代还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择其中的优秀学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从这个过去从没有过现代教育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孩子出发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学校变成了一座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杨忠信曾经查阅资料发现，20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有10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不过，柏格理本人并未亲眼看到这些。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这名51岁的英国校长因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染病去世。就在这一年，对石门坎影响深远的一个苗族孩子朱焕章，跨进了光华小学的校门。

从目不识丁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飞跃

杨忠信至今记得，当年在石门坎求学时，条件十分艰苦，“冬季穿的都是单薄衣裤和草鞋，上课时有的同学只得提上个暖手的木炭火炉，夜间，一床薄羊毛毡半边做垫半边盖，寒冷难眠；夏天，一催熄灯号，壁蚤排队出来了，咬得人难以入睡”。

但这所艰苦的学校，却彻底改变了石门坎。杨忠信能掰着手指，一一历数这里创造的多个第一。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他还发现，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现在，整个石门坎甚至找不到一个邮政所，但在当时，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

柏格理开启的现代教育，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年石门坎留下的很多故事，如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几年前，几个英国人来到石门坎，遇到了张国辉的二叔、当年的石门中学毕业生。他们用英语对话，交流非常顺畅，一旁的翻译根本不需要开口。

杨忠信也在石门坎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从高一时开始，遵照当时的教育改革，杨忠信开始学习俄语，再也没有捡起过英语课本。但如今，他说话间嘴里还会不时蹦出几句简单的英语。他表示，这都是在石门坎受教育的结果。

在母校百年校庆上，有人曾回忆起30年代石门坎的某次体育运动会。当时，举办者出了一道题：一个农夫背负狐狸、鸡、米过河，条件是每次只能带一样，使狐狸不能将鸡吃掉，鸡又不能吃掉米。要解答这道题目，需要列出二元一次方程。

“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教育体系工程所结出的硕果。”回忆者感叹，“很难想象在短短的20年里，山里的农民从目不识丁完成了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飞跃。”

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成为石门坎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

杨忠信还记得，当年的大足球场离学校有一公里，每周六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踢两个小时球。得益于当年的锻炼，杨忠信50多岁时还能在县城和一帮棒小伙子同台竞技，“我打前锋，能在场上跑个40来分钟”。这个平日一直端坐着的老人说起这些，手舞足蹈地比画着，并专门补上一句：“马拉松长跑，我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

今年已经70多岁的朱玉冰是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的女儿，她从小就听父亲讲一些传奇般的故事。比如，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说了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专门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前来比赛，结果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临走时，这名司令员硬是带走了当地的几名球员。

昔日的西式教育，如今在石门坎仍然留有痕迹。当年修建的足球场上长满野草，但仍然能看到被砸出几个缺口、刻着中英文碑文的石碑。用青石条修在半山间的两个游泳池，一大一小，一浅一深，虽然早已滴水不存，但依稀能看出四面的围墙来。

而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全民运动会”，影响远远超出了石门坎。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统计，发现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

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

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当地许多人坚信，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几年前，有个外国人来到石门坎，总是感叹村民生活贫困、精神麻木。但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当年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农村老人，脱口对他说流利的英语，并且亮出娴熟的脚法，和他讨论足球。

山区里的现代化社区

朱玉冰曾经收集到一本父亲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书页已经泛黄，满是补丁，不知被翻读过多少次。书的内容有识字，有劝学，有幽默诙谐的小故事，还有农业选种、耕种知识，文字接近口语，通俗活泼。

其中“分工合作”一课中写道：“农人种稻麦，裁缝做衣服，工人造房子，商人通有无，大家分工，大家合作，人类的生活才能满足。”插图栩栩如生，一目了然，识字和传授经济学常识兼而有之。

除了教授现代知识，光华学校的教育者们重视在当地开展乡土教育和实业教育。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成立的时候，苗族人王明基就在医院旁边，推广种植和手工业技术。王拟定的《推广实施大纲》，包括成立生产合作社，试办小规模农场、民众教育和协助乡村卫生事业等，推广部还组建了毛纺厂，普及织布技术；大批苗族青年被送往外地，学习各种外来技术。

杨忠信对这种“生活教育”的结果印象深刻：“从对面山上看过来，像一座小城市，当时的房子，都打了土墙，盖了茅草，墙都要用石灰刷白，看上去雪白一片，每年的春天都要粉刷一道，石板路或者土路，都要扫得干干净净。”当时，一些外地的苗族人会专程来石门坎参观。

教书之外，朱焕章走遍了附近滇黔川三省交界区的苗民村寨，推行平民教育，帮助人们脱盲。当时，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大花苗人，都能通读朱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

1935年，朱焕章从华西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前来观礼的蒋介石认为朱焕章代表毕业生的发言“语言通俗，道理深奥”，希望他留在重庆绥靖公署工作，却被朱拒绝。

回到家的朱焕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宋美龄送的良种鸡在当地繁衍，建成了“朱校长的养鸡场”。

在朱焕章之前，另一批毕业生还在当地建起麻风病院，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石门坎还有一位校长吴信纯，毕业后回到故乡担任校长，还把学校的分校开到了其他地方，并带领人们开梯田，植树造林，把一片贫瘠的石头山改造得郁郁葱葱。

如今，保留在石门坎旧址上的《石门坎溯源碑》上，刻着“裂开泉石，牍启心门”这样的句子。每当有人前来拜访，张国辉都会带着他们来这里。10多年来，他先后接待过数以千计的学者和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两三拨”。

在这满脸皱纹的老人看来，这块石碑和它记录的故事，是石门坎最值得让人记住的东西。

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杨忠信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在石门坎读书时的一位老师。当时已经40多岁的总务主任杨耀先，隔一段时间就要到昭通采购粮食或教具，来回要走70多里山地。为了省钱，杨耀先从来不雇马，100多斤重的东西，他常一个人扛回来，一趟走下来要10个小时，不但山路艰险，还有可能碰上土匪。

这名昔日的教育局长叹息：“这种精神再也找不到了。”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朱焕章曾一度前往昭通市一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然而他发现，苗族学生仍然难以进城求学，于是在1943年再次回到石门坎，与本族精英分子一起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一度成为邻近三省近20个县市的最高学府，共管理着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院和一些医疗机构。

朱焕章回乡从教，工资微薄，生活拮据，甚至很难给6个女儿带来基本温饱。迫不得已，朱校长的家人只好自己纺麻做衣服，自己种菜，一床被子东破一块西破一块，被姐妹们撕成了条条。杨忠信还记得，朱焕章经常身披麻衣，脚穿草鞋。

朱焕章卖马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石门坎山路难行，朱校长喜欢养马，既能代步，也能改善生活。但朱玉冰记得，每当有穷学生要出去深造，父亲就要卖一匹马，剩下的钱就换成盐巴，敲碎了分给教员们。有一次，朱焕章到云南昭通办事，路途中遇到一匹马望着自己长啸不止，走近一看，原来正是之前自己卖掉的马匹，消瘦不堪，可能是日常背负太重，背上有一块块破皮。

朱玉冰含着眼泪回忆，回家后，十分爱马的朱焕章说起此事，不觉泪流满面。

杨忠信表示，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一名社会学家评价“石门坎现象”时说，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市场经济的今天成为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着的乡亲，迅速地忘却自己的由来。而石门坎曾经的教育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在这些教师的熏陶下，石门坎的学校里朝气蓬勃。每天只有三两杂粮可吃的杨忠信还记得石门坎教师亲手创作的劝学励志歌。他印象最深的是那首《书读不好我不回头》：“世上无难事，只怕不用心，书读不好，我不回头，再苦再累，定要学深学透。”

“球场上龙争虎斗，教室内外书声朗朗，树荫下三五成群学生在潜心复习。集会出操号声响彻山谷，荡漾在数公里之外。”现居昆明的朱艾光先生这样描绘昔日学生生活的生动场景。

校园的精神风貌今天很难见到。每当客人来访，全校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

杨忠信手中一张翻拍的照片展示了这样一幕：学生们整齐地排列在崎岖的山道两旁，清一色身穿白褂、满脸稚气，正在翘首等待嘉宾。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当时，县城的两所中学都停办了，石门坎中学也面临教会津贴中断、政府还没接管的窘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但是石门坎上空的读书声一天都没断过。

石门坎奇迹

尽管没能找到石门坎昔日教育的现实踪影，杨忠信还是努力勾勒出这段历史的部分面目。他认为，石门坎走出过10个省部级干部、20多个地厅级干部，以及200多个县处级干部，可以作为这种教育成功的一个范本。

石门光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杨苒惠1917年从华西大学毕业，时年21岁。他的儿子杨体耀回忆说，石门坎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花苗（苗族一支）文化、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自己一家文化、文明的发祥地。大花苗文化是从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自己这一家，有文化是从父亲一辈开始的。爷爷是第一代，是一个铜匠，没有文化但有远见；父亲算第二代，是一个中学生；自己这一代算第三代，出了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第四代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一个高中生；第五代已经出了四个大学生。

这是石门坎当年的教育改变无数个人、无数家族命运的一个缩影。这种改变，正始于柏格理办学。

过去的石门坎留给人们的，并不只是残存的教堂和老人们嘴里偶尔蹦出的英文单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试图复原这段历史。

朱焕章的女儿退休后，选择回到石门坎居住。有时候，她会漫步校园。父亲曾种下樱桃和苹果的果园在“大跃进”的时候被砍伐殆尽；女教师宿舍旁边小花园里的秋千架只在60年前的黑白记忆中摇荡，而如今这里变成了一片茂密的玉米地。但那些往事从来没有在她心里消失，只要有机会，她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2005年，石门学校举行百年校庆，云南、贵州、四川、香港等地的老校友和英国牧师柏格理的后人聚集一堂。他们中，最老的已经将近90岁，不少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由儿女搀扶而来。

谈话间，老人们说起石门坎的奇迹。有人这样指出石门坎的启示意义：如果说教育文化低落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贫困，那么石门坎从前的经济也很贫困，穷人求学、穷人办学，石门坎文化奇迹是在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取得的。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隔多年后回到故乡，说起儿时就读过的大教室，激动不已：“在天边都看得见石门坎的上空几颗亮亮的星星，谁不跑来呢！”

转贴说明：石门坎衰败的原因可能是 1）交通不便，不通公路。2）当地产出有限，需要大量外部资金才能维持正常运转。1948年地震破坏了基础设施，1949年后国外教会资金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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